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 彭定康：極權政府可能一瞬間崩潰，勇敢者應當站出來捍衛民主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1944年5月12日—）：英國保守黨籍政治人物。早年出任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1992年獲委任為末代港督。他積極推動香港政治民主化，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推出政改方案。根據其政改方案，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會大幅度增加直選議席。再加之新機場建設等問題，彭定康很快與中共發生激烈衝突，中共痛斥其為與李登輝、達賴喇嘛並列的「千古罪人」。1997年6月30日，見證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卸任後被英國女王冊封為終身貴族。2011年，出任英國廣播公司信託基金主席。2003年至2024年，任牛津大學校監。2020年5月21日，彭定康指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港區國安法》是「令人髮指的行為」，是對香港自治的全面攻擊。2020年6月，加入英國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2022年，出版《香港日記》，在書中表示：「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我認為未來幾年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持續關切香港，為香港發聲，表明我們認同香港市民為自由民主勇敢奮鬥的價值觀。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
彭定康，生於英國蘭開郡波爾頓。其父早年是爵士樂鼓手，後來成為音樂書籍出版商。彭定康年少時就讀區內小學。隨後獲得獎學金，入讀位於倫敦西部伊令的天主教聖本篤學校。完成中學課程後，獲牛津大學伯里奧爾學院取錄，主修現代歷史，於1965年取得柯立芝旅遊獎學金，赴美國進修。
1966年，彭定康加入保守黨研究部工作。1970年，加入內閣辦公室。1979年5月，當選為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員。1983年，被任命為北愛爾蘭政務次長，並在1985年9月改任教育及科學部長，1986年9月又被調到外交部出任海外發展部長。1989年7月，首次晉身內閣，出任環境大臣。
1992年7月9日，在首相約翰．梅傑安排下，彭定康接替衛奕信，成為第二十八任香港總督，其任期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英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最後一日為止。與以往港督不同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唯一不是出身自軍方、殖民地部或外交部，而是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如果不是擔任末代港督，彭定康或許只是一位中規中矩的英國政客，港督一職讓他置身於東西方、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對抗的最前線，也將他推至一生中的高光時刻—此後，儘管他擔任過諸多要職，但人們永遠將他視為「末代港督」。他亦成為繼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勛爵訪問北京晉見乾隆皇帝之後，中西方交通史上另一個受中國統治者排斥且憎惡的重要人物。
彭定康上任後不久，便與中國陷入惡劣的關係。1992年10月，他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提及政制改革方案，將改革立法局選舉制度，除了「兩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席次，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席次（新九組），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變相使這九個席次成為直選席次），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政改方案提升香港議會組成的民主成分，更能反映民意，但實施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
隨著與北京的論戰升級，北京不少官員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為民主派跳「最後探戈」。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時隔多年之後，魯平在回憶斥責彭定康的話時，仍表示，「現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整個平穩過渡被他破壞了。給我們製造了很大的困難。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話，香港過渡的情況更平穩。影響香港的不止是政治體制，還有整個香港人的信心和經濟」。
儘管受到北京的強烈反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成功在1994年6月30日獲民主派佔優的立法局通過，並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落實。北京卻宣布終止「直通車」，不讓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且另組「臨時立法會」。
