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從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取得機械碩士學位。當時，距離我的學生簽證過期，只剩下最後一個月。
卡內基梅隆大學坐落於賓州匹茲堡，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這所大學學費昂貴，學生比例男多女少，氛圍與我在台灣就讀的交通大學極為相似。
CMU 的資訊工程系（Computer Science）舉世聞名，與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佛大學並稱為「資工四大校」。這裡的機器人研究所、設計系與人機互動研究所同樣冠絕全美；而我所就讀的機械所，沾了機器人與理工名校的光，工學院常年位居全美前十名。
在 CMU 的校園裡，隨處可見資訊與理工界的高手。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輪型機器人朝你走來，卻在相遇前一刻機器人故意在你跟前跌倒，並發出哀嚎，請你扶它起來。不必驚訝，那很可能是某個學生正躲在樹後，測試人們看見機器人跌倒的反應，藉此，完成他關於「人類與機器人互動」的論文。
CMU 不是長春藤盟校，但在匹茲堡這個擁有海盜隊 （MLB）、鋼人隊（NFL）和企鵝隊（NHL）三大職業運動驕傲的鋼鐵城市裡，只要你開口說自己就讀 CMU，當地的店員總會投來讚許的目光，笑著稱讚一句：「你是聰明的學生。」
頂著這樣的光環畢業，理所當然應該有數不完的工作機會吧？當時的我，對在美國的求職規則一無所知。那時正值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的第二年，美國就業市場依然一片慘淡，尤其是傳統產業，許多公司有只招收美國公民或持有綠卡者的限制。
像我這樣毫無背景、缺乏身分的外國留學生，唯一的退路就是申請 OPT（專業實習簽證）。如果無法在簽證過期前找到願意贊助工作簽證的公司，一畢業就得打包回台。當時走投無路的我，甚至寄望能留在自己念書的實驗室當助理先撐一陣子，然而，教授只說能贊助我一些參加研討會出差的經費，畢竟當時實驗室並不缺助理。
在攻讀碩士時，我憑著興趣修習一堆機器人課程、熬夜做了幾個機器人與自動化的專題。到了真正要找工作、認真盤點英文履歷時，我發覺一個殘酷的事實：這些校園專題與業界的真實需求，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那時，無論是傳統科技大廠、汽車產業還是機器人領域，我都拚命地投履歷。以我最嚮往的機器人領域來說，業界多數職缺要求具備深厚的軟韌體開發經驗。然而，回想我在研究所做的機器人專案，我主要都在打造驅動的結構、規劃控制程式的流程圖，核心的程式則是找資工系的委內瑞拉女同學一起完成的，而造型是找設計系的同學設計的；或我負責畫 3D 設計圖，再請機械系的同學協助組裝零件。但是車廠以及傳統產業，都不缺機械工程師，更別說找外國人了。
坦白說，我自己寫程式的技術，僅限於「複製、貼上、改參數，只要會動就好」。面對求職季的硬仗，我暗自悔恨當初為什麼不去修一些核心的程式設計課程。同個實驗室的幾位中國同學，因為第一學期就跑去跨修機器學習與高級程式設計，早早就順利拿到匹茲堡 ANSYS 模擬軟體公司的錄 取通知。在那個還沒有 AI 輔助寫程式的年代，臨時抱佛腳根本來不及，我只好硬著頭皮上網到處爬文、聯絡學長姐，試圖摸清找工作到底是怎麼回事。
幾個禮拜過去了，我參加過很多輪大小公司的英文面試，甚至也有英國公司打電話來約的面試，卻沒有一間進到最後一輪。眼看簽證就要到期、自己即將被踢出美國，巨大的焦慮排山倒海而來。室友看我焦頭爛額，紛紛勸我：「不然先隨便找個志工職缺掛著身分吧。」那一刻，我既恐懼又自我懷疑：自己會不會就這樣狼狽地回台灣，連一份像樣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天深夜，我甚至打開台灣的人力銀行網站，盲目地投遞了幾家聽過名字的科技公司，在心底暗自祈禱：「拜託，隨便讓我錄取哪一家公司都好！」
要知道，卡內基梅隆可是一年學費高達3 萬8 千多美元 （折合台幣約120 萬元）的頂尖私校。我為了省錢，拚命把學分修完、也趕出了研討會論文，按照規定可以用最短的一年期限拿走畢業證書。如果我為了留在美國而繼續耗著，就得面臨高昂學費的無底洞。
