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戰爭起因
當今世局混亂，比起一戰前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也很難說，今日各國的領導人比一九一四年前那批掌權者更高明。目前好幾位大國領袖的衝動任性、反覆善變，堪比德皇威廉二世；或流露出猶豫不決、優柔寡斷，與英相阿斯奎斯或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相差無幾。若想避免現代版的大國戰爭，就必須精準辨識全球和平面臨的主要威脅，並釐清各國領袖在危機急遽惡化之前該如何行動，才能避免重蹈一九一四年的歷史覆轍。他們必須懂得如何有效威懾、如何爭取時間，以及怎樣防範局勢升級至不可控程度。
為此，各國領袖還必須推斷，在不同的危機情境下，其他強權最可能出現的回應。解讀他人的思維，是情報研判與戰略評估的一大核心，但最終這些能否發揮作用，仍取決於決策者自身是否具備足夠的想像力與經驗。如果領導人仍像一九一四年那般，選擇無視情報，或放任核心利益凌駕於對對手的認知之上，掌握再多資訊也是徒然。終究，在決定命運的那一刻，結局往往取決於領導人估算的戰爭收益，以及他們有多把和平當回事。
一九一四年的歷史教訓，以及許多導致戰爭的決策都顯示，在危機升溫時刻，決策者心中的價值與信念往往成為定奪的關鍵。當世界加速滑向戰爭的深淵，每位領導人都必須做出取捨，對他而言什麼事不可退讓。在抉擇的過程裡，無論今昔，榮譽與地位的考量往往占據核心。試想，美國總統能否接納另一位領袖與他「平起平坐」？中國領導人是否容許外國人插手國家統一議題？歐盟執委會主席是否願意給予俄羅斯特殊待遇？印度總理又願意在喀什米爾問題上與巴基斯坦妥協嗎？在這些情境裡，真正阻礙突破的是對顏面和威信的執念，即便新的做法顯然對各方都更為有利。
如今有哪些地區與議題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阿爾薩斯－洛林、波士尼亞，或比利時那樣，成為點燃戰火的催化劑？雖無法預知開戰的確切導火線，但明顯有幾個潛在的火藥庫。問題在於，與過去相比，潛在的引爆點實在太多。即便是二十世紀初邁向全球化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或冷戰年代意識形態對峙的世界，那時的衝突引爆點，數量遠遠不及今日為多。這是對人類的警訊，我們不僅要警惕大國戰爭可能重演，還要小心一旦衝突開始升高，想擋下戰爭會有多難。
台灣的爭議有點像把阿爾薩斯、波士尼亞和比利時三者揉合在一起。它是一塊爭議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咬定台灣是固有疆域的一部分，台灣當局則主張自己是一個不受北京現行政府管轄的政治實體。台灣認為，這個島上的人民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們的政府主張自身承繼中國的合法政府傳承（中華民國），與大陸政權地位對等。任何政治解決方案都必須由兩邊政府坐下來談。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對台灣的主張是其政治身分的核心組成部分，有點像法國第三共和看待阿爾薩斯，或塞爾維亞政府看待波士尼亞。中共認為，台灣今日之所以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原因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控中國大陸後，美國以武力阻擋統一。中共推動新民族主義的一個核心主張是，台灣屬於（他們的）中國，而外國勢力（美國）以強制手段與戰爭威脅，阻撓台灣回歸祖國。在中共眼中，台北的政府並不合法，不過是配合美國圍堵、削弱中國的叛徒或幫凶。
美國已經花了三個世代，想弄清楚自己的台灣政策究竟要走向何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二十年，華府確實以核武威脅毛澤東與中共將領，阻止他們跨越台灣海峽，不讓共產政權接管台灣。當時，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是美國在冷戰中的盟友。一九七○年代，為了更有效地對抗蘇聯，美國與中共修好，華府常把台灣視為負擔，而非資產。在協防台灣一事上，美國最多只是「敷衍了事」，因為中國大陸才是更重要的戰略對象。隨著台灣成功民主化，按各個標準都成為全球最民主的地區之一，美國政府在一九九○年代受國會內外的活動人士施壓，要求華府繼續支持台灣，包括阻止中國對台灣動武。在美國眼中，台灣成為「民主中國」，而中國大陸即使經濟成功，政治上卻愈發倒退為獨裁政權。
美國今天的對台政策表面上仍受到一九七○年代美中協議，也就是《上海公報》約束。在這份共同聲明，美國承認中方的立場，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然而，華府從未明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同時仍與台灣的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只是不給予承認。整體而言，美國奉行「戰略模糊」政策，有點像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前的立場，不說明中共攻台時，美國是否會出手防衛。美國也持續對台軍售，維持台灣自衛能力。
