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視耳聽──臺中大庄浩天宮千順將軍
雙目圓睜、獠牙微露、體態壯碩，千里眼與順風耳將軍像，不僅是媽祖身側最得力的護法，更是早期大廟威儀的象徵。神像面貌雖帶有幾分妖怪的原始張力，但在信眾眼中，這份「畏懼感」早已轉化為守護百姓的強大力量。
在臺史博典藏的文物中，便有一組架勢十足的千順將軍像，二尊神像採站立姿，穿著短衫，身披彩帶，頭戴金箍圈，雙腳赤足。青面綠身的千里眼像頭頂雙角，右手持戟；赤面紅身的順風耳像頭頂單角，左手持斧。祂們袒胸露骨、目光凶惡，展現出令人震懾的神威。在粧佛工藝上，此組採用早期雕塑大型神像常用的泥塑技法，透過誇張飄揚的袖擺與細緻的漆線裝飾，賦予靜止的神像動態神韻與莊嚴感。依其形制，推測屬於泉州派做法，可謂是臺灣千順將軍像的典型佳作。
這組原供奉於臺中大庄浩天宮的千順將軍像，長年陪祀「大庄媽」左右，守護著臺中大肚中堡53庄的信眾。根據廟方說法，其為1928年（昭和3年）重建正殿時所雕塑。1983年，因千里眼像有所損傷，地方依循「舊物換新」的傳統思維，委託清水聖三軒佛像雕刻店重新刻作新像替代，舊像則轉售流出，最終於2003年來到臺史博，正式轉為大眾共享的文化資產。
當祭祀用的宗教文物進入博物館，便開啟了當代文化保存與民間信仰的深度對話。「換新」是為了延續神聖性，而退位的「舊物」雖褪去了「靈性」的神聖光環，卻並未失去價值，反而成為族群、歷史與地方記憶的「見證者」。藉由千順將軍像「觀看」與「傾聽」的姿態，我們不僅看見媽祖信仰的力量，更在時空的交織中、感受文物如何延續生命脈動，共同訴說著大庄的信仰故事。（張淑卿）
十九世紀的假新聞──愛蓮生繪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
1895年，清國於甲午戰爭中戰敗，割讓臺灣、澎湖給日本，為抵抗來臺接收的日軍，臺灣的官吏與仕紳成立臺灣民主國等組織。抗日領袖中在臺堅持最久的是劉永福，讓他成為當時中國人心中重要的抗日存在。此圖為繪製劉永福如何擒獲日本總督樺山資紀，並且還有「生番」兵頭協助抗日等情景的彩色新聞年畫。但這是事實嗎？
中國當時以上海為出版中心，除了《點石齋畫報》的黑白畫報外，還有新聞年畫的彩色圖像，兩者的畫家多有雷同，這些圖像資料，與其說是求真的新聞，不如說是寄託抗日希望與想像的「假新聞」。
甲午戰爭清國大敗，接連而來的割地賠款讓中國社會瀰漫著沉重的憂心與沮喪，當畫家們接收到抗日英雄劉永福仍堅守的消息，燃起一線希望，並運用真真假假的情報，神化劉將軍在臺事蹟，繪製出寄託抗日希望與想像的年畫，以滿足中國讀者的關懷。
年畫中想像的劉永福故事，也在臺灣透過各種管道流傳著，推測也許是臺灣先傳播劉永福的抗日故事至中國，再由中國畫師繪出。對於戰爭的恐懼，以及期待己方獲勝的心態，交雜各種虛實交錯的訊息，最終誕生為以想像成分居多的新聞年畫。這些圖像資料在現今而言，無疑是所謂的「假新聞」，但在當時或許是某種社會的集體投射。
現在的世界，面臨AI創作的深度造偽時代，雖然不同時代的造偽技術迥異，但背後都有著創作者或是某種時代、某個社會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或想望的投射，當造偽內容被人們所相信時，是否也產生了某種實際的影響力呢？（陳怡宏）
縫補缺憾的行囊
這只淺軍綠色的布袋，外觀樸實充滿手作粗糙感，是柯旗化先生於1976年6月從綠島感訓營出獄前夕，利用在獄中穿過的舊上衣縫製而成。袋子的其中一面寫有地址，寄往高雄第一出版社給他的妻子柯蔡阿李女士，註明出自「台東綠島7773附2之6信箱」，由感訓營輔導長（馮先生）轉寄，另一面則縫補著「144」的編號布條。