就在希望近乎破滅之時，命運出現轉折。一間不知名的小公司，和科技巨擘 IBM，同時向我招手，發出錄取通知！ 小公司很遠，在一個美國中部州偏遠的鄉下。但IBM就不一樣了。得知被 IBM 錄取的當下，我興奮異常。那可是國際級的科技巨星，且以完善的新人培訓聞名業界；當時 IBM 旗下仍保有強大的伺服器部門，若能進去鍍金，無疑是夢幻起點。當我興奮地打開 Email 仔細查看，才發現他們錄取我的，竟然是「包材設計部門」。主管在電話中熱心地點起的絕拒國美被向我解釋：「在伺服器產業，包裝材料絕對不只是做紙箱。因為伺服器動輒數百公斤且造價高昂，如何運送、開箱、安裝，都需要極高的巧思與嚴格的規格驗證。」
我猶豫了幾天，上網查詢許多資料。主管說得頭頭是道，但我心裡清楚，包裝材料設計，畢竟不是核心的伺服器研發，我擔心進去之後，這輩子就再也接觸不到真正的產品設計。
就在我陷入兩難時，一封來自台灣 GARMIN（台灣國際航電）的面試邀請，寄到我的信箱。面試我的兩位主管非常熱情，聽聞我是美國名校畢業，貼心安排跨海視訊面試。
在面試過程中，我們聊得十分投緣。主管介紹道，GARMIN 雖然是從車用導航（GPS）發跡，現在早已成功將觸角延伸至航海、航空、戶外導航以及運動智慧手錶等核心領域，旗下產品全都是高毛利的商品。過去，GARMIN 的研發與設計中心都在美國堪薩斯總部，台灣團隊主要負責後端的代工與開模。如今，他們正準備在台灣建立一支全新的自主設計團隊，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心想：「這個團隊一切將從無到有，對新人來說，是個絕佳的學習戰場。」
「太好了！」當時的我，連公司長什麼樣子、辦公室的門朝哪個方向開都不知道，就一口答應回台灣加入。我唯一的請求，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天真，我僅要他們寄一張未來座位的照片給我看看。既然有了工作，我就放下心來。
主管詢問我的期望薪資時，我試探性地問：「是否有年薪九十萬台幣？」我內心只是想說年薪百萬應該是基本，那我新鮮人就開低一點吧。他們思考之後，回答：「我們公司對於碩士只有4 萬5 千台幣的起薪。即使是海外歸國，也沒有差異。不過我們公司一般來說工程師發18個月，算起來也有九十萬。應該沒問題吧。」有些人或許覺得薪水還不錯，但我查了一下，2000 年就有科技業公司開出碩士4萬5千台幣了。十年來，加上我去美國留學，薪水竟然沒有成長？當時在美國簽證的時間快到期，如果不接受這份工作，我只能去IBM。我只好就這樣答應了。
在美國求職的日子，太讓人心力交瘁。什麼面試包裝、履歷技巧，我一概不會。我就只會用稱不上流利的破英文一問一答。現在台灣有一家知名企業大方張開雙臂歡迎我，這種心情就像是終於對自己和家人有了交代。出國留學過的人一定懂這種心情，遠在台灣的父母並沒要求我留在美國，電話那頭關心的，永遠是那句：「你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那時想都不想就答應，是因為我急於逃避求職壓力。
得知我準備回台北，研究所同組的同學幫我辦了一場歡送會。GARMIN 是知名的美國公司，所以跟同學講，他們也都有聽過。前面提到那位負責組裝、體格壯碩的機械系華裔美籍男同學，以及那位負責寫程式的委內瑞拉女同學都出席了。壯漢同學席間分享他的下一步，他準備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繼續做研究，女同學則是要繼續念博士，打算做教職。男同學有些抱怨地說：「加州的物價太高了，研究員的薪水很低，年薪大概只有8 萬美元吧。」
接著，他轉頭問我：「那你回台灣加入 GARMIN 當工程師，可以拿多少？」我回答：「大概……3 萬美元（折合台幣 約90 萬）。」話音剛落，他們兩個人瞬間瞪大了眼睛，滿臉不可置信地看著我：「你瘋了嗎？這樣你為什麼要回去？這邊的超市店員都有六萬美元的年薪，你又是知名學校畢業，怎麼會回去呢？」
那一刻，我才猛然驚覺，自己似乎把職場想得過於天真。我以為，剛畢業就能拿到九十萬台幣的起薪，在台灣已經算是不錯的待遇；初入求職市場的我還缺乏足夠的國際視野去計算兩地的稅率、通膨與實質購買力的能力。不過那場歡送會上的詫異眼光，結結實實地在我的腦海裡敲響了一記警鐘，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對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認識得太少。
最後幾天在匹茲堡的時間，我走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學校附近的街區Shadyside，看著學校附近的大樓，許多小型新創公司聚落就在這附近。我看到這些公司員工的薪水至少都有8 萬到9 萬美元，年輕的學生進進出出。「如果我能在這邊找份工作留下就好了。」我是這麼想的。
