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被一腳踢飛的童年
那原本是彩色的世界
我永遠無法忘記 1984 年冬天的一個夜晚。
那天晚上，家裡來了三位惡形惡狀的流氓，在客廳裡不斷咆哮，逼著爸媽還錢。當時正準備從小學六年級畢業的我，躲在家中角落，幼小的心靈無法理解：為什麼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我們家？為什麼平日勤儉樸實的父母，會揹上巨額債務，搞到黑道上門？
在那恐怖的一夜降臨之前，我的世界曾經是彩色的，是一個幸福的小康家庭。
從汐止到新店：家族的流變
我們的家族根基在汐止。聽長輩說，我的太祖父在日治時期是一位備受敬重的「漢文」老師，在地方上頗有聲望，也積累了一些農地。但命運弄人，從曾祖父、祖父到我父親，都不愛讀書，家族也從文人轉為務農，日子過得相當清苦。為了養家，父親退伍後甚至去當過採礦工人，每天陷在暗無天日的礦坑中，用生命換取微薄的薪水。
1973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為了讓三個小孩過上更好的日子，父母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舉家搬往新店。
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台灣製造的帳蓬在海外炙手可熱。父親在新店的一間工廠學習染布技術，隨著老闆賺錢擴廠、搬遷到三芝，父親也憑著苦幹實幹，從學徒一路爬升到染布部主任。
從我有記憶以來，只有小學畢業的父親，總是清晨六點就起床，吃完母親準備的早餐後，便出門前往遠在三芝的工廠。他用自己的勞力，還有原本健康的肺，在充滿有機溶劑的環境中吸著毒氣、從事染布工作。而國中沒畢業的母親則專心操持家務。他們共同撐起了一個溫暖平靜的家。
牆的那一邊是學校，這一邊是樂園
那時候，父親的薪水足以支撐全家，我們在新店買了一棟有後院、可以種樹的大房子。
那房子真的很大，距離我就讀的新店大豐國小，僅僅只有一道牆的距離。那是我童年最得意的捷徑--上課時爬牆過去，放學再爬牆回來，方便至極。
小學時期的我，過得超級快樂。習慣早起的我，總是陪爸爸吃完早餐，六點多就翻牆到了學校。絕大多數的時間，我都在玩。從彈珠、尪仔標（紅仔標）、烤地瓜、看漫畫、抓青蛙，一路玩到游泳、躲避球、籃球、棒球。對那時的我來說，功課是在學校就能順手解決的小事，考試則是月考前兩天才需要面對的問題。
家裡永遠有媽媽煮好熱騰騰的飯菜，那是身為家庭主婦的她，給予我們最安穩的守護。她在閒暇時還去學裁縫、學插花，把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每天玩累了回家，就是吃飯、睡覺，天塌下來都有爸媽頂著。
滷味、啤酒與工頭父親的義氣
父親雖然學歷不高，但非常負責。在工廠裡，他不僅是管理者，更像是工人們的大哥。
我記憶中最鮮明的畫面，就是父親常把工人們帶回家吃飯。那不是什麼應酬，而是真正的「兄弟」。
下班後，家裡的餐桌總是擠滿了人。父親招呼著那些叔叔伯伯們，桌上擺滿了切好的滷味，大家大口喝著啤酒、大聲聊天。他們談論著工作的辛苦，談論著未來的希望。假日的時候，這群工人也常來家裡串門子。
父親就把這群工人當作最好的朋友，工作在一起，生活也混在一起。年幼的我穿梭在大人之間，仰望著父親豪爽的笑容。在他身上，我看見基層勞動者的辛勞，以及一種江湖般的義氣與尊重。
那是父親教給我的第一堂課：人的價值不在於職位高低，而在於你是否把別人當「人」看。
