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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選書】本月推薦您這些好書👉 快來看看
內容簡介
我知道，我在場，我記得，我見證了一切。
從各種極限勞動環境到職災細節，
從性別、階級、族群的多重面向，
親證還原組織現場、勞動狀況與工傷後的修復之路。
對勞動者來說，汗水的意義在熟悉的工作環境造成各種損傷便已改寫。
營造工人在工地裡揮汗如雨，卻無法在施工現場如廁；
移工們擠在窄仄的水泥鐵皮屋宿舍，逃生門後是美輪美奐的高級會客室；
有人遭遇高壓電擊而慘遭截肢，有人因機器的迴盪聲造成耳膜破裂或終身重聽。
勞動者往後走的每一步，牽一髮而動全身。
外表的異常讓人心生恐懼，汙名和成見雖加深隔閡，但殘缺世界裡仍有微光。無力者互伸援手，在風暴後和不利的環境搏鬥，在抗爭後有默契的抵擋差異，鬆動既有的階級與性別壓迫，跨越受害後的孤立處境。
我從沒有見過哭哭啼啼的受害者、可憐蟲，一個也沒有。我所親歷的，一直是缺手斷腳也要討回公道的勇氣、膽識與尊嚴。──顧玉玲
從各種極限勞動環境到職災細節，
從性別、階級、族群的多重面向，
親證還原組織現場、勞動狀況與工傷後的修復之路。
對勞動者來說，汗水的意義在熟悉的工作環境造成各種損傷便已改寫。
營造工人在工地裡揮汗如雨，卻無法在施工現場如廁；
移工們擠在窄仄的水泥鐵皮屋宿舍，逃生門後是美輪美奐的高級會客室；
有人遭遇高壓電擊而慘遭截肢，有人因機器的迴盪聲造成耳膜破裂或終身重聽。
勞動者往後走的每一步，牽一髮而動全身。
外表的異常讓人心生恐懼，汙名和成見雖加深隔閡，但殘缺世界裡仍有微光。無力者互伸援手，在風暴後和不利的環境搏鬥，在抗爭後有默契的抵擋差異，鬆動既有的階級與性別壓迫，跨越受害後的孤立處境。
我從沒有見過哭哭啼啼的受害者、可憐蟲，一個也沒有。我所親歷的，一直是缺手斷腳也要討回公道的勇氣、膽識與尊嚴。──顧玉玲
目錄
楔子
我們承擔痛苦的能力，也許比想像的，多很多
輯一 組織現場
那些我從組織裡學到的事
卡細聲咧
傷口是有力量的
賣命
我作證
屎尿大事
一點六米寬的樓梯
輯二 不孤單
祝福
我的弟弟阿勇
時間沒有了
小芳未成年
微塵
輯三 暗影與微光
慶功宴的脫衣舞
體貼
多麼重要的事
騙錢的婦人
死了一個原住民臨時工之後
和貓咪一起曬太陽
尾聲
藝術生產是政治的，也是民主的
附錄
勇氣的印記／張 樹
我們承擔痛苦的能力，也許比想像的，多很多
輯一 組織現場
那些我從組織裡學到的事
卡細聲咧
傷口是有力量的
賣命
我作證
屎尿大事
一點六米寬的樓梯
輯二 不孤單
祝福
我的弟弟阿勇
時間沒有了
小芳未成年
微塵
輯三 暗影與微光
慶功宴的脫衣舞
體貼
多麼重要的事
騙錢的婦人
死了一個原住民臨時工之後
和貓咪一起曬太陽
尾聲
藝術生產是政治的，也是民主的
附錄
勇氣的印記／張 樹
試閱
輯一 組織現場
那些我從組織裡學到的事
出報的每一個流程，我都記得。一般人想到報業媒體，大概不外乎就是漂亮光鮮的記者群、精明俐落的編採人員、標榜公正客觀的報社大招牌……但在報紙生產的過程中，還有打字、校對、打樣、組版、印刷、運送、發行等的連串勞動，才能夠將各式資訊及時送到讀者眼前。受雇者接力賽般一棒接著一棒，環環相扣完成了現場採訪攝影、寫稿校訂、下標編排、照相製版、印刷派報的忙碌生產流程，同時間還有廣告、發行、副刊及專題製作等。
