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傳播的生物
傳播對人類至關重要。當然，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能夠傳播的唯一生物；但人類是地球上唯一能夠以符號（symbol）的形式傳播的生物。人類可以採用符號的形式進行交流，而這些符號除了人類思維所賦予的關係外，與其所指對象並無任何關聯；而且，人類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把訊息傳遞給在遠方的其他人，或尚未出生的人。
創世記頭幾章敘述的所有神蹟中，在那些簡要莊嚴的經文裡，必然包含一些最重要的神蹟，與語言和傳播息息相關：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創一27-28）。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創二16）。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空中飛鳥和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創二20）。
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創三1）。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創三8-9）
人最早悖逆上帝而導致最悲慘的災難之一，就是創世記十一章1節所描述之情況的瓦解：「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試想一下那個情況的可能性！相互瞭解與和平共處當然擁有無限的潛能，但人類也有難以想像的潛能，足以把所有邪惡力量聯合起來。就人類墮落的狀態而言，會出現的結果將是後者；於是，上帝強加了某種文化隔離的方式在他們當中：「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創十一7）。
所有學習傳播的學生都能夠意識到深刻省思人類困境者所下的結論，一如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所說的：我們的問題就是巴別塔！1至少他們都能夠瞭解摩利斯．莫比（Sir Maurice Mawby）對於群體的關心，當他說：
你們知道，這世上最偉大的事就是擁有共同的語言。我接納任何宗教，對我來說，這一點也不重要⋯⋯。人不是獨居的隱士，他不能獨自生活，所以他必須學習如何與世人一起生活。
然而，柏克和莫比都沒有找出問題的根源，因為他們不承認人會固執己見，而對天堂充耳不聞。當人們真正與彼此溝通，就可能開始理解和重視將要發生的事。然而，他們有所不知的是，在真正的溝通即將發生以前，必須先恢復「神與人」的關係。正如克雷瑪教授
1 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and a Rhetoric of Motives (Cleveland: World, Meridian, 1962), 547.
2 Sir Maurice Mawby, “Australia and Asia,” The Asia Magazine, September 24, 1972, 26.
（Hendrik Kraemer）所寫的：
但是，正如聖經是上帝的啟示行動之記載；關於再創造，即是從神的眼光來看，重新恢復人正常的存在。創世記第十一章必要的補充是使徒行傳第二章。在使徒行傳中，人類的語言狀況似乎極為重要，因為當聖靈的大能掌權時，換句話說，就是當神和人的對話恢復了，語言的混亂就會消失，而再次擁有完全的溝通。墮落與救贖、巴別塔與五旬節，是隱藏在語言和溝通背後的要素。使徒行傳第二章的故事，意謂著聖經獨有的真實性在於：因為我們缺乏信心的態度，從五旬節的這個事件開始，人類一直擺盪在墮落與救贖、巴別塔與五旬節之間，懸而未決。
克雷瑪的話之重要性顯而易見，不僅對於他所提及事件的神學，或百姓和國家的歷史意義非凡，對於語言哲學和傳播科學一樣重要。
因此，當我們檢閱語言的哲學，孔子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他主張「必也正名乎」（rectification of names），試圖藉著合宜地運用話語重建道德、社會和宗教，尤其在敘述個人的地位和角色時，更要合宜得當。在西方社會，正如所有研究哲學的人所知道的，蘇格拉底敏銳的思維掌握了話語的正確意義。其後，各樣的語言哲學交織成人類智識探索的結構，例如：我們當代的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認為，對於符號（即「隨意的聲音和記號」）的關注，是藝術和科學的鑑別特徵，對哲學亦然。因為一如柏克和莫比，朗格不從人類墮落的後果來推估，她認為這種對於符號和其意義的關注，是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前兆。朗格這麼寫著：「或許它（符號的哲學研究）擁有收穫新智識的種子，將在人類理解力的下一個季節收割。」
當我們查看傳播科學，我們的注意力首先受到亞里斯多德、西塞羅（Cicero），和昆提良（Quintilian）這些人物所吸引。當然，這些古代人物更多地從藝術的角度來思考傳播這件事，其相關理論被稱為修辭學，相關的實踐做法則稱為雄辯術。亞里斯多德把修辭學定義為發現的藝術，是在每一個情況中「可利用的勸說工具」。在某種程度上，勸說者是成功的，他實際地把聽眾帶到「正確的」信念和行動之前。5當然，難以定義何為「正確的」信念和行動。在當代，柏克基本上同意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但他更喜歡以「認同」這個字彙作為關鍵鑰字，因為他認為：在彼此競爭的陣營裡，每一個陣營都有各自的語言，藉由修辭和傳播彌補了人的分隔。6瑞恰慈（I. A. Richards）堅持應該強調「聆聽」，其中包括分析誤解的原因和斷定補救的方法。在瑞洽慈的看法裡，勸說和爭論提供了好戰的衝動，「使我們陷入思維障礙，又使我們能用另一個人的話以最小的麻煩擊垮他。」
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一開始，讓真基督徒謙卑俯伏在他們的創造主面前，感謝祂在基督裡賜予的智慧和知識。因著基督，使語言哲學家、傳播科學家，和世界各地的凡夫俗子時而夢想、時而絕望的理解和合一成為可能。然而，基督徒不應因認識基督而洋洋得意、或沾沾自喜，因為基督給了他們一個使命：要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因此，若他們要教導，若他們要跨越文化傳揚基督，他們就必須謙卑學習！
