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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藉由重返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場域，提出歷史經驗的交錯與參照、關係的思考，以及媒介與文類的跨越。這三個研究問題與聚焦重點，一方面帶出文學邊界的多孔性，另一方面凸顯在這個對話過程中各個區域的境遇性實踐。
本書探討五份香港文藝刊物的位置與文學建構策略，以跨界想像重新思考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強調文學發展的流動性，以及當時香港如何與不同地域之間形成對話與連結。無論是嘗試打造理想文化中國的《八方》；以香港為中介，連結各地華文文學的《香港文學》；提供香港本地作家發表園地並重思本土意義與現實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或是並置嚴肅與通俗文學，形塑香港城市與視聽文化想像的《博益月刊》，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構香港文學。這些不同的路徑以及各個刊物所開啟的議題，提供我們拼湊出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發展的軌跡。
本書探討五份香港文藝刊物的位置與文學建構策略，以跨界想像重新思考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強調文學發展的流動性，以及當時香港如何與不同地域之間形成對話與連結。無論是嘗試打造理想文化中國的《八方》；以香港為中介，連結各地華文文學的《香港文學》；提供香港本地作家發表園地並重思本土意義與現實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或是並置嚴肅與通俗文學，形塑香港城市與視聽文化想像的《博益月刊》，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構香港文學。這些不同的路徑以及各個刊物所開啟的議題，提供我們拼湊出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發展的軌跡。
目錄
序一 如此一九八○年代—序陳筱筠《跨界想像：1980 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熊志琴
序二 跨界號上的斷想／陳智德
導論 如何理解香港文學
一、文學的邊界與對話關係
二、幾種思考香港文學的方法
三、跨界想像的思考
四、本書章節安排
第一章 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場域
一、香港文學浮現的脈絡
二、不同語言的文學位置
三、香港文學的正當性
四、小結：文學建構與歷史過程
第二章 香港文學的建構
一、九七回歸前的香港文藝研究熱潮
二、臺灣、中國和海外的香港文學論述
三、香港文學建構在香港
四、小結：香港的故事
第三章 文化中國與理想的追尋：《八方文藝叢刊》
一、《八方》的中介位置
二、修補文化斷層與尋找中國現代文學的參照
三、《八方》與臺灣
四、小結：參照與轉化
第四章 華文文學的連結與匯聚：《香港文學》
一、《香港文學》的發聲位置
二、香港經驗與中國現代文學
三、境遇性的想像與可能
四、小結：整合之外的視野
第五章 本地文學的培植：《大拇指》與《素葉文學》
一、《大拇指》與《素葉文學》
二、描繪現實的方法
三、培植本地文學及其外
四、小結：本土性與世界性
第六章 嚴肅與通俗之間：《博益月刊》
一、《博益月刊》的城市文學、文化與視聽媒介
二、城市短篇、城市小品與城市攝影
三、流行文化與視聽媒介
四、小結：再現城市的方法
結語 重返的意義
後記
序二 跨界號上的斷想／陳智德
導論 如何理解香港文學
一、文學的邊界與對話關係
二、幾種思考香港文學的方法
三、跨界想像的思考
四、本書章節安排
第一章 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場域
一、香港文學浮現的脈絡
二、不同語言的文學位置
三、香港文學的正當性
四、小結：文學建構與歷史過程
第二章 香港文學的建構
一、九七回歸前的香港文藝研究熱潮
二、臺灣、中國和海外的香港文學論述
三、香港文學建構在香港
四、小結：香港的故事
第三章 文化中國與理想的追尋：《八方文藝叢刊》
一、《八方》的中介位置
二、修補文化斷層與尋找中國現代文學的參照
三、《八方》與臺灣
四、小結：參照與轉化
第四章 華文文學的連結與匯聚：《香港文學》
一、《香港文學》的發聲位置
二、香港經驗與中國現代文學
三、境遇性的想像與可能
四、小結：整合之外的視野
第五章 本地文學的培植：《大拇指》與《素葉文學》
一、《大拇指》與《素葉文學》
二、描繪現實的方法
三、培植本地文學及其外
四、小結：本土性與世界性
第六章 嚴肅與通俗之間：《博益月刊》
一、《博益月刊》的城市文學、文化與視聽媒介
二、城市短篇、城市小品與城市攝影
三、流行文化與視聽媒介
四、小結：再現城市的方法
結語 重返的意義
後記
序／導讀
導論：如何理解香港文學
一、文學的邊界與對話關係