1996年10月2日，彭定康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最後一章提到對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憂慮：「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他的這一擔憂不幸而言中了：若干「港奸」配合中共在短短二十年間就斷送了香港的自治，將香港從「東方之珠」變成了一座人人「道路以目」的「警察城市」。
彭定康任內積極起用華人出任要職，以便為香港主權移交作銜接，他以公務員事務司陳方安生接替霍德，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以庫務司曾蔭權接替麥高樂，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
彭定康在1993年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確保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香港在彭定康任內成為全球第八大貿易地區。
彭定康在任港督期間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香港平民美食—蛋撻是其最愛，他是中環泰昌餅家的常客之一，並稱之為「世界上最好味的蛋撻」。他說，香港有全世界最好的食物，即使意大利北部的食物很好，也不及香港，因為香港有多種中國菜，也有很好的意大利、法國餐廳。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以港督身分見證了「香港回歸」儀式—實質上，這不是回歸，而是由英國的優質殖民轉為中國的劣質殖民，如作家奈保爾所說，「自我殖民」往往更加殘暴獨裁，可惜那時港人大都民族主義上腦，不知厄運將至。彭定康在日記中寫道：「江澤民、李鵬、周南、董建華和其他人坐成一排，對面有親王、布萊爾、郭偉邦（英國外相）、國防參謀長和我。我看著這群過時的老暴君，心想：『為什麼我們讓自己被這些人欺負？他們大多數根本沒什麼能力，並且對這個世界感到恐懼。他們就只會欺負別人。』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任何優雅的舉止和自然流露的威信。⋯⋯最後則是主權移交儀式。這個儀式拘謹且規模不大，最好越快結束越好。我回頭看了中方的高級賓客，這群列寧主義的活化石既富裕又有權有勢，行事齷齪、殘忍、腐敗，平庸到令人沮喪的地步。江澤民粗聲粗氣地高聲發表演說，還替自己拍手，而中國的賓客也在所有恰當的時機盡責地鼓掌。接著中國的儀隊踢起正步，降下了英國國旗並升起他們的國旗。」
卸任香港總督後，彭定康在1998年獲女王伊利莎伯二世頒贈名譽勛位，成為上議院議員。自1998年至1999年，出任根據《貝爾法斯特協定》設立的北愛爾蘭治安獨立委員會（通稱彭定康委員會）主席。1999年，獲得委任為歐盟委員會的兩名英國代表之一，專門負責外交關係。
1999年，彭定康獲聘任為紐卡斯爾大學校監。2003年，獲選任為牛津大學校監。2016年2月，他撰文以「學術思想的封閉」為題，指自己可能是世上擔任大學校監最多的人，任港督時他已是香港各大學校監。他透露當年不滿兼任校監安排，認為應由大學自行選出校監，但各校不容許。他指出，大學是自由的堡壘，教學不應受政府干預，指這是世界級學府的條件。大學應鼓勵思想衝擊，但這令大學對專制政府造成危險，現時香港及中國大學的自由正受專制政府威脅。中國政府正在實施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學術自由打壓，封殺大學教導西方價值，只教馬克思主義。
2016年11月，彭定康訪港六天。他在多場公開演講和受訪中指出，香港的成功基石在於法治，更換政府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銅鑼灣書店事件，他表示無法想像此事會在香港發生。他不贊同港獨，但相信民主理念比坦克更為重要。他沒有直接評論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表現，但表示「一個不聆聽民意的政府，讓民眾感到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長官應代表香港人面對北京，而不是代表北京面對香港人」。
2017年1月，彭定康在節目Newsnight中表示，英國與中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並已向聯合國備案，承諾會維護香港權益至2047年。可是，不少港人並未感到英國真正為了承諾和責任站起來，令他感到遺憾。他指出，英國管治香港的最後十至十五年時間，應推行更多民主，如香港有多五至十年的民主經驗，中國政府將更難令香港民主進程倒退，「我強烈認為我們已令這一代爭取民主人士的父母失望，如再令這些孩子失望，將會是個悲劇。」
2020年7月，彭定康接受CNBC訪問時，指林鄭月娥是香港歷史上「一個十分令人失望的內奸式人物」。
2022年2月，彭定康狠批歷任香港特首，包括當時在任的特首林鄭月娥，自己或家人都持有英國護照，而被迫害的年輕人卻沒有。他說：「這些人都是叛徒，包括警隊裡面的人也是。」
2022年7月1日，彭定康在倫敦舉行新書《香港日記》首發式，並發表演講。他批評香港警察用武器鎮壓香港人，以《香港國安法》破壞法治、攻擊新聞自由。他引用東德歷史預測，極權政府如果崩潰，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變，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來，捍衛美好、正確、良善的事。