那時候的我以為，這種充滿媽媽的飯菜香、啤酒氣泡與工人們歡笑聲的日子，會永遠持續下去。直到1984年那個寒冷的冬夜，敲門聲響起。
赤腳翻牆的「黑帶」班長
在那個巨大的變故發生之前，我的童年其實並非全無煩惱。
但我唯二的煩惱，現在想起來都帶著一種甜味：一個是因為經常偷跑出去玩、回家被父母毒打；另一個則是從小就罹患的嚴重氣喘，有時嚴重到晚上根本無法入睡，天一亮媽媽就得揹著我去醫院。
為了改善我的氣喘，爸媽在我三年級時送我去學跆拳道。這項決定不僅改善了我的體質，更意外點滿了我的「戰鬥技能」。
那時的我，幾乎每次月考都是全班第一名，但我其實不喜歡跟所謂的「好學生」混在一起。我覺得他們太計較分數，太難相處。我的死黨們，全是考試名次倒數的同學。跟他們在一起，我感到輕鬆自在、無拘無束。
我們玩得瘋狂，為了怕媽媽聽到我偷跑出門的聲音，我不敢開正門，而是將鞋子提在手上、赤腳翻過自家的圍牆溜出去。當然，回家時我也早就做好了被狠狠修理的心理準備，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樂此不疲。那時我非常羨慕我的死黨們，他們從來不會因為「出去玩」而挨揍，只有在發成績單那天會被打，而我卻是為了玩耍天天在冒險。
從小學一年級一路當班長到畢業的我就是個孩子王，在班上有兩個任務：對內，協助老師維持秩序；對外，就是當班上同學被欺負時，揪齊兄弟去討回公道。隨著跆拳道練到了黑帶，我在「執行任務」時更是如虎添翼。代價就是，媽媽經常得來學校向被我揍的同學家長道歉，然後把我拖回家再打一頓。
那時的大豐國小旁還是一片稻田，我家出去也就是一片田（現在的二十張路靠近中正路一帶）。日子雖然偶有皮肉痛，但心靈是富足的。假日姊姊練鋼琴，爸爸帶我們回汐止老家探親，一切看似穩固而美好。
那原本是彩色的世界
我永遠無法忘記 1984 年冬天的一個夜晚。
那天晚上，家裡來了三位惡形惡狀的流氓，在客廳裡不斷咆哮，逼著爸媽還錢。當時正準備從小學六年級畢業的我，躲在家中角落，幼小的心靈無法理解：為什麼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我們家？為什麼平日勤儉樸實的父母，會揹上巨額債務，搞到黑道上門？
在那恐怖的一夜降臨之前，我的世界曾經是彩色的，是一個幸福的小康家庭。
從汐止到新店：家族的流變
我們的家族根基在汐止。聽長輩說，我的太祖父在日治時期是一位備受敬重的「漢文」老師，在地方上頗有聲望，也積累了一些農地。但命運弄人，從曾祖父、祖父到我父親，都不愛讀書，家族也從文人轉為務農，日子過得相當清苦。為了養家，父親退伍後甚至去當過採礦工人，每天陷在暗無天日的礦坑中，用生命換取微薄的薪水。
1973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為了讓三個小孩過上更好的日子，父母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舉家搬往新店。
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台灣製造的帳蓬在海外炙手可熱。父親在新店的一間工廠學習染布技術，隨著老闆賺錢擴廠、搬遷到三芝，父親也憑著苦幹實幹，從學徒一路爬升到染布部主任。
從我有記憶以來，只有小學畢業的父親，總是清晨六點就起床，吃完母親準備的早餐後，便出門前往遠在三芝的工廠。他用自己的勞力，還有原本健康的肺，在充滿有機溶劑的環境中吸著毒氣、從事染布工作。而國中沒畢業的母親則專心操持家務。他們共同撐起了一個溫暖平靜的家。