這個出自綠島的行囊，當年是裝著哪些東西回家呢？2007年起，被臺史博館員暱稱為柯媽媽的柯蔡阿李女士，將包括這只布袋在內的大量家書、相片和文件資料交給臺史博，經過研究人員的悉心整理研究，透過共計1,300多件的文獻文物，讓我們得以想像與拼湊其中的細節。
在文獻中，有一本幾乎完全脫頁的筆記本，內容黏貼了許多照片，部分已脫落。照片上的主要是柯家人，特別多柯旗化三名兒女幼年時生活玩樂的畫面，背面均寫上拍照日期、事蹟，顯然是15年來柯蔡阿李女士陸續寄到獄中的。當年柯旗化被捕入獄時，三名兒女約5歲、3歲和周歲不到，對長期被關押、未能陪孩子成長的他來說，孩子們探索世界的容顏與舉動，及太太的貼心註記，是感受家庭溫暖的窗口。於是柯旗化將照片黏貼成冊，陪他渡過漫長的坐監歲月。
文獻中更有大量家書，是柯旗化持續郵寄回家、並被家人妥善收存的信件。當中主要是他對家人的噓寒問暖、說明在監的健康近況，也以通信方式持續修訂《新英文法》等書籍，提出經營出版的方針，並可看到他提供補品接濟獄友，甚至協助獄友出書、工作等詳情。也有數封子女寄到獄中的信件或賀卡，記錄了孩子幼時的童言童語、學業表現與成長，也記錄他們從被告知「爸爸去美國讀書」，到逐漸體認父親真實處境的理解過程。兒女的來信，一直由柯旗化留存身邊，多年後才隨之離開監所。透過書信，可感受到一家人即使被迫相隔兩地，仍能跨越隔閡，營造共同回憶與情感連結。
來自綠島的舊衣布袋及其曾經裝載的內容物，看似提供微觀生活史與情感史的材料，實則廣泛地照映了臺灣人權法治的前塵往事。詳讀其間的痕跡與訊息，特別值得關注與理解的是，那一代臺灣人在遭遇逆境時，憑藉著愛與希望修補生命缺憾的毅力與韌性。（黃裕元）
雙目圓睜、獠牙微露、體態壯碩，千里眼與順風耳將軍像，不僅是媽祖身側最得力的護法，更是早期大廟威儀的象徵。神像面貌雖帶有幾分妖怪的原始張力，但在信眾眼中，這份「畏懼感」早已轉化為守護百姓的強大力量。
在臺史博典藏的文物中，便有一組架勢十足的千順將軍像，二尊神像採站立姿，穿著短衫，身披彩帶，頭戴金箍圈，雙腳赤足。青面綠身的千里眼像頭頂雙角，右手持戟；赤面紅身的順風耳像頭頂單角，左手持斧。祂們袒胸露骨、目光凶惡，展現出令人震懾的神威。在粧佛工藝上，此組採用早期雕塑大型神像常用的泥塑技法，透過誇張飄揚的袖擺與細緻的漆線裝飾，賦予靜止的神像動態神韻與莊嚴感。依其形制，推測屬於泉州派做法，可謂是臺灣千順將軍像的典型佳作。
這組原供奉於臺中大庄浩天宮的千順將軍像，長年陪祀「大庄媽」左右，守護著臺中大肚中堡53庄的信眾。根據廟方說法，其為1928年（昭和3年）重建正殿時所雕塑。1983年，因千里眼像有所損傷，地方依循「舊物換新」的傳統思維，委託清水聖三軒佛像雕刻店重新刻作新像替代，舊像則轉售流出，最終於2003年來到臺史博，正式轉為大眾共享的文化資產。
當祭祀用的宗教文物進入博物館，便開啟了當代文化保存與民間信仰的深度對話。「換新」是為了延續神聖性，而退位的「舊物」雖褪去了「靈性」的神聖光環，卻並未失去價值，反而成為族群、歷史與地方記憶的「見證者」。藉由千順將軍像「觀看」與「傾聽」的姿態，我們不僅看見媽祖信仰的力量，更在時空的交織中、感受文物如何延續生命脈動，共同訴說著大庄的信仰故事。（張淑卿）
十九世紀的假新聞──愛蓮生繪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