彭定康指出，「警察」（police constable）李家超並不是因為政綱被選中當特首：「他被選中，是因為他負責警察，負責執行打壓起初和平示威的人，鎮壓那些反對香港的學校課程、爭取民主、反對逃犯條例的人。他們唯一回應二百萬人示威反對逃犯條例的方法，是購入更多的催淚彈、電槍、警棍。」彭定康回憶，他管治香港的時候，最多發生過一兩次僅有一、二百人的示威。
彭定康又說，香港現時是「愛國者治港」，但所謂「愛國」的意思是要支持共產黨。回應近日香港修改教課書，他指香港從來不是殖民地，「佔領」香港的，其實是眾多來自中國的難民：「香港絕大多數是由大躍進、大饑荒、在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被逼人吃人的難民組成。人們現在被要求忘記這些事件，就像人們不能在6月4日參與燭光晚會記念在天安門廣場被殺的人。」他還說，《國安法》侵蝕香港的普通法，被控的人未審還押而無法取得保釋。此外，《國安法》亦攻擊新聞自由：「《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是一個特別的針對對象，不只是因為他顯示一個來自中國的難民在香港可以有的成就，更是因為他有膽量留下來。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到台灣、英國、美國或加拿大，但他留下來，因為他想顯示他並不害怕他們。他們憎恨黎智英。」他最後說：「事情是會改變的。我們如何對待香港，會是一個例子，顯示我們有多願意爭取一個美好的世界。願榮光歸香港，願榮光歸香港人，你們造就了一個偉大的城市，而如果上帝允許，香港有一日將會再次偉大和自由。」
新書發表會當日，彭定康接受《追新聞》訪問，形容現時香港的情況「令人心碎」（heartbreaking）。他認為，所有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特點都是試圖改寫歷史：「有趣的是，中國人過去特別批評蘇聯共產黨，認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為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角色辯護，也沒有嘗試確保過去的共產主義觀點在蘇俄盛行。同樣，我認為中國人試圖講述關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殘暴行為的故事，都是以虛無主義的方式—他們堅信自己的事件版本，如：天安門廣場事件不是對學生的大屠殺、不是解放軍開槍殺人民。因此，我們必須非常清楚，歷史是不能『埋葬』的。你可以像古代的皇帝那樣『焚書坑儒』，但你不能『埋葬』事實。」他表示，在香港主權移交初年，北京並未對香港作過多干預，然而隨著習近平上台，香港形勢急轉直下。他認為有三件事讓習近平感到憂慮，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佔領中環」行動，以至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示威」—兩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向港府及北京「說不」，港警更以催淚彈及暴力鎮壓示威者。他認為，習近平畏懼香港所代表的真正價值，即法治、自由和公民意識，因而不惜高壓治港。
彭定康此前反對香港獨立的選項，但此時他開始理解港獨思潮為何誕生並很快蔚為壯觀：「我從來不是香港獨立的倡導者，因為我是作為外交代表，去確保香港可以回歸中國，並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在1997年之後的五十年維持不變。不過，爭取獨立的運動在香港滋長，這是一個現實，顯示中方所作所為何等惡劣和香港市民現在有多不信任中國。」他指出：「現在那麼少香港人會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感到驕傲，這是異乎尋常的。現在香港人有更強的公民意識，更強烈的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卻只有很少人認同他們是中國人。」
彭定康強調，英國歡迎不願接受中共獨裁統治的香港人移民英國，香港社群將為英國帶來正面貢獻，但同時也是香港的重大損失。
對於未來二十五年香港的命運，彭定康坦言「難以預測」，「但我相信香港公民意識將比列寧主義或獨裁政權更持久；香港的價值會繼續存在」。
2023年3月，彭定康接受網媒「綠豆」訪問時表示，他為香港現狀感到憤怒和傷心，指「香港本應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地方，看到它被一種殘暴的意識形態和一群叛徒所摧毀，讓人感到非常沮喪」。他又讚揚移民英國的香港人為英國作出貢獻，自己樂於與他們同行。
2024年10月，彭定康退休，卸任牛津大學校監一職。他在受訪時向工黨政府發出警告，如果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英國多間大學繼續與北京過於親近，那麼英國將充斥著對中共不切實際的「幻想」：「毫無疑問地，面對中國學生，鑑於中國本身對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所代表的立場構成威脅，我們必須做好我們的部分工作，以免在高等教育上看到我們價值觀遭受侵蝕。」他反問：「你怎樣確保中國學生或香港學生，在英國大學獲得的自由教育與德國學生、美國學生或尼日利亞學生一樣？你怎樣確保教他們的人不會因為台灣、西藏或新疆等特定話題而受到壓力？你怎麼確保中共不會將中國學生或香港學生的行為報告後『送中』？我意思是，我們不應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被問及英國應否提升中國風險級別時，他表示：「我認為應該。這一點已經被軍情六處（MI6）、軍情五處（MI5）和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他強調，這不是英國在挖掘冷戰言辭，而是英國在認知中國政府的行為，以及他們如何指揮其下屬的行為而得出的結論。
