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開眼看見貧窮

草繩工廠裡頭傳來一片吱吱嘎嘎聲，女工們包括酒廠員工眷屬和我的母親在內，低頭忙著編織草繩、轉動機器，即使是民國二十二年的夏季，台北的天氣也十分炎熱，更遑論置身於無空氣流動的鐵皮屋裡。女工們不分年齡，有的皺紋已經占據了臉龐，有的即使年輕、雙手卻佈滿了工作留下的滄桑，大家共同留下為打拼的汗水，用光陰和生命兌換生活的持續。

母親將剛出生不久的我，用長條揹巾揹在背上，雙腳踩著踏板轉動草繩機，雙手將乾稻草一束一束的插進結草繩的漏斗型入口處。她目不轉睛的注意著結出來的草繩大小、粗細是否均勻，完全顧不得背上的我早已餓得呱呱大哭。嬰兒的啼哭聲和結草繩機的聲音參雜在一起，讓母親既焦急又難過，卻又無法停下手邊工作來照顧我。

直到一捆草繩終於完成時，母親才得以停下手，解下背上的孩子哺乳片刻。看到被滿臉淚水和母親汗水弄得一身溼的孩子，狼吞虎嚥的吮乳著母奶，母親流露出滿滿的不捨，但一見我吃飽了，就立刻將我揹回背上，轉身開始繼續編草繩。

雖然編織一捆草繩才區區兩角錢工錢，母親從早到晚工作下來，最多只能做六捆草繩，換得一元兩角的工資。這些工資微薄到只能買得起兩斤青菜，但至少能讓一家人免於挨餓。
每天傍晚，母親總會拿著剛向工頭領到的錢，在附近菜攤匆匆買幾樣菜，就趕回宿舍，和父親一起燒飯、煮菜，填飽一家六口的肚子。由於父親擔任當時台北酒廠的木工，薪資實在太過微薄。

即使當時一斤米只需要一角五分錢就能買到，但父親的薪水只有六十五元，僅僅只夠買四十三斤米，以我們一家平均每天吃兩斤米計算，還不夠十幾斤米，根本不足以填飽一家人的肚皮。

就算加上母親整日拚命的編織草繩，依然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幸好，當時還在老家務農的伯叔父們，不時送來一些白米、醬菜、蔬菜等，一些看似平淡的家庭小菜，卻組成最溫暖人心的感恩盛筵。

那時的父親已經三十八歲了，剛到台北才短短一年，經友人介紹來到台北酒廠來當木工。只會耕田務農，識字不多，日語又不流利的他，在這個日本人統治的專賣局裡，並沒有獲得太大成就。

雖然酒廠有木造宿舍可住，省去不少租金，但在都市裡，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必須用錢購買，父親的薪水根本不足以維持家中生計。他當初攜家帶眷，毅然離開家鄉，想要在都市裡闖一番事業的宏願，顯然是無法達成了。六口之家的生活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意志消沉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