那一晚我的心情，只覺得又輕鬆又厭惡。輕鬆是因為我已經不用在美國找工作了。但厭惡的是，自己念了一個不錯的學校，卻讓自己變得毫無選擇。
卡內基梅隆大學坐落於賓州匹茲堡，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這所大學學費昂貴，學生比例男多女少，氛圍與我在台灣就讀的交通大學極為相似。
CMU 的資訊工程系（Computer Science）舉世聞名，與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佛大學並稱為「資工四大校」。這裡的機器人研究所、設計系與人機互動研究所同樣冠絕全美；而我所就讀的機械所，沾了機器人與理工名校的光，工學院常年位居全美前十名。
在 CMU 的校園裡，隨處可見資訊與理工界的高手。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輪型機器人朝你走來，卻在相遇前一刻機器人故意在你跟前跌倒，並發出哀嚎，請你扶它起來。不必驚訝，那很可能是某個學生正躲在樹後，測試人們看見機器人跌倒的反應，藉此，完成他關於「人類與機器人互動」的論文。
CMU 不是長春藤盟校，但在匹茲堡這個擁有海盜隊 （MLB）、鋼人隊（NFL）和企鵝隊（NHL）三大職業運動驕傲的鋼鐵城市裡，只要你開口說自己就讀 CMU，當地的店員總會投來讚許的目光，笑著稱讚一句：「你是聰明的學生。」
頂著這樣的光環畢業，理所當然應該有數不完的工作機會吧？當時的我，對在美國的求職規則一無所知。那時正值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的第二年，美國就業市場依然一片慘淡，尤其是傳統產業，許多公司有只招收美國公民或持有綠卡者的限制。
像我這樣毫無背景、缺乏身分的外國留學生，唯一的退路就是申請 OPT（專業實習簽證）。如果無法在簽證過期前找到願意贊助工作簽證的公司，一畢業就得打包回台。當時走投無路的我，甚至寄望能留在自己念書的實驗室當助理先撐一陣子，然而，教授只說能贊助我一些參加研討會出差的經費，畢竟當時實驗室並不缺助理。
在攻讀碩士時，我憑著興趣修習一堆機器人課程、熬夜做了幾個機器人與自動化的專題。到了真正要找工作、認真盤點英文履歷時，我發覺一個殘酷的事實：這些校園專題與業界的真實需求，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那時，無論是傳統科技大廠、汽車產業還是機器人領域，我都拚命地投履歷。以我最嚮往的機器人領域來說，業界多數職缺要求具備深厚的軟韌體開發經驗。然而，回想我在研究所做的機器人專案，我主要都在打造驅動的結構、規劃控制程式的流程圖，核心的程式則是找資工系的委內瑞拉女同學一起完成的，而造型是找設計系的同學設計的；或我負責畫 3D 設計圖，再請機械系的同學協助組裝零件。但是車廠以及傳統產業，都不缺機械工程師，更別說找外國人了。
坦白說，我自己寫程式的技術，僅限於「複製、貼上、改參數，只要會動就好」。面對求職季的硬仗，我暗自悔恨當初為什麼不去修一些核心的程式設計課程。同個實驗室的幾位中國同學，因為第一學期就跑去跨修機器學習與高級程式設計，早早就順利拿到匹茲堡 ANSYS 模擬軟體公司的錄 取通知。在那個還沒有 AI 輔助寫程式的年代，臨時抱佛腳根本來不及，我只好硬著頭皮上網到處爬文、聯絡學長姐，試圖摸清找工作到底是怎麼回事。
幾個禮拜過去了，我參加過很多輪大小公司的英文面試，甚至也有英國公司打電話來約的面試，卻沒有一間進到最後一輪。眼看簽證就要到期、自己即將被踢出美國，巨大的焦慮排山倒海而來。室友看我焦頭爛額，紛紛勸我：「不然先隨便找個志工職缺掛著身分吧。」那一刻，我既恐懼又自我懷疑：自己會不會就這樣狼狽地回台灣，連一份像樣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天深夜，我甚至打開台灣的人力銀行網站，盲目地投遞了幾家聽過名字的科技公司，在心底暗自祈禱：「拜託，隨便讓我錄取哪一家公司都好！」
要知道，卡內基梅隆可是一年學費高達3 萬8 千多美元 （折合台幣約120 萬元）的頂尖私校。我為了省錢，拚命把學分修完、也趕出了研討會論文，按照規定可以用最短的一年期限拿走畢業證書。如果我為了留在美國而繼續耗著，就得面臨高昂學費的無底洞。
就在希望近乎破滅之時，命運出現轉折。一間不知名的小公司，和科技巨擘 IBM，同時向我招手，發出錄取通知！ 小公司很遠，在一個美國中部州偏遠的鄉下。但IBM就不一樣了。得知被 IBM 錄取的當下，我興奮異常。那可是國際級的科技巨星，且以完善的新人培訓聞名業界；當時 IBM 旗下仍保有強大的伺服器部門，若能進去鍍金，無疑是夢幻起點。當我興奮地打開 Email 仔細查看，才發現他們錄取我的，竟然是「包材設計部門」。主管在電話中熱心地點起的絕拒國美被向我解釋：「在伺服器產業，包裝材料絕對不只是做紙箱。因為伺服器動輒數百公斤且造價高昂，如何運送、開箱、安裝，都需要極高的巧思與嚴格的規格驗證。」