一九九七年第一所在大學教育體制內設立的臺灣文學系，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誕生，當時校方表示，臺灣文學系未來將有五大發展方向，分別是「以臺灣文化傳統作為臺灣文學發展的基礎」、「重視原住民的歷史文化」、「研究鄉土文學的內涵」、「加強現代文學的知識」，以及「培養文學鑑賞與批評能力」（林積萍，一九九八：一九六）。如今邁入臺灣文學體制化二十多年，臺灣文學除了已經累積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之外，隨著各式新興議題與理論概念的開展，臺灣文學的研究趨向與未來發展也隨之產生更多挑戰與討論方式。在這二十多年來臺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人文學科，出現多次關於這個學門在方法學、定位和發展方向的檢討以及回顧與展望。不管是文藝雜誌中的專題、研討會或論壇，雖然討論的內容不盡相同，但是探討的核心之一皆是圍繞在有關於臺灣文學學科／知識邊界的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在史料的不斷出土、新興研究範疇的拓展、新的研究方法論與詮釋框架的調整之下，黃美娥認為臺灣文學史的邊界也在持續擴大，在這樣的趨勢與發展過程中，她強調我們必須思索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性，以及臺灣文學與東亞、全球化研究的對話（黃美娥，二○一一：四）。同樣主張將臺灣放在世界中看待的，還有史書美提出以臺灣作為世界的能動者，凸顯其在歷史中的形成是世界上不同歷史動力互動的結果。史書美以加勒比海思想家Édouard Glissant所提出的複雜性（complexity）起先發生於小國與群島，然後在大陸及大國產生共鳴這個想法為例，指出臺灣其實可以作為一個複雜性的模式，以其不斷變化的文化過程，進而思索其與世界的關連與影響（史書美，二○一一：七）。
臺灣文學史的邊界擴大，除了臺灣與世界性的對話之外，臺灣文學的比較視野、跨領域與跨區域的橫向連結，亦是落實這門學科與知識邊界拓展的重要路徑。在這樣的思考基礎下，香港與臺灣之間的連結，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切入視角。臺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各種不同文化的碰撞與對話，其中，香港之於臺灣文學的發展，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學參照。
一九八○年代，不管是解嚴後的臺灣抑或九七回歸之前的香港，同樣都迎接並開啟了新的歷史時代，正是因為處於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上，臺港兩地的文學發展在迎接全球化與自身內部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下，都發展出對於歷史新的想像。當然，臺灣和香港所面臨的處境不盡相同，兩地的歷史與文學發展亦有其各自生成的語境與脈絡，但不可否認的是，自一九八○年代以來，臺港兩地的政治、文化轉型，皆促使歷史想像與文學建構走向多元。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回歸中國的事實確定，香港文學研究在臺灣有了一個比較初步的探討與介紹。近年，不管是面對政治經濟層面上的中國崛起，社會變遷過程中臺灣和香港所出現的類似經驗，抑或是在學界領域有關華文文學、跨區域批判、東亞想像等議題的開展，皆促使臺灣對於香港的探討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與關注。
伴隨著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學界逐步展開對於臺灣與香港文學的研究，在這樣的語境下，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有關臺港文學、臺港澳文學相關論述的興起，以及後續海外華文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等名稱的陸續出現，這個過程再現了一種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的想像，亦即中國召喚在海外各地離散的社群。這樣的召喚與中國鼓勵海外華人資本進軍大陸市場，形成世界華人經濟體的商業形態又有實質的內在連結，中國借之與資本主義的運轉模式接軌，從而轉化內部的經濟體質與文化成分，同時也向外擴大了其文化影響力的想像基礎（王智明，二○○五：一二○）。這個過程也意味著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崛起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跨國中國（transnational China）或全球中國都表達了中國企圖超越地理疆界，將各地華文文學整合進一個中國想像的大論述底下（Chiu, 2008: 595）。
一九九一年杜維明在一篇刊登於Daedalus上的文章〈文化中國：邊緣作為中心〉（“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試圖以文化的概念取代地緣政治上的中國中心主義，文中指出，文化中國是一個新的、被建構的文化空間，它包含並且超越了種族、疆界、語言以及宗教的限制（Tu, 1991: 3），此處所謂的文化中國，是用來抵抗地理疆界中國所帶來的霸權。從一個新穎的觀點上來說，杜維明打破了過往典型傳統定義下的中國（比方生在中國、屬於漢族、說北京話等），文化中國的概念確實提升且擴大了中國性（Chineseness）的全球象徵，藉由灌輸這個符碼一些創新與現代化的意義以便提升它的重要性。然而，中國性在杜維明的定義之下雖然呈現了流動並且富彈性的樣貌，但在挑戰中國性此一層面上仍有諸多可待發展的空間。洪美恩（Ien Ang）認為文化中國的概念雖然表面上看似以一種邊緣的姿態迎戰中心，但實際上卻是以文化上的中心主義取代了地緣政治上的中心主義（Ang, 1998: 228-230）。