傳播對人類至關重要。當然，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能夠傳播的唯一生物；但人類是地球上唯一能夠以符號（symbol）的形式傳播的生物。人類可以採用符號的形式進行交流，而這些符號除了人類思維所賦予的關係外，與其所指對象並無任何關聯；而且，人類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把訊息傳遞給在遠方的其他人，或尚未出生的人。
創世記頭幾章敘述的所有神蹟中，在那些簡要莊嚴的經文裡，必然包含一些最重要的神蹟，與語言和傳播息息相關：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創一27-28）。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創二16）。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空中飛鳥和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創二20）。
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創三1）。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創三8-9）
人最早悖逆上帝而導致最悲慘的災難之一，就是創世記十一章1節所描述之情況的瓦解：「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試想一下那個情況的可能性！相互瞭解與和平共處當然擁有無限的潛能，但人類也有難以想像的潛能，足以把所有邪惡力量聯合起來。就人類墮落的狀態而言，會出現的結果將是後者；於是，上帝強加了某種文化隔離的方式在他們當中：「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創十一7）。
所有學習傳播的學生都能夠意識到深刻省思人類困境者所下的結論，一如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所說的：我們的問題就是巴別塔！1至少他們都能夠瞭解摩利斯．莫比（Sir Maurice Mawby）對於群體的關心，當他說：
你們知道，這世上最偉大的事就是擁有共同的語言。我接納任何宗教，對我來說，這一點也不重要⋯⋯。人不是獨居的隱士，他不能獨自生活，所以他必須學習如何與世人一起生活。
然而，柏克和莫比都沒有找出問題的根源，因為他們不承認人會固執己見，而對天堂充耳不聞。當人們真正與彼此溝通，就可能開始理解和重視將要發生的事。然而，他們有所不知的是，在真正的溝通即將發生以前，必須先恢復「神與人」的關係。正如克雷瑪教授
1 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and a Rhetoric of Motives (Cleveland: World, Meridian, 1962), 547.
2 Sir Maurice Mawby, “Australia and Asia,” The Asia Magazine, September 24, 1972, 26.
（Hendrik Kraemer）所寫的：
但是，正如聖經是上帝的啟示行動之記載；關於再創造，即是從神的眼光來看，重新恢復人正常的存在。創世記第十一章必要的補充是使徒行傳第二章。在使徒行傳中，人類的語言狀況似乎極為重要，因為當聖靈的大能掌權時，換句話說，就是當神和人的對話恢復了，語言的混亂就會消失，而再次擁有完全的溝通。墮落與救贖、巴別塔與五旬節，是隱藏在語言和溝通背後的要素。使徒行傳第二章的故事，意謂著聖經獨有的真實性在於：因為我們缺乏信心的態度，從五旬節的這個事件開始，人類一直擺盪在墮落與救贖、巴別塔與五旬節之間，懸而未決。
克雷瑪的話之重要性顯而易見，不僅對於他所提及事件的神學，或百姓和國家的歷史意義非凡，對於語言哲學和傳播科學一樣重要。
因此，當我們檢閱語言的哲學，孔子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他主張「必也正名乎」（rectification of names），試圖藉著合宜地運用話語重建道德、社會和宗教，尤其在敘述個人的地位和角色時，更要合宜得當。在西方社會，正如所有研究哲學的人所知道的，蘇格拉底敏銳的思維掌握了話語的正確意義。其後，各樣的語言哲學交織成人類智識探索的結構，例如：我們當代的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認為，對於符號（即「隨意的聲音和記號」）的關注，是藝術和科學的鑑別特徵，對哲學亦然。因為一如柏克和莫比，朗格不從人類墮落的後果來推估，她認為這種對於符號和其意義的關注，是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前兆。朗格這麼寫著：「或許它（符號的哲學研究）擁有收穫新智識的種子，將在人類理解力的下一個季節收割。」
當我們查看傳播科學，我們的注意力首先受到亞里斯多德、西塞羅（Cicero），和昆提良（Quintilian）這些人物所吸引。當然，這些古代人物更多地從藝術的角度來思考傳播這件事，其相關理論被稱為修辭學，相關的實踐做法則稱為雄辯術。亞里斯多德把修辭學定義為發現的藝術，是在每一個情況中「可利用的勸說工具」。在某種程度上，勸說者是成功的，他實際地把聽眾帶到「正確的」信念和行動之前。5當然，難以定義何為「正確的」信念和行動。在當代，柏克基本上同意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但他更喜歡以「認同」這個字彙作為關鍵鑰字，因為他認為：在彼此競爭的陣營裡，每一個陣營都有各自的語言，藉由修辭和傳播彌補了人的分隔。6瑞恰慈（I. A. Richards）堅持應該強調「聆聽」，其中包括分析誤解的原因和斷定補救的方法。在瑞洽慈的看法裡，勸說和爭論提供了好戰的衝動，「使我們陷入思維障礙，又使我們能用另一個人的話以最小的麻煩擊垮他。」
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一開始，讓真基督徒謙卑俯伏在他們的創造主面前，感謝祂在基督裡賜予的智慧和知識。因著基督，使語言哲學家、傳播科學家，和世界各地的凡夫俗子時而夢想、時而絕望的理解和合一成為可能。然而，基督徒不應因認識基督而洋洋得意、或沾沾自喜，因為基督給了他們一個使命：要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因此，若他們要教導，若他們要跨越文化傳揚基督，他們就必須謙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