我猶豫了幾天，上網查詢許多資料。主管說得頭頭是道，但我心裡清楚，包裝材料設計，畢竟不是核心的伺服器研發，我擔心進去之後，這輩子就再也接觸不到真正的產品設計。
就在我陷入兩難時，一封來自台灣 GARMIN（台灣國際航電）的面試邀請，寄到我的信箱。面試我的兩位主管非常熱情，聽聞我是美國名校畢業，貼心安排跨海視訊面試。
在面試過程中，我們聊得十分投緣。主管介紹道，GARMIN 雖然是從車用導航（GPS）發跡，現在早已成功將觸角延伸至航海、航空、戶外導航以及運動智慧手錶等核心領域，旗下產品全都是高毛利的商品。過去，GARMIN 的研發與設計中心都在美國堪薩斯總部，台灣團隊主要負責後端的代工與開模。如今，他們正準備在台灣建立一支全新的自主設計團隊，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心想：「這個團隊一切將從無到有，對新人來說，是個絕佳的學習戰場。」
「太好了！」當時的我，連公司長什麼樣子、辦公室的門朝哪個方向開都不知道，就一口答應回台灣加入。我唯一的請求，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天真，我僅要他們寄一張未來座位的照片給我看看。既然有了工作，我就放下心來。
主管詢問我的期望薪資時，我試探性地問：「是否有年薪九十萬台幣？」我內心只是想說年薪百萬應該是基本，那我新鮮人就開低一點吧。他們思考之後，回答：「我們公司對於碩士只有4 萬5 千台幣的起薪。即使是海外歸國，也沒有差異。不過我們公司一般來說工程師發18個月，算起來也有九十萬。應該沒問題吧。」有些人或許覺得薪水還不錯，但我查了一下，2000 年就有科技業公司開出碩士4萬5千台幣了。十年來，加上我去美國留學，薪水竟然沒有成長？當時在美國簽證的時間快到期，如果不接受這份工作，我只能去IBM。我只好就這樣答應了。
在美國求職的日子，太讓人心力交瘁。什麼面試包裝、履歷技巧，我一概不會。我就只會用稱不上流利的破英文一問一答。現在台灣有一家知名企業大方張開雙臂歡迎我，這種心情就像是終於對自己和家人有了交代。出國留學過的人一定懂這種心情，遠在台灣的父母並沒要求我留在美國，電話那頭關心的，永遠是那句：「你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那時想都不想就答應，是因為我急於逃避求職壓力。
得知我準備回台北，研究所同組的同學幫我辦了一場歡送會。GARMIN 是知名的美國公司，所以跟同學講，他們也都有聽過。前面提到那位負責組裝、體格壯碩的機械系華裔美籍男同學，以及那位負責寫程式的委內瑞拉女同學都出席了。壯漢同學席間分享他的下一步，他準備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繼續做研究，女同學則是要繼續念博士，打算做教職。男同學有些抱怨地說：「加州的物價太高了，研究員的薪水很低，年薪大概只有8 萬美元吧。」
接著，他轉頭問我：「那你回台灣加入 GARMIN 當工程師，可以拿多少？」我回答：「大概……3 萬美元（折合台幣 約90 萬）。」話音剛落，他們兩個人瞬間瞪大了眼睛，滿臉不可置信地看著我：「你瘋了嗎？這樣你為什麼要回去？這邊的超市店員都有六萬美元的年薪，你又是知名學校畢業，怎麼會回去呢？」
那一刻，我才猛然驚覺，自己似乎把職場想得過於天真。我以為，剛畢業就能拿到九十萬台幣的起薪，在台灣已經算是不錯的待遇；初入求職市場的我還缺乏足夠的國際視野去計算兩地的稅率、通膨與實質購買力的能力。不過那場歡送會上的詫異眼光，結結實實地在我的腦海裡敲響了一記警鐘，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對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認識得太少。
最後幾天在匹茲堡的時間，我走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學校附近的街區Shadyside，看著學校附近的大樓，許多小型新創公司聚落就在這附近。我看到這些公司員工的薪水至少都有8 萬到9 萬美元，年輕的學生進進出出。「如果我能在這邊找份工作留下就好了。」我是這麼想的。
那一晚我的心情，只覺得又輕鬆又厭惡。輕鬆是因為我已經不用在美國找工作了。但厭惡的是，自己念了一個不錯的學校，卻讓自己變得毫無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