換言之，文化中國在根本上並沒有削弱反而可能是增強了中國性。從地理疆界的中心轉移至文化中心，也許是另一個中國霸權的產生，看似開放的表面，實際上卻可能同質化了不同人在不同地方所擁有的在地經驗與認同。在這樣的認知與警惕之下，洪美恩除了嘗試打破中國中心之外，她也認為我們不該只去質疑，在不同的地方脈絡下會產生不同意義的中國性，更要去質疑中國性作為一種認同的複雜象徵與正當性，而這其實正帶出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即是我們難道只能以中國性來取代所有認同感嗎？除了中國性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以往當我們談到香港的時候，經常聽到的兩種說法是，香港由一個小漁村逐漸轉變成一個大城市；或者香港是一個中西混雜的地方。這樣的描述看似沒有什麼問題，但實際上前者預設了殖民主義所帶來的進步與文明，後者則二元化了香港的特殊性。這些說法不僅很容易把香港本身簡化，亦抹除了各種不同政治、文化的力量如何在香港這個地方產生對話與影響。過去一些學者在討論香港的文學與文化時，曾針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探討。周蕾（Rey Chow）提出一個超越尋根與混雜的方式，試圖為香港建構一個另類想像的可能。她認為香港不會以延續的純民族文化為傲，亦不應忘卻批判英國的殖民主義，亦即周蕾嘗試為香港的文化與文學空間提出一個新的框架，在此框架下，香港應該超越民族及本土主義的界限與範圍，但又不會像後現代混種模式，忘卻殖民歷史的事實（周蕾，一九九五：九一─一一七）；也斯則提到，香港並非只是簡單地意味著中西混雜的二元綜合體，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並置並不就是等於香港，必須注視其中的矛盾，種種矛盾的素質並不是融匯無間地存在，它們之間的關係，也絕對受制於政治權力與文化偏見（也斯，一九九六：一三四）。在這些思考中，他們皆試圖將香港本身問題化，而將香港問題化所直接涉及的，便是有關於我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方式。
一、文學的邊界與對話關係
一九九七年第一所在大學教育體制內設立的臺灣文學系，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誕生，當時校方表示，臺灣文學系未來將有五大發展方向，分別是「以臺灣文化傳統作為臺灣文學發展的基礎」、「重視原住民的歷史文化」、「研究鄉土文學的內涵」、「加強現代文學的知識」，以及「培養文學鑑賞與批評能力」（林積萍，一九九八：一九六）。如今邁入臺灣文學體制化二十多年，臺灣文學除了已經累積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之外，隨著各式新興議題與理論概念的開展，臺灣文學的研究趨向與未來發展也隨之產生更多挑戰與討論方式。在這二十多年來臺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人文學科，出現多次關於這個學門在方法學、定位和發展方向的檢討以及回顧與展望。不管是文藝雜誌中的專題、研討會或論壇，雖然討論的內容不盡相同，但是探討的核心之一皆是圍繞在有關於臺灣文學學科／知識邊界的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在史料的不斷出土、新興研究範疇的拓展、新的研究方法論與詮釋框架的調整之下，黃美娥認為臺灣文學史的邊界也在持續擴大，在這樣的趨勢與發展過程中，她強調我們必須思索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性，以及臺灣文學與東亞、全球化研究的對話（黃美娥，二○一一：四）。同樣主張將臺灣放在世界中看待的，還有史書美提出以臺灣作為世界的能動者，凸顯其在歷史中的形成是世界上不同歷史動力互動的結果。史書美以加勒比海思想家Édouard Glissant所提出的複雜性（complexity）起先發生於小國與群島，然後在大陸及大國產生共鳴這個想法為例，指出臺灣其實可以作為一個複雜性的模式，以其不斷變化的文化過程，進而思索其與世界的關連與影響（史書美，二○一一：七）。
臺灣文學史的邊界擴大，除了臺灣與世界性的對話之外，臺灣文學的比較視野、跨領域與跨區域的橫向連結，亦是落實這門學科與知識邊界拓展的重要路徑。在這樣的思考基礎下，香港與臺灣之間的連結，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切入視角。臺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各種不同文化的碰撞與對話，其中，香港之於臺灣文學的發展，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學參照。
一九八○年代，不管是解嚴後的臺灣抑或九七回歸之前的香港，同樣都迎接並開啟了新的歷史時代，正是因為處於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上，臺港兩地的文學發展在迎接全球化與自身內部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下，都發展出對於歷史新的想像。當然，臺灣和香港所面臨的處境不盡相同，兩地的歷史與文學發展亦有其各自生成的語境與脈絡，但不可否認的是，自一九八○年代以來，臺港兩地的政治、文化轉型，皆促使歷史想像與文學建構走向多元。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回歸中國的事實確定，香港文學研究在臺灣有了一個比較初步的探討與介紹。近年，不管是面對政治經濟層面上的中國崛起，社會變遷過程中臺灣和香港所出現的類似經驗，抑或是在學界領域有關華文文學、跨區域批判、東亞想像等議題的開展，皆促使臺灣對於香港的探討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與關注。