2025年11月3日，由英國上下議院議員組成的國家安全戰略聯合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討論中英關係以及對英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彭定康獲安排在聽證會上發言。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全面的威脅，大家不能無視英美情報部門對此所作的警告，而中國之所以變得特別危險，是因為它感受到對其存在的威脅，這些「威脅」正是香港所代表的價值觀，包括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彭定康形容，中國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無法進行自我改革。談到中英關係，他認為，中國絕對算不上是英國的朋友，「當你將一名英國公民囚禁超過五年，期間禁止領事探訪，而這就是黎智英的情況，他是天主教徒，在獄中卻不准領聖餐」。他續稱：「當你懸紅通緝在英國居住的華人，有十八萬是香港人，鼓勵捉拿他們領賞，將他們送回中國囚禁，這些不是友好的行為。」他對工黨政府未有按承諾公開「對中政策審視」（China Audit）的全文不以為然，「當你發表報告時，只向國會提供一個非常簡短的答案，但卻附上一大段理由，解釋為何不能公開全文，因為這是一個『祕密』」，這樣的安排是「瘋狂」；又指政府很多部門因為擔心影響經濟或出口的機遇，而不敢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2025年12月15 日，黎智英被香港法院裁決「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彭定康表示，對於黎智英的裁決感到震驚（horrified），但並不感到意外（surprised）。他批評，中共明顯不履行《中英聯合聲明》，透過國安法官作出無陪審團審訊和裁決，「這是中國蔑視其簽署的協議和蔑視自由的有力證據」。他又指，黎智英在1997年後仍然留在香港人身邊，為人權並肩作戰，「北京和香港傀儡政府尤其痛恨那些勇敢反抗的人」。他希望世界上所有相信自由的人都能經常大聲呼籲釋放黎智英。
2026年2月9日，黎智英被重判二十年。彭定康發表聲明，批評英國政府未能向中國施加足夠壓力，令黎智英獲釋，指這不僅是道義上的失敗，也是外交上的失敗。
彭定康不懂中文，卻比大部分懂中文的西方人都更洞察中共政權的極權本質，正如香港政論家陶傑所論：「彭定康珍貴的心得，在西方世界能有幾人聆聽惜取，以護衛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人道自由和理性公義？值此空前亂世，縱容豢養中共成為過河拆橋的新強權，美國終於急了，而彭定康在出幽入冥之間已做了誠實的抉擇，取捨有道，俯仰無愧，世界秩序如何取向，也只能看歐美和人類本身的造化了。」
彭定康時代是香港最後的黃金時代。彭定康與香港的淵源，是英式優質殖民主義的一個典範，也驗證了劉曉波所說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當三百年殖民地的「狂言」其實是金玉良言。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1944年5月12日—）：英國保守黨籍政治人物。早年出任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1992年獲委任為末代港督。他積極推動香港政治民主化，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推出政改方案。根據其政改方案，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會大幅度增加直選議席。再加之新機場建設等問題，彭定康很快與中共發生激烈衝突，中共痛斥其為與李登輝、達賴喇嘛並列的「千古罪人」。1997年6月30日，見證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卸任後被英國女王冊封為終身貴族。2011年，出任英國廣播公司信託基金主席。2003年至2024年，任牛津大學校監。2020年5月21日，彭定康指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港區國安法》是「令人髮指的行為」，是對香港自治的全面攻擊。2020年6月，加入英國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2022年，出版《香港日記》，在書中表示：「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我認為未來幾年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持續關切香港，為香港發聲，表明我們認同香港市民為自由民主勇敢奮鬥的價值觀。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
彭定康，生於英國蘭開郡波爾頓。其父早年是爵士樂鼓手，後來成為音樂書籍出版商。彭定康年少時就讀區內小學。隨後獲得獎學金，入讀位於倫敦西部伊令的天主教聖本篤學校。完成中學課程後，獲牛津大學伯里奧爾學院取錄，主修現代歷史，於1965年取得柯立芝旅遊獎學金，赴美國進修。
1966年，彭定康加入保守黨研究部工作。1970年，加入內閣辦公室。1979年5月，當選為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員。1983年，被任命為北愛爾蘭政務次長，並在1985年9月改任教育及科學部長，1986年9月又被調到外交部出任海外發展部長。1989年7月，首次晉身內閣，出任環境大臣。