當時，我是自立晚報產業工會的年輕秘書，長頭髮，標準捲舌音，看藝術電影，一身文藝腔。完全的格格不入。但我熱情洋溢，對人對事都充滿好奇心，什麼都想知道，張大了初啟蒙的左眼，全身都是雷達，什麼都入境隨俗，只盼能平起平坐。工會位於報社後門的巷弄之間，平日裡工會幹部與會員鮮少露面，於是工會秘書必須主動往報社跑，發傳單，做問卷，拉會員，約勞教時間，討論勞資爭議案，還有每月一次手寫的工會通訊，一張張發到小組長手中。小組錯落在早晚報不同的勞動時刻，為了和早報印刷廠的會員碰面，若非晚上七八點下班前繞到廠裡和剛打卡還在清洗油墨、暖機的工人打招呼，就是等待他們下班的半夜三時和大家聊聊。清晨返回工會，晚報人員來上班了。
生產新聞紙媒的勞動一環扣一環，截止作業的時間各不相同，勞動熱點也間隔錯落，故而除了直接上下游工序的接口之外，不同部門的從業人員之間並無太多聯繫，私交更是有限，對彼此的工作實況也不熟悉。工會成立之初，曾有印務工人反應印刷廠位居地下室，往來迴盪的機械聲形成的巨大噪音，指數早已超標。經工會幹部在非正式場合反應，社長火速下令，印刷工人每週可以申請兩副免費耳塞。
耳塞政策數個月後，我聽見部分工會幹部不以為然地說：「報社在問，印刷廠工人都沒去領耳塞，到底還要不要繼續發放？」
「嫌麻煩？出事了只能怪自己。」
「工人如果不懂得保護自己，工會做再多也沒有用。」有記者語重心長下了結論。
●
工作環境出問題，最徹底的解決方案是去除汙染源，若非減少機械容量，加裝消音設備，便是印刷廠移至別處。但彼時正值報禁、黨禁解除，媒體景氣大好，廣告頁無上限，印量只增不減，減機勢不可行，更不必說寸土寸金的台北市，遷廠如何可能。安全衛生的次要手段，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措施，雖說是治標不治本，狹小地下室的兩線印刷機互相較勁，吵還是吵的，但賜予免費耳塞，將危機阻隔於個人耳蝸之外。處理安衛危機的最下策，什麼也不做，繼續勞動至身體無以負荷，重聽失能或耳膜破裂，再動用標準嚴格的勞保工傷殘廢給付，謂之為最後的補償手段，代價是破損後無以修補的血肉之軀。
《自立晚報》是戒嚴時期就敢於發聲的報紙，因而匯集了敢言、具正義感的編採人員，這裡的勞動條件遠不如《中時》、《聯合》兩大報（當時的《自由時報》尚未開啟黃金別墅大抽獎、校園贈送免費報等行銷手段，尚屬邊緣小報），但白領記者們說起社會正義與言論自由總是特別大聲，頗有尊嚴。我們的工會幹部橫跨藍白領，報社的紅牌記者在理事會中聽聞印刷廠噪音問題，忿忿不平，次日與社長會面時便直接抱怨此事虧待工人，有損社譽。基層議題意外搭上了直達車，社長快速安排了噪音檢測，果真超標，於是速審速決，下令撥款購買耳塞以保護印務工人。
彼時工會初成立，確實也需要戰果以激勵人心，耳塞案就這麼快速定案了，不知為何卻推不動基層配合。夜裡我趁著暖機時分到地下室，撲面而來的油墨異常刺鼻，長久以來的通風不足，印刷機還未全速啟動呢，已然傳出彼此碰撞的嘈雜回音，震得我隱隱耳鳴。
「耳塞不好用嗎？」我弓起手背擴音，在熟識的會員耳邊大聲問。
「還好。」他不動聲色地操作儀表，額頭已然滲汗。
「那為什麼不戴？」
「戴了就聽不清楚機器是不是故障，同事叫你也聽不見，更危險。」
長久的重聽不好，當下的事故更不好，兩害取其輕。總是在兩害間作選擇，沒有更好，只有看哪個損失更及時、更無退路，撿剩下的那個選項，以及附帶而來的累積性職業病，在不知何時的未來，延遲給付但註定要來的傷害。但還能怎麼樣？就像是多數藍領工人總沒法子預作生涯規劃一樣，贏不在起跑點，也無暇儲備第二技能以待來日，眼前的危機都只有近與遠之分，挖東牆補西牆，暴雨一沖就垮。那些不必顧此失彼的人，才有條件往前看，籌備現在，規劃未來，風險控管得宜。
那也許是我對勞安議題的啟蒙，關於勞動環境的複雜多元，也關於現場實作的不可替代。權益若非集體力量掙來的，而僅只依賴掌權者之間一時仗義的交換，戰果終究不是戰果，不合用，也難以下嚥。工會給出罕有的機會，讓工人們藉由集體的力量，共同規劃未來，互相保護。而民主，終究是需要花時間練習的。
●