伴隨著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學界逐步展開對於臺灣與香港文學的研究，在這樣的語境下，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有關臺港文學、臺港澳文學相關論述的興起，以及後續海外華文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等名稱的陸續出現，這個過程再現了一種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的想像，亦即中國召喚在海外各地離散的社群。這樣的召喚與中國鼓勵海外華人資本進軍大陸市場，形成世界華人經濟體的商業形態又有實質的內在連結，中國借之與資本主義的運轉模式接軌，從而轉化內部的經濟體質與文化成分，同時也向外擴大了其文化影響力的想像基礎（王智明，二○○五：一二○）。這個過程也意味著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崛起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跨國中國（transnational China）或全球中國都表達了中國企圖超越地理疆界，將各地華文文學整合進一個中國想像的大論述底下（Chiu, 2008: 595）。
一九九一年杜維明在一篇刊登於Daedalus上的文章〈文化中國：邊緣作為中心〉（“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試圖以文化的概念取代地緣政治上的中國中心主義，文中指出，文化中國是一個新的、被建構的文化空間，它包含並且超越了種族、疆界、語言以及宗教的限制（Tu, 1991: 3），此處所謂的文化中國，是用來抵抗地理疆界中國所帶來的霸權。從一個新穎的觀點上來說，杜維明打破了過往典型傳統定義下的中國（比方生在中國、屬於漢族、說北京話等），文化中國的概念確實提升且擴大了中國性（Chineseness）的全球象徵，藉由灌輸這個符碼一些創新與現代化的意義以便提升它的重要性。然而，中國性在杜維明的定義之下雖然呈現了流動並且富彈性的樣貌，但在挑戰中國性此一層面上仍有諸多可待發展的空間。洪美恩（Ien Ang）認為文化中國的概念雖然表面上看似以一種邊緣的姿態迎戰中心，但實際上卻是以文化上的中心主義取代了地緣政治上的中心主義（Ang, 1998: 228-230）。換言之，文化中國在根本上並沒有削弱反而可能是增強了中國性。從地理疆界的中心轉移至文化中心，也許是另一個中國霸權的產生，看似開放的表面，實際上卻可能同質化了不同人在不同地方所擁有的在地經驗與認同。在這樣的認知與警惕之下，洪美恩除了嘗試打破中國中心之外，她也認為我們不該只去質疑，在不同的地方脈絡下會產生不同意義的中國性，更要去質疑中國性作為一種認同的複雜象徵與正當性，而這其實正帶出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即是我們難道只能以中國性來取代所有認同感嗎？除了中國性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以往當我們談到香港的時候，經常聽到的兩種說法是，香港由一個小漁村逐漸轉變成一個大城市；或者香港是一個中西混雜的地方。這樣的描述看似沒有什麼問題，但實際上前者預設了殖民主義所帶來的進步與文明，後者則二元化了香港的特殊性。這些說法不僅很容易把香港本身簡化，亦抹除了各種不同政治、文化的力量如何在香港這個地方產生對話與影響。過去一些學者在討論香港的文學與文化時，曾針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探討。周蕾（Rey Chow）提出一個超越尋根與混雜的方式，試圖為香港建構一個另類想像的可能。她認為香港不會以延續的純民族文化為傲，亦不應忘卻批判英國的殖民主義，亦即周蕾嘗試為香港的文化與文學空間提出一個新的框架，在此框架下，香港應該超越民族及本土主義的界限與範圍，但又不會像後現代混種模式，忘卻殖民歷史的事實（周蕾，一九九五：九一─一一七）；也斯則提到，香港並非只是簡單地意味著中西混雜的二元綜合體，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並置並不就是等於香港，必須注視其中的矛盾，種種矛盾的素質並不是融匯無間地存在，它們之間的關係，也絕對受制於政治權力與文化偏見（也斯，一九九六：一三四）。在這些思考中，他們皆試圖將香港本身問題化，而將香港問題化所直接涉及的，便是有關於我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方式。
試閱
第一章 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場域
一、香港文學浮現的脈絡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等等因素，香港變得十分矚目，香港人忽然回頭來看看這個身處而又一直沒加注意的環境，中國人也驚覺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行將我屬的城市，於是，「香港熱」遂成為潮流。文學，自然也同時排在受注視的行列中。（盧瑋鑾，一九八八：九）