1992年7月9日，在首相約翰．梅傑安排下，彭定康接替衛奕信，成為第二十八任香港總督，其任期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英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最後一日為止。與以往港督不同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唯一不是出身自軍方、殖民地部或外交部，而是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如果不是擔任末代港督，彭定康或許只是一位中規中矩的英國政客，港督一職讓他置身於東西方、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對抗的最前線，也將他推至一生中的高光時刻—此後，儘管他擔任過諸多要職，但人們永遠將他視為「末代港督」。他亦成為繼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勛爵訪問北京晉見乾隆皇帝之後，中西方交通史上另一個受中國統治者排斥且憎惡的重要人物。
彭定康上任後不久，便與中國陷入惡劣的關係。1992年10月，他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提及政制改革方案，將改革立法局選舉制度，除了「兩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席次，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席次（新九組），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變相使這九個席次成為直選席次），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政改方案提升香港議會組成的民主成分，更能反映民意，但實施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
隨著與北京的論戰升級，北京不少官員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為民主派跳「最後探戈」。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時隔多年之後，魯平在回憶斥責彭定康的話時，仍表示，「現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整個平穩過渡被他破壞了。給我們製造了很大的困難。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話，香港過渡的情況更平穩。影響香港的不止是政治體制，還有整個香港人的信心和經濟」。
儘管受到北京的強烈反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成功在1994年6月30日獲民主派佔優的立法局通過，並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落實。北京卻宣布終止「直通車」，不讓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且另組「臨時立法會」。
1996年10月2日，彭定康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最後一章提到對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憂慮：「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他的這一擔憂不幸而言中了：若干「港奸」配合中共在短短二十年間就斷送了香港的自治，將香港從「東方之珠」變成了一座人人「道路以目」的「警察城市」。
彭定康任內積極起用華人出任要職，以便為香港主權移交作銜接，他以公務員事務司陳方安生接替霍德，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以庫務司曾蔭權接替麥高樂，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
彭定康在1993年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確保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香港在彭定康任內成為全球第八大貿易地區。
彭定康在任港督期間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香港平民美食—蛋撻是其最愛，他是中環泰昌餅家的常客之一，並稱之為「世界上最好味的蛋撻」。他說，香港有全世界最好的食物，即使意大利北部的食物很好，也不及香港，因為香港有多種中國菜，也有很好的意大利、法國餐廳。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以港督身分見證了「香港回歸」儀式—實質上，這不是回歸，而是由英國的優質殖民轉為中國的劣質殖民，如作家奈保爾所說，「自我殖民」往往更加殘暴獨裁，可惜那時港人大都民族主義上腦，不知厄運將至。彭定康在日記中寫道：「江澤民、李鵬、周南、董建華和其他人坐成一排，對面有親王、布萊爾、郭偉邦（英國外相）、國防參謀長和我。我看著這群過時的老暴君，心想：『為什麼我們讓自己被這些人欺負？他們大多數根本沒什麼能力，並且對這個世界感到恐懼。他們就只會欺負別人。』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任何優雅的舉止和自然流露的威信。⋯⋯最後則是主權移交儀式。這個儀式拘謹且規模不大，最好越快結束越好。我回頭看了中方的高級賓客，這群列寧主義的活化石既富裕又有權有勢，行事齷齪、殘忍、腐敗，平庸到令人沮喪的地步。江澤民粗聲粗氣地高聲發表演說，還替自己拍手，而中國的賓客也在所有恰當的時機盡責地鼓掌。接著中國的儀隊踢起正步，降下了英國國旗並升起他們的國旗。」