牆的那一邊是學校，這一邊是樂園
那時候，父親的薪水足以支撐全家，我們在新店買了一棟有後院、可以種樹的大房子。
那房子真的很大，距離我就讀的新店大豐國小，僅僅只有一道牆的距離。那是我童年最得意的捷徑--上課時爬牆過去，放學再爬牆回來，方便至極。
小學時期的我，過得超級快樂。習慣早起的我，總是陪爸爸吃完早餐，六點多就翻牆到了學校。絕大多數的時間，我都在玩。從彈珠、尪仔標（紅仔標）、烤地瓜、看漫畫、抓青蛙，一路玩到游泳、躲避球、籃球、棒球。對那時的我來說，功課是在學校就能順手解決的小事，考試則是月考前兩天才需要面對的問題。
家裡永遠有媽媽煮好熱騰騰的飯菜，那是身為家庭主婦的她，給予我們最安穩的守護。她在閒暇時還去學裁縫、學插花，把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每天玩累了回家，就是吃飯、睡覺，天塌下來都有爸媽頂著。
滷味、啤酒與工頭父親的義氣
父親雖然學歷不高，但非常負責。在工廠裡，他不僅是管理者，更像是工人們的大哥。
我記憶中最鮮明的畫面，就是父親常把工人們帶回家吃飯。那不是什麼應酬，而是真正的「兄弟」。
下班後，家裡的餐桌總是擠滿了人。父親招呼著那些叔叔伯伯們，桌上擺滿了切好的滷味，大家大口喝著啤酒、大聲聊天。他們談論著工作的辛苦，談論著未來的希望。假日的時候，這群工人也常來家裡串門子。
父親就把這群工人當作最好的朋友，工作在一起，生活也混在一起。年幼的我穿梭在大人之間，仰望著父親豪爽的笑容。在他身上，我看見基層勞動者的辛勞，以及一種江湖般的義氣與尊重。
那是父親教給我的第一堂課：人的價值不在於職位高低，而在於你是否把別人當「人」看。
那時候的我以為，這種充滿媽媽的飯菜香、啤酒氣泡與工人們歡笑聲的日子，會永遠持續下去。直到1984年那個寒冷的冬夜，敲門聲響起。
赤腳翻牆的「黑帶」班長
在那個巨大的變故發生之前，我的童年其實並非全無煩惱。
但我唯二的煩惱，現在想起來都帶著一種甜味：一個是因為經常偷跑出去玩、回家被父母毒打；另一個則是從小就罹患的嚴重氣喘，有時嚴重到晚上根本無法入睡，天一亮媽媽就得揹著我去醫院。
為了改善我的氣喘，爸媽在我三年級時送我去學跆拳道。這項決定不僅改善了我的體質，更意外點滿了我的「戰鬥技能」。
那時的我，幾乎每次月考都是全班第一名，但我其實不喜歡跟所謂的「好學生」混在一起。我覺得他們太計較分數，太難相處。我的死黨們，全是考試名次倒數的同學。跟他們在一起，我感到輕鬆自在、無拘無束。
我們玩得瘋狂，為了怕媽媽聽到我偷跑出門的聲音，我不敢開正門，而是將鞋子提在手上、赤腳翻過自家的圍牆溜出去。當然，回家時我也早就做好了被狠狠修理的心理準備，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樂此不疲。那時我非常羨慕我的死黨們，他們從來不會因為「出去玩」而挨揍，只有在發成績單那天會被打，而我卻是為了玩耍天天在冒險。
從小學一年級一路當班長到畢業的我就是個孩子王，在班上有兩個任務：對內，協助老師維持秩序；對外，就是當班上同學被欺負時，揪齊兄弟去討回公道。隨著跆拳道練到了黑帶，我在「執行任務」時更是如虎添翼。代價就是，媽媽經常得來學校向被我揍的同學家長道歉，然後把我拖回家再打一頓。
那時的大豐國小旁還是一片稻田，我家出去也就是一片田（現在的二十張路靠近中正路一帶）。日子雖然偶有皮肉痛，但心靈是富足的。假日姊姊練鋼琴，爸爸帶我們回汐止老家探親，一切看似穩固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