「香港文學」過去大概有點像南中國的一個無名島，島民或漁或耕，帝力於我何有哉？自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香港文學」才漸漸成為文化人和學界的議題。這當然和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以至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讓香港進入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有關。（陳國球，二○一四：一七）
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中國，有關於香港的歷史、身分與認同等議題也藉由許多文化形式而被再現。當時在文學的表現上，有西西、也斯、劉以鬯、辛其氏、吳煦斌和顏純鈎等人書寫偏向純文學的小說；鍾曉陽、李碧華、亦舒、陳韻文、林燕妮和倪匡等人遊走在雅俗之間或偏向通俗大眾的創作；在報章上考慮到市場需求，以實用和消費性質為主的專欄雜文；在一九八○年代創辦或由一九七○年代延續至一九八○年代繼續發行的文藝刊物，包括《大拇指》、《八方》、《香港文學》、《素葉文學》、《九分壹》、《破土》、《新穗》、《詩風》、《文藝季刊》、《香港文藝》和《博益月刊》等等。
在文化藝術的呈現上，有偏向流行文化或電影藝術評論的《號外》、《年青人周報》、《突破》、《文化焦點》、《助聽器》、《外邊》和《電影雙週刊》等（陳智德，二○○九：二一三─二一四）；由徐克、方育平、許鞍華、譚家明和嚴浩等人引領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也有《傾城之戀》或《胭脂扣》這些因回歸而引起充滿懷舊風潮的電影；羅卡、陸離、石琪、吳昊和李焯桃等人對香港文化或電影的評論；邵國華、林木、莊百川、章嘉雯（呂大樂）、游真和張月愛等人在《信報》開闢的《文化失言》專欄，探討文化潮流，評析香港文化現象的文化雜文（黃子程，二○○○：二八八─二九○）；以及達明一派在流行樂曲中對香港政治處境的嘲諷。這些文學與文化現象各自座落在香港純文學、通俗文學或大眾流行文化所構成的光譜上，他們皆在不同的層面上折射出對於香港一九八○年代這個時代的回應。
值得留意的是，在香港主流文化占據著重要位置的，並非是嚴肅或高雅的文學與藝術傳統，而是通俗、商業和大眾的文化潮流（洛楓，一九九五：一二六），但在當時香港文學場域所進行的香港文學建構過程中，則主要是先以嚴肅文學作為討論範疇。這或許與香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香港學院文化的轉變，包括大批在英美受訓練的文學教授來港任教、比較文學的興起、現代文學的學科位置確立、香港文學進入學界視野，以及學術和文學活動的相互刺激有關（陳國球，二○○○：一六）。
以「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具體的言說概念，為它定義、描畫，以至追源溯流，還是晚近發生的事。從流傳下來的資料中，我們偶然也會見到「香港文學」一詞在一九六○年代以前的文學活動中出現。例如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羅香林，就曾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近百年來之香港文學」為題進行演講，但這主要是以香港所見的中國文學活動為談論對象（陳國球，二○一六：三七─三八）。到了一九七○年代，隨著人們對於香港歸屬感的發展，才開啟了較多偏向以香港作為主體，進而討論香港文學的活動。一九七二年《中國學生周報》曾發起過香港文學問題討論，當時一位名叫偉男的讀者來信表示對於香港文藝的消逝感到憂心，之後報刊陸續刊載了多篇回應偉男的提問。在當時的討論裡，問題主要圍繞在文學的普遍性問題、文學貴族化、文學的功效，以及世代的銜接等層面。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香港開始試圖對文學進行較有系統的整理，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文社主辦「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並編印了《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可惜這一份資料裡頭有許多不完整且錯誤的資訊，但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文學開始慢慢的受到關注。比方自一九七九年到整個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學文社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社，陸續主辦有關香港文學的講座、報紙與文藝雜誌召開的筆談會或座談會、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的中文文學週以香港文學為主題，或是為了向大眾推廣香港文學的認知，由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和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合辦的香港文學講座等等。