在美國維持對台關係時，過去幾十年間兩岸經濟自由化，台灣也與中國大陸有較深的整合。這就像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商業往來愈發密切，即使政治緊張同步升高。二○○○年代初期，台灣將近四分之三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中國大陸，近半的貿易是與中國往來。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關鍵零組件在大陸生產，兩岸企業則透過股權結構與產品開發緊密連動。中國外銷經濟能取得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與台灣先進產業實力保持密切關係。從二○一○年代後期開始，政治衝突蓋過經濟利益，兩岸商業關係急速下滑。今天台灣的直接對外投資只有大約五％與中國大陸相關，那裡的貿易比重也降至三分之一以下。
為何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會在短時間內崩壞？主因當然是中美關係急遽惡化，但也與台灣與中國大陸兩邊態度改變有關。前文說過，恐懼與怨懟讓美中關係跌到一九七○年代以來最低點。台灣的新政府是民主化以來最具獨立意識的一屆。同時，中國的民族主義也高漲。一位中國大陸朋友最近問我：「如果中國占了美國一個州，華府不會想盡辦法把它要回來嗎？」從中共的角度看，道理很簡單：中國曾經弱小，現已壯大，該完成國家統一了。美國對台政策在川普任內比以往更難以預測，兩岸關係也因此一步步走向攤牌態勢。
中共對台政策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擔心，統一的時間可能所剩不多。十多年前，中國領導層仍相信，整體局勢最終會朝有利於將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發展。但如今，大陸經濟成長放緩、與西方關係惡化，讓部分政策制定者認為，現在反而可能是採取攻勢的最佳時點。一位中國軍方高層最近對我說，他擔心台灣的身分認同與政治傾向。台灣年輕世代愈來愈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大約六五％自認是台灣人，三○％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僅約五％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如果事情拖下去，以後再想把台灣塑造為中國的一個省分，難度將大幅增加。也難怪中共對台措辭愈趨強硬。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最近甚至放話：「早晚要來收了你們。」
當今世局混亂，比起一戰前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也很難說，今日各國的領導人比一九一四年前那批掌權者更高明。目前好幾位大國領袖的衝動任性、反覆善變，堪比德皇威廉二世；或流露出猶豫不決、優柔寡斷，與英相阿斯奎斯或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相差無幾。若想避免現代版的大國戰爭，就必須精準辨識全球和平面臨的主要威脅，並釐清各國領袖在危機急遽惡化之前該如何行動，才能避免重蹈一九一四年的歷史覆轍。他們必須懂得如何有效威懾、如何爭取時間，以及怎樣防範局勢升級至不可控程度。
為此，各國領袖還必須推斷，在不同的危機情境下，其他強權最可能出現的回應。解讀他人的思維，是情報研判與戰略評估的一大核心，但最終這些能否發揮作用，仍取決於決策者自身是否具備足夠的想像力與經驗。如果領導人仍像一九一四年那般，選擇無視情報，或放任核心利益凌駕於對對手的認知之上，掌握再多資訊也是徒然。終究，在決定命運的那一刻，結局往往取決於領導人估算的戰爭收益，以及他們有多把和平當回事。
一九一四年的歷史教訓，以及許多導致戰爭的決策都顯示，在危機升溫時刻，決策者心中的價值與信念往往成為定奪的關鍵。當世界加速滑向戰爭的深淵，每位領導人都必須做出取捨，對他而言什麼事不可退讓。在抉擇的過程裡，無論今昔，榮譽與地位的考量往往占據核心。試想，美國總統能否接納另一位領袖與他「平起平坐」？中國領導人是否容許外國人插手國家統一議題？歐盟執委會主席是否願意給予俄羅斯特殊待遇？印度總理又願意在喀什米爾問題上與巴基斯坦妥協嗎？在這些情境裡，真正阻礙突破的是對顏面和威信的執念，即便新的做法顯然對各方都更為有利。
如今有哪些地區與議題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阿爾薩斯－洛林、波士尼亞，或比利時那樣，成為點燃戰火的催化劑？雖無法預知開戰的確切導火線，但明顯有幾個潛在的火藥庫。問題在於，與過去相比，潛在的引爆點實在太多。即便是二十世紀初邁向全球化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或冷戰年代意識形態對峙的世界，那時的衝突引爆點，數量遠遠不及今日為多。這是對人類的警訊，我們不僅要警惕大國戰爭可能重演，還要小心一旦衝突開始升高，想擋下戰爭會有多難。