後來，工會建立了與資方定期協商的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來自不同部門。我們勤跑不同廠區的生產現場，蒐集各式各樣的問題與解方。那些年，勞資會議是兩造較勁的重要場合，工會藉著蒐集意見、解決問題，建立與會員的信任關係，並鍛練幹部們掌握相關法令與協商能力。
不同於台灣其他報業工會以藍領工人為主，自立報社工會的主要發起人是記者，編輯室除了一級正主管依法不得加入工會，其餘人都加入了，會員遍及各部門，且有很高的入會率。但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工會，卻面臨藍領工人不來開會的窘境。
阿德是檢排部門推出來擔任勞方代表的工人，高大健壯，豪爽明朗。他一開始也曾經很熱心地蒐集意見，並取得同部門同仁的連署提案，他主捉的議題在會議中也獲得明確改善。但後來，阿德開始找各式理由不來開會了，印刷廠工人更是缺席已久。
白領記者很賭爛，私下抱怨：「自己的權益自己不爭取，我又何必幫他們說話？」
線上記者一直很忙，他們的工作不只是薪水來源，也是成就感及業界名聲的基礎。工會幹部可以請會務假來開會，但記者很少請假，新聞有連續性，既不能獨漏也難以代跑，所以他們多半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開會，熱心幫藍領工人發聲，但也疲於當事人的怯懦退縮，耗費心力填補漏洞，恨鐵不成鋼。
「台灣人戒嚴太久了，有了自由也不敢用。」有人這樣說。
檢排廠下班時都凌晨了。當地下室的印刷機轟隆隆傳出震響，我與阿德在報社後門的麵攤喝酒，問他為什麼可以請公假來開會也不來，他說工作很忙，我說你胡說八道。我們互乾了一杯酒，好澀。
「我是覺得，我去不去都一樣啊。」阿德為難地說：「反正，工會一定會幫我們爭取的對不對。」
「不對不對。工會是誰？工會就是你啊我啊大家啊。」我為了表示生氣，又在麵湯裡多加了一匙辣油，整碗紅通通，火辣辣，「你不來誰來？」
「不是啦，啊我就憨慢講話，那些記者都好厲害，又會寫又會說，老闆也比較聽他們的，我去不去好像都沒差。」
「明明有差。」
「就是沒差。」
繞口令說不清。我停下來，把辣到近乎苦的熱湯全灌下肚，全身都燒起來，再慢慢問：「那，開會不說話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也沒有想什麼，就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那是我參與工會頭一年，夜以繼日，馬不停蹄，每天都覺得自己在實踐階級民主。當時自主性工會如春雨後的筍頭一一冒生，工會間的串連磨刀霍霍，挑戰既有的經濟及勞動政策，人們開始相信，政治民主是可能的，生產民主是有希望的。但總是在那些並非浪尖的陷落時刻，我才真正意識到組織工作何其漫長、艱難，要分析外部的結構性壓迫，更要看懂內部的權力與條件落差。
團結不見得力量大，貪快就不免仰賴既有的權力，不靠組織爭取而靠權力交換。一廂情願的善行可能抑制他人的成長，而一個讓人自覺無用的組織，早晚會因內部耗損而無以為繼。集體的養成從來就不容易。性別、年資、藍白領、本外勞、專兼任……等，都是工人們彼此相認的鴻溝，而如何組織大家一起做事，各自長出力量，可能遠比一時給出什麼成果更重要。
那些我從組織裡學到的事
出報的每一個流程，我都記得。一般人想到報業媒體，大概不外乎就是漂亮光鮮的記者群、精明俐落的編採人員、標榜公正客觀的報社大招牌……但在報紙生產的過程中，還有打字、校對、打樣、組版、印刷、運送、發行等的連串勞動，才能夠將各式資訊及時送到讀者眼前。受雇者接力賽般一棒接著一棒，環環相扣完成了現場採訪攝影、寫稿校訂、下標編排、照相製版、印刷派報的忙碌生產流程，同時間還有廣告、發行、副刊及專題製作等。