一九七九年三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至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即新界租借條約期限屆滿後的前途問題。麥理浩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首位到訪的港督，此行在政治意義上可謂是揭開中英談判香港問題的序幕，同年九月收錄於《八方》的「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香港九七回歸中國雖然要到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訂之後才真正確立，但一九七九年麥理浩的訪北京行程實際上已讓回歸的問題浮現，這場筆談會雖然是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但這個問題的拋出卻也透露了，香港在意識到自身即將可能走向另一個重大轉變的歷史階段下，對於自身定位的重新找尋與確認。一九七九年香港前途問題的浮現刺激香港文學對於自身文學與定位的反省，到了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談，以及一九八四年的回歸確立，皆再度加速香港論述的形成與建構。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這個意義並非只是在討論「何謂香港文學」？或是尋找「香港文學的存在與否」，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到整個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被提出與被討論，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將香港文學以一種更具學術視角的方式建構，摸索香港在此時期的特殊位置。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七九年刊載於《八方》創刊號中「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以及一九八五年《香港文學》創刊號中對於香港文學未來走向的討論文章，其思索的主軸是沿著思考香港文學的定位與方向逐步開展，並且強調香港文學在未來面臨轉型的過程中，如何更有系統地建立香港文學。一九七九年《八方》的筆談會已觸及了「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香港文學的建構」以及「香港文學的跨界想像」等重要議題。《八方》和《香港文學》在創刊號的討論開啟了香港文學的建構，在後續的發行中積極加強香港的文學評論、整理香港文學史料，以及開闢香港作家專輯等方式，在各個層面持續建構香港文學。
一、香港文學浮現的脈絡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等等因素，香港變得十分矚目，香港人忽然回頭來看看這個身處而又一直沒加注意的環境，中國人也驚覺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行將我屬的城市，於是，「香港熱」遂成為潮流。文學，自然也同時排在受注視的行列中。（盧瑋鑾，一九八八：九）
「香港文學」過去大概有點像南中國的一個無名島，島民或漁或耕，帝力於我何有哉？自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香港文學」才漸漸成為文化人和學界的議題。這當然和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以至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讓香港進入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有關。（陳國球，二○一四：一七）
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中國，有關於香港的歷史、身分與認同等議題也藉由許多文化形式而被再現。當時在文學的表現上，有西西、也斯、劉以鬯、辛其氏、吳煦斌和顏純鈎等人書寫偏向純文學的小說；鍾曉陽、李碧華、亦舒、陳韻文、林燕妮和倪匡等人遊走在雅俗之間或偏向通俗大眾的創作；在報章上考慮到市場需求，以實用和消費性質為主的專欄雜文；在一九八○年代創辦或由一九七○年代延續至一九八○年代繼續發行的文藝刊物，包括《大拇指》、《八方》、《香港文學》、《素葉文學》、《九分壹》、《破土》、《新穗》、《詩風》、《文藝季刊》、《香港文藝》和《博益月刊》等等。
在文化藝術的呈現上，有偏向流行文化或電影藝術評論的《號外》、《年青人周報》、《突破》、《文化焦點》、《助聽器》、《外邊》和《電影雙週刊》等（陳智德，二○○九：二一三─二一四）；由徐克、方育平、許鞍華、譚家明和嚴浩等人引領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也有《傾城之戀》或《胭脂扣》這些因回歸而引起充滿懷舊風潮的電影；羅卡、陸離、石琪、吳昊和李焯桃等人對香港文化或電影的評論；邵國華、林木、莊百川、章嘉雯（呂大樂）、游真和張月愛等人在《信報》開闢的《文化失言》專欄，探討文化潮流，評析香港文化現象的文化雜文（黃子程，二○○○：二八八─二九○）；以及達明一派在流行樂曲中對香港政治處境的嘲諷。這些文學與文化現象各自座落在香港純文學、通俗文學或大眾流行文化所構成的光譜上，他們皆在不同的層面上折射出對於香港一九八○年代這個時代的回應。
值得留意的是，在香港主流文化占據著重要位置的，並非是嚴肅或高雅的文學與藝術傳統，而是通俗、商業和大眾的文化潮流（洛楓，一九九五：一二六），但在當時香港文學場域所進行的香港文學建構過程中，則主要是先以嚴肅文學作為討論範疇。這或許與香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香港學院文化的轉變，包括大批在英美受訓練的文學教授來港任教、比較文學的興起、現代文學的學科位置確立、香港文學進入學界視野，以及學術和文學活動的相互刺激有關（陳國球，二○○○：一六）。