1895年，清國於甲午戰爭中戰敗，割讓臺灣、澎湖給日本，為抵抗來臺接收的日軍，臺灣的官吏與仕紳成立臺灣民主國等組織。抗日領袖中在臺堅持最久的是劉永福，讓他成為當時中國人心中重要的抗日存在。此圖為繪製劉永福如何擒獲日本總督樺山資紀，並且還有「生番」兵頭協助抗日等情景的彩色新聞年畫。但這是事實嗎？
中國當時以上海為出版中心，除了《點石齋畫報》的黑白畫報外，還有新聞年畫的彩色圖像，兩者的畫家多有雷同，這些圖像資料，與其說是求真的新聞，不如說是寄託抗日希望與想像的「假新聞」。
甲午戰爭清國大敗，接連而來的割地賠款讓中國社會瀰漫著沉重的憂心與沮喪，當畫家們接收到抗日英雄劉永福仍堅守的消息，燃起一線希望，並運用真真假假的情報，神化劉將軍在臺事蹟，繪製出寄託抗日希望與想像的年畫，以滿足中國讀者的關懷。
年畫中想像的劉永福故事，也在臺灣透過各種管道流傳著，推測也許是臺灣先傳播劉永福的抗日故事至中國，再由中國畫師繪出。對於戰爭的恐懼，以及期待己方獲勝的心態，交雜各種虛實交錯的訊息，最終誕生為以想像成分居多的新聞年畫。這些圖像資料在現今而言，無疑是所謂的「假新聞」，但在當時或許是某種社會的集體投射。
現在的世界，面臨AI創作的深度造偽時代，雖然不同時代的造偽技術迥異，但背後都有著創作者或是某種時代、某個社會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或想望的投射，當造偽內容被人們所相信時，是否也產生了某種實際的影響力呢？（陳怡宏）
縫補缺憾的行囊
這只淺軍綠色的布袋，外觀樸實充滿手作粗糙感，是柯旗化先生於1976年6月從綠島感訓營出獄前夕，利用在獄中穿過的舊上衣縫製而成。袋子的其中一面寫有地址，寄往高雄第一出版社給他的妻子柯蔡阿李女士，註明出自「台東綠島7773附2之6信箱」，由感訓營輔導長（馮先生）轉寄，另一面則縫補著「144」的編號布條。
這個出自綠島的行囊，當年是裝著哪些東西回家呢？2007年起，被臺史博館員暱稱為柯媽媽的柯蔡阿李女士，將包括這只布袋在內的大量家書、相片和文件資料交給臺史博，經過研究人員的悉心整理研究，透過共計1,300多件的文獻文物，讓我們得以想像與拼湊其中的細節。
在文獻中，有一本幾乎完全脫頁的筆記本，內容黏貼了許多照片，部分已脫落。照片上的主要是柯家人，特別多柯旗化三名兒女幼年時生活玩樂的畫面，背面均寫上拍照日期、事蹟，顯然是15年來柯蔡阿李女士陸續寄到獄中的。當年柯旗化被捕入獄時，三名兒女約5歲、3歲和周歲不到，對長期被關押、未能陪孩子成長的他來說，孩子們探索世界的容顏與舉動，及太太的貼心註記，是感受家庭溫暖的窗口。於是柯旗化將照片黏貼成冊，陪他渡過漫長的坐監歲月。
文獻中更有大量家書，是柯旗化持續郵寄回家、並被家人妥善收存的信件。當中主要是他對家人的噓寒問暖、說明在監的健康近況，也以通信方式持續修訂《新英文法》等書籍，提出經營出版的方針，並可看到他提供補品接濟獄友，甚至協助獄友出書、工作等詳情。也有數封子女寄到獄中的信件或賀卡，記錄了孩子幼時的童言童語、學業表現與成長，也記錄他們從被告知「爸爸去美國讀書」，到逐漸體認父親真實處境的理解過程。兒女的來信，一直由柯旗化留存身邊，多年後才隨之離開監所。透過書信，可感受到一家人即使被迫相隔兩地，仍能跨越隔閡，營造共同回憶與情感連結。
來自綠島的舊衣布袋及其曾經裝載的內容物，看似提供微觀生活史與情感史的材料，實則廣泛地照映了臺灣人權法治的前塵往事。詳讀其間的痕跡與訊息，特別值得關注與理解的是，那一代臺灣人在遭遇逆境時，憑藉著愛與希望修補生命缺憾的毅力與韌性。（黃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