當時，我是自立晚報產業工會的年輕秘書，長頭髮，標準捲舌音，看藝術電影，一身文藝腔。完全的格格不入。但我熱情洋溢，對人對事都充滿好奇心，什麼都想知道，張大了初啟蒙的左眼，全身都是雷達，什麼都入境隨俗，只盼能平起平坐。工會位於報社後門的巷弄之間，平日裡工會幹部與會員鮮少露面，於是工會秘書必須主動往報社跑，發傳單，做問卷，拉會員，約勞教時間，討論勞資爭議案，還有每月一次手寫的工會通訊，一張張發到小組長手中。小組錯落在早晚報不同的勞動時刻，為了和早報印刷廠的會員碰面，若非晚上七八點下班前繞到廠裡和剛打卡還在清洗油墨、暖機的工人打招呼，就是等待他們下班的半夜三時和大家聊聊。清晨返回工會，晚報人員來上班了。
生產新聞紙媒的勞動一環扣一環，截止作業的時間各不相同，勞動熱點也間隔錯落，故而除了直接上下游工序的接口之外，不同部門的從業人員之間並無太多聯繫，私交更是有限，對彼此的工作實況也不熟悉。工會成立之初，曾有印務工人反應印刷廠位居地下室，往來迴盪的機械聲形成的巨大噪音，指數早已超標。經工會幹部在非正式場合反應，社長火速下令，印刷工人每週可以申請兩副免費耳塞。
耳塞政策數個月後，我聽見部分工會幹部不以為然地說：「報社在問，印刷廠工人都沒去領耳塞，到底還要不要繼續發放？」
「嫌麻煩？出事了只能怪自己。」
「工人如果不懂得保護自己，工會做再多也沒有用。」有記者語重心長下了結論。
●
工作環境出問題，最徹底的解決方案是去除汙染源，若非減少機械容量，加裝消音設備，便是印刷廠移至別處。但彼時正值報禁、黨禁解除，媒體景氣大好，廣告頁無上限，印量只增不減，減機勢不可行，更不必說寸土寸金的台北市，遷廠如何可能。安全衛生的次要手段，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措施，雖說是治標不治本，狹小地下室的兩線印刷機互相較勁，吵還是吵的，但賜予免費耳塞，將危機阻隔於個人耳蝸之外。處理安衛危機的最下策，什麼也不做，繼續勞動至身體無以負荷，重聽失能或耳膜破裂，再動用標準嚴格的勞保工傷殘廢給付，謂之為最後的補償手段，代價是破損後無以修補的血肉之軀。
《自立晚報》是戒嚴時期就敢於發聲的報紙，因而匯集了敢言、具正義感的編採人員，這裡的勞動條件遠不如《中時》、《聯合》兩大報（當時的《自由時報》尚未開啟黃金別墅大抽獎、校園贈送免費報等行銷手段，尚屬邊緣小報），但白領記者們說起社會正義與言論自由總是特別大聲，頗有尊嚴。我們的工會幹部橫跨藍白領，報社的紅牌記者在理事會中聽聞印刷廠噪音問題，忿忿不平，次日與社長會面時便直接抱怨此事虧待工人，有損社譽。基層議題意外搭上了直達車，社長快速安排了噪音檢測，果真超標，於是速審速決，下令撥款購買耳塞以保護印務工人。
彼時工會初成立，確實也需要戰果以激勵人心，耳塞案就這麼快速定案了，不知為何卻推不動基層配合。夜裡我趁著暖機時分到地下室，撲面而來的油墨異常刺鼻，長久以來的通風不足，印刷機還未全速啟動呢，已然傳出彼此碰撞的嘈雜回音，震得我隱隱耳鳴。
「耳塞不好用嗎？」我弓起手背擴音，在熟識的會員耳邊大聲問。
「還好。」他不動聲色地操作儀表，額頭已然滲汗。
「那為什麼不戴？」
「戴了就聽不清楚機器是不是故障，同事叫你也聽不見，更危險。」
長久的重聽不好，當下的事故更不好，兩害取其輕。總是在兩害間作選擇，沒有更好，只有看哪個損失更及時、更無退路，撿剩下的那個選項，以及附帶而來的累積性職業病，在不知何時的未來，延遲給付但註定要來的傷害。但還能怎麼樣？就像是多數藍領工人總沒法子預作生涯規劃一樣，贏不在起跑點，也無暇儲備第二技能以待來日，眼前的危機都只有近與遠之分，挖東牆補西牆，暴雨一沖就垮。那些不必顧此失彼的人，才有條件往前看，籌備現在，規劃未來，風險控管得宜。