以「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具體的言說概念，為它定義、描畫，以至追源溯流，還是晚近發生的事。從流傳下來的資料中，我們偶然也會見到「香港文學」一詞在一九六○年代以前的文學活動中出現。例如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羅香林，就曾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近百年來之香港文學」為題進行演講，但這主要是以香港所見的中國文學活動為談論對象（陳國球，二○一六：三七─三八）。到了一九七○年代，隨著人們對於香港歸屬感的發展，才開啟了較多偏向以香港作為主體，進而討論香港文學的活動。一九七二年《中國學生周報》曾發起過香港文學問題討論，當時一位名叫偉男的讀者來信表示對於香港文藝的消逝感到憂心，之後報刊陸續刊載了多篇回應偉男的提問。在當時的討論裡，問題主要圍繞在文學的普遍性問題、文學貴族化、文學的功效，以及世代的銜接等層面。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香港開始試圖對文學進行較有系統的整理，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文社主辦「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並編印了《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可惜這一份資料裡頭有許多不完整且錯誤的資訊，但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文學開始慢慢的受到關注。比方自一九七九年到整個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學文社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社，陸續主辦有關香港文學的講座、報紙與文藝雜誌召開的筆談會或座談會、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的中文文學週以香港文學為主題，或是為了向大眾推廣香港文學的認知，由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和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合辦的香港文學講座等等。
一九七九年三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至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即新界租借條約期限屆滿後的前途問題。麥理浩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首位到訪的港督，此行在政治意義上可謂是揭開中英談判香港問題的序幕，同年九月收錄於《八方》的「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香港九七回歸中國雖然要到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訂之後才真正確立，但一九七九年麥理浩的訪北京行程實際上已讓回歸的問題浮現，這場筆談會雖然是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但這個問題的拋出卻也透露了，香港在意識到自身即將可能走向另一個重大轉變的歷史階段下，對於自身定位的重新找尋與確認。一九七九年香港前途問題的浮現刺激香港文學對於自身文學與定位的反省，到了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談，以及一九八四年的回歸確立，皆再度加速香港論述的形成與建構。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這個意義並非只是在討論「何謂香港文學」？或是尋找「香港文學的存在與否」，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到整個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被提出與被討論，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將香港文學以一種更具學術視角的方式建構，摸索香港在此時期的特殊位置。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七九年刊載於《八方》創刊號中「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以及一九八五年《香港文學》創刊號中對於香港文學未來走向的討論文章，其思索的主軸是沿著思考香港文學的定位與方向逐步開展，並且強調香港文學在未來面臨轉型的過程中，如何更有系統地建立香港文學。一九七九年《八方》的筆談會已觸及了「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香港文學的建構」以及「香港文學的跨界想像」等重要議題。《八方》和《香港文學》在創刊號的討論開啟了香港文學的建構，在後續的發行中積極加強香港的文學評論、整理香港文學史料，以及開闢香港作家專輯等方式，在各個層面持續建構香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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