卸任香港總督後，彭定康在1998年獲女王伊利莎伯二世頒贈名譽勛位，成為上議院議員。自1998年至1999年，出任根據《貝爾法斯特協定》設立的北愛爾蘭治安獨立委員會（通稱彭定康委員會）主席。1999年，獲得委任為歐盟委員會的兩名英國代表之一，專門負責外交關係。
1999年，彭定康獲聘任為紐卡斯爾大學校監。2003年，獲選任為牛津大學校監。2016年2月，他撰文以「學術思想的封閉」為題，指自己可能是世上擔任大學校監最多的人，任港督時他已是香港各大學校監。他透露當年不滿兼任校監安排，認為應由大學自行選出校監，但各校不容許。他指出，大學是自由的堡壘，教學不應受政府干預，指這是世界級學府的條件。大學應鼓勵思想衝擊，但這令大學對專制政府造成危險，現時香港及中國大學的自由正受專制政府威脅。中國政府正在實施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學術自由打壓，封殺大學教導西方價值，只教馬克思主義。
2016年11月，彭定康訪港六天。他在多場公開演講和受訪中指出，香港的成功基石在於法治，更換政府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銅鑼灣書店事件，他表示無法想像此事會在香港發生。他不贊同港獨，但相信民主理念比坦克更為重要。他沒有直接評論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表現，但表示「一個不聆聽民意的政府，讓民眾感到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長官應代表香港人面對北京，而不是代表北京面對香港人」。
2017年1月，彭定康在節目Newsnight中表示，英國與中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並已向聯合國備案，承諾會維護香港權益至2047年。可是，不少港人並未感到英國真正為了承諾和責任站起來，令他感到遺憾。他指出，英國管治香港的最後十至十五年時間，應推行更多民主，如香港有多五至十年的民主經驗，中國政府將更難令香港民主進程倒退，「我強烈認為我們已令這一代爭取民主人士的父母失望，如再令這些孩子失望，將會是個悲劇。」
2020年7月，彭定康接受CNBC訪問時，指林鄭月娥是香港歷史上「一個十分令人失望的內奸式人物」。
2022年2月，彭定康狠批歷任香港特首，包括當時在任的特首林鄭月娥，自己或家人都持有英國護照，而被迫害的年輕人卻沒有。他說：「這些人都是叛徒，包括警隊裡面的人也是。」
2022年7月1日，彭定康在倫敦舉行新書《香港日記》首發式，並發表演講。他批評香港警察用武器鎮壓香港人，以《香港國安法》破壞法治、攻擊新聞自由。他引用東德歷史預測，極權政府如果崩潰，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變，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來，捍衛美好、正確、良善的事。
彭定康指出，「警察」（police constable）李家超並不是因為政綱被選中當特首：「他被選中，是因為他負責警察，負責執行打壓起初和平示威的人，鎮壓那些反對香港的學校課程、爭取民主、反對逃犯條例的人。他們唯一回應二百萬人示威反對逃犯條例的方法，是購入更多的催淚彈、電槍、警棍。」彭定康回憶，他管治香港的時候，最多發生過一兩次僅有一、二百人的示威。
彭定康又說，香港現時是「愛國者治港」，但所謂「愛國」的意思是要支持共產黨。回應近日香港修改教課書，他指香港從來不是殖民地，「佔領」香港的，其實是眾多來自中國的難民：「香港絕大多數是由大躍進、大饑荒、在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被逼人吃人的難民組成。人們現在被要求忘記這些事件，就像人們不能在6月4日參與燭光晚會記念在天安門廣場被殺的人。」他還說，《國安法》侵蝕香港的普通法，被控的人未審還押而無法取得保釋。此外，《國安法》亦攻擊新聞自由：「《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是一個特別的針對對象，不只是因為他顯示一個來自中國的難民在香港可以有的成就，更是因為他有膽量留下來。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到台灣、英國、美國或加拿大，但他留下來，因為他想顯示他並不害怕他們。他們憎恨黎智英。」他最後說：「事情是會改變的。我們如何對待香港，會是一個例子，顯示我們有多願意爭取一個美好的世界。願榮光歸香港，願榮光歸香港人，你們造就了一個偉大的城市，而如果上帝允許，香港有一日將會再次偉大和自由。」
新書發表會當日，彭定康接受《追新聞》訪問，形容現時香港的情況「令人心碎」（heartbreaking）。他認為，所有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特點都是試圖改寫歷史：「有趣的是，中國人過去特別批評蘇聯共產黨，認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為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角色辯護，也沒有嘗試確保過去的共產主義觀點在蘇俄盛行。同樣，我認為中國人試圖講述關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殘暴行為的故事，都是以虛無主義的方式—他們堅信自己的事件版本，如：天安門廣場事件不是對學生的大屠殺、不是解放軍開槍殺人民。因此，我們必須非常清楚，歷史是不能『埋葬』的。你可以像古代的皇帝那樣『焚書坑儒』，但你不能『埋葬』事實。」他表示，在香港主權移交初年，北京並未對香港作過多干預，然而隨著習近平上台，香港形勢急轉直下。他認為有三件事讓習近平感到憂慮，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佔領中環」行動，以至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示威」—兩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向港府及北京「說不」，港警更以催淚彈及暴力鎮壓示威者。他認為，習近平畏懼香港所代表的真正價值，即法治、自由和公民意識，因而不惜高壓治港。