那也許是我對勞安議題的啟蒙，關於勞動環境的複雜多元，也關於現場實作的不可替代。權益若非集體力量掙來的，而僅只依賴掌權者之間一時仗義的交換，戰果終究不是戰果，不合用，也難以下嚥。工會給出罕有的機會，讓工人們藉由集體的力量，共同規劃未來，互相保護。而民主，終究是需要花時間練習的。
●
後來，工會建立了與資方定期協商的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來自不同部門。我們勤跑不同廠區的生產現場，蒐集各式各樣的問題與解方。那些年，勞資會議是兩造較勁的重要場合，工會藉著蒐集意見、解決問題，建立與會員的信任關係，並鍛練幹部們掌握相關法令與協商能力。
不同於台灣其他報業工會以藍領工人為主，自立報社工會的主要發起人是記者，編輯室除了一級正主管依法不得加入工會，其餘人都加入了，會員遍及各部門，且有很高的入會率。但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工會，卻面臨藍領工人不來開會的窘境。
阿德是檢排部門推出來擔任勞方代表的工人，高大健壯，豪爽明朗。他一開始也曾經很熱心地蒐集意見，並取得同部門同仁的連署提案，他主捉的議題在會議中也獲得明確改善。但後來，阿德開始找各式理由不來開會了，印刷廠工人更是缺席已久。
白領記者很賭爛，私下抱怨：「自己的權益自己不爭取，我又何必幫他們說話？」
線上記者一直很忙，他們的工作不只是薪水來源，也是成就感及業界名聲的基礎。工會幹部可以請會務假來開會，但記者很少請假，新聞有連續性，既不能獨漏也難以代跑，所以他們多半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開會，熱心幫藍領工人發聲，但也疲於當事人的怯懦退縮，耗費心力填補漏洞，恨鐵不成鋼。
「台灣人戒嚴太久了，有了自由也不敢用。」有人這樣說。
檢排廠下班時都凌晨了。當地下室的印刷機轟隆隆傳出震響，我與阿德在報社後門的麵攤喝酒，問他為什麼可以請公假來開會也不來，他說工作很忙，我說你胡說八道。我們互乾了一杯酒，好澀。
「我是覺得，我去不去都一樣啊。」阿德為難地說：「反正，工會一定會幫我們爭取的對不對。」
「不對不對。工會是誰？工會就是你啊我啊大家啊。」我為了表示生氣，又在麵湯裡多加了一匙辣油，整碗紅通通，火辣辣，「你不來誰來？」
「不是啦，啊我就憨慢講話，那些記者都好厲害，又會寫又會說，老闆也比較聽他們的，我去不去好像都沒差。」
「明明有差。」
「就是沒差。」
繞口令說不清。我停下來，把辣到近乎苦的熱湯全灌下肚，全身都燒起來，再慢慢問：「那，開會不說話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也沒有想什麼，就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那是我參與工會頭一年，夜以繼日，馬不停蹄，每天都覺得自己在實踐階級民主。當時自主性工會如春雨後的筍頭一一冒生，工會間的串連磨刀霍霍，挑戰既有的經濟及勞動政策，人們開始相信，政治民主是可能的，生產民主是有希望的。但總是在那些並非浪尖的陷落時刻，我才真正意識到組織工作何其漫長、艱難，要分析外部的結構性壓迫，更要看懂內部的權力與條件落差。
團結不見得力量大，貪快就不免仰賴既有的權力，不靠組織爭取而靠權力交換。一廂情願的善行可能抑制他人的成長，而一個讓人自覺無用的組織，早晚會因內部耗損而無以為繼。集體的養成從來就不容易。性別、年資、藍白領、本外勞、專兼任……等，都是工人們彼此相認的鴻溝，而如何組織大家一起做事，各自長出力量，可能遠比一時給出什麼成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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