台灣的爭議有點像把阿爾薩斯、波士尼亞和比利時三者揉合在一起。它是一塊爭議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咬定台灣是固有疆域的一部分，台灣當局則主張自己是一個不受北京現行政府管轄的政治實體。台灣認為，這個島上的人民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們的政府主張自身承繼中國的合法政府傳承（中華民國），與大陸政權地位對等。任何政治解決方案都必須由兩邊政府坐下來談。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對台灣的主張是其政治身分的核心組成部分，有點像法國第三共和看待阿爾薩斯，或塞爾維亞政府看待波士尼亞。中共認為，台灣今日之所以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原因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控中國大陸後，美國以武力阻擋統一。中共推動新民族主義的一個核心主張是，台灣屬於（他們的）中國，而外國勢力（美國）以強制手段與戰爭威脅，阻撓台灣回歸祖國。在中共眼中，台北的政府並不合法，不過是配合美國圍堵、削弱中國的叛徒或幫凶。
美國已經花了三個世代，想弄清楚自己的台灣政策究竟要走向何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二十年，華府確實以核武威脅毛澤東與中共將領，阻止他們跨越台灣海峽，不讓共產政權接管台灣。當時，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是美國在冷戰中的盟友。一九七○年代，為了更有效地對抗蘇聯，美國與中共修好，華府常把台灣視為負擔，而非資產。在協防台灣一事上，美國最多只是「敷衍了事」，因為中國大陸才是更重要的戰略對象。隨著台灣成功民主化，按各個標準都成為全球最民主的地區之一，美國政府在一九九○年代受國會內外的活動人士施壓，要求華府繼續支持台灣，包括阻止中國對台灣動武。在美國眼中，台灣成為「民主中國」，而中國大陸即使經濟成功，政治上卻愈發倒退為獨裁政權。
美國今天的對台政策表面上仍受到一九七○年代美中協議，也就是《上海公報》約束。在這份共同聲明，美國承認中方的立場，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然而，華府從未明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同時仍與台灣的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只是不給予承認。整體而言，美國奉行「戰略模糊」政策，有點像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前的立場，不說明中共攻台時，美國是否會出手防衛。美國也持續對台軍售，維持台灣自衛能力。
在美國維持對台關係時，過去幾十年間兩岸經濟自由化，台灣也與中國大陸有較深的整合。這就像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商業往來愈發密切，即使政治緊張同步升高。二○○○年代初期，台灣將近四分之三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中國大陸，近半的貿易是與中國往來。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關鍵零組件在大陸生產，兩岸企業則透過股權結構與產品開發緊密連動。中國外銷經濟能取得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與台灣先進產業實力保持密切關係。從二○一○年代後期開始，政治衝突蓋過經濟利益，兩岸商業關係急速下滑。今天台灣的直接對外投資只有大約五％與中國大陸相關，那裡的貿易比重也降至三分之一以下。
為何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會在短時間內崩壞？主因當然是中美關係急遽惡化，但也與台灣與中國大陸兩邊態度改變有關。前文說過，恐懼與怨懟讓美中關係跌到一九七○年代以來最低點。台灣的新政府是民主化以來最具獨立意識的一屆。同時，中國的民族主義也高漲。一位中國大陸朋友最近問我：「如果中國占了美國一個州，華府不會想盡辦法把它要回來嗎？」從中共的角度看，道理很簡單：中國曾經弱小，現已壯大，該完成國家統一了。美國對台政策在川普任內比以往更難以預測，兩岸關係也因此一步步走向攤牌態勢。
中共對台政策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擔心，統一的時間可能所剩不多。十多年前，中國領導層仍相信，整體局勢最終會朝有利於將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發展。但如今，大陸經濟成長放緩、與西方關係惡化，讓部分政策制定者認為，現在反而可能是採取攻勢的最佳時點。一位中國軍方高層最近對我說，他擔心台灣的身分認同與政治傾向。台灣年輕世代愈來愈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大約六五％自認是台灣人，三○％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僅約五％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如果事情拖下去，以後再想把台灣塑造為中國的一個省分，難度將大幅增加。也難怪中共對台措辭愈趨強硬。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最近甚至放話：「早晚要來收了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