彭定康此前反對香港獨立的選項，但此時他開始理解港獨思潮為何誕生並很快蔚為壯觀：「我從來不是香港獨立的倡導者，因為我是作為外交代表，去確保香港可以回歸中國，並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在1997年之後的五十年維持不變。不過，爭取獨立的運動在香港滋長，這是一個現實，顯示中方所作所為何等惡劣和香港市民現在有多不信任中國。」他指出：「現在那麼少香港人會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感到驕傲，這是異乎尋常的。現在香港人有更強的公民意識，更強烈的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卻只有很少人認同他們是中國人。」
彭定康強調，英國歡迎不願接受中共獨裁統治的香港人移民英國，香港社群將為英國帶來正面貢獻，但同時也是香港的重大損失。
對於未來二十五年香港的命運，彭定康坦言「難以預測」，「但我相信香港公民意識將比列寧主義或獨裁政權更持久；香港的價值會繼續存在」。
2023年3月，彭定康接受網媒「綠豆」訪問時表示，他為香港現狀感到憤怒和傷心，指「香港本應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地方，看到它被一種殘暴的意識形態和一群叛徒所摧毀，讓人感到非常沮喪」。他又讚揚移民英國的香港人為英國作出貢獻，自己樂於與他們同行。
2024年10月，彭定康退休，卸任牛津大學校監一職。他在受訪時向工黨政府發出警告，如果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英國多間大學繼續與北京過於親近，那麼英國將充斥著對中共不切實際的「幻想」：「毫無疑問地，面對中國學生，鑑於中國本身對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所代表的立場構成威脅，我們必須做好我們的部分工作，以免在高等教育上看到我們價值觀遭受侵蝕。」他反問：「你怎樣確保中國學生或香港學生，在英國大學獲得的自由教育與德國學生、美國學生或尼日利亞學生一樣？你怎樣確保教他們的人不會因為台灣、西藏或新疆等特定話題而受到壓力？你怎麼確保中共不會將中國學生或香港學生的行為報告後『送中』？我意思是，我們不應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被問及英國應否提升中國風險級別時，他表示：「我認為應該。這一點已經被軍情六處（MI6）、軍情五處（MI5）和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他強調，這不是英國在挖掘冷戰言辭，而是英國在認知中國政府的行為，以及他們如何指揮其下屬的行為而得出的結論。
2025年11月3日，由英國上下議院議員組成的國家安全戰略聯合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討論中英關係以及對英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彭定康獲安排在聽證會上發言。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全面的威脅，大家不能無視英美情報部門對此所作的警告，而中國之所以變得特別危險，是因為它感受到對其存在的威脅，這些「威脅」正是香港所代表的價值觀，包括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彭定康形容，中國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無法進行自我改革。談到中英關係，他認為，中國絕對算不上是英國的朋友，「當你將一名英國公民囚禁超過五年，期間禁止領事探訪，而這就是黎智英的情況，他是天主教徒，在獄中卻不准領聖餐」。他續稱：「當你懸紅通緝在英國居住的華人，有十八萬是香港人，鼓勵捉拿他們領賞，將他們送回中國囚禁，這些不是友好的行為。」他對工黨政府未有按承諾公開「對中政策審視」（China Audit）的全文不以為然，「當你發表報告時，只向國會提供一個非常簡短的答案，但卻附上一大段理由，解釋為何不能公開全文，因為這是一個『祕密』」，這樣的安排是「瘋狂」；又指政府很多部門因為擔心影響經濟或出口的機遇，而不敢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2025年12月15 日，黎智英被香港法院裁決「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彭定康表示，對於黎智英的裁決感到震驚（horrified），但並不感到意外（surprised）。他批評，中共明顯不履行《中英聯合聲明》，透過國安法官作出無陪審團審訊和裁決，「這是中國蔑視其簽署的協議和蔑視自由的有力證據」。他又指，黎智英在1997年後仍然留在香港人身邊，為人權並肩作戰，「北京和香港傀儡政府尤其痛恨那些勇敢反抗的人」。他希望世界上所有相信自由的人都能經常大聲呼籲釋放黎智英。
2026年2月9日，黎智英被重判二十年。彭定康發表聲明，批評英國政府未能向中國施加足夠壓力，令黎智英獲釋，指這不僅是道義上的失敗，也是外交上的失敗。
彭定康不懂中文，卻比大部分懂中文的西方人都更洞察中共政權的極權本質，正如香港政論家陶傑所論：「彭定康珍貴的心得，在西方世界能有幾人聆聽惜取，以護衛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人道自由和理性公義？值此空前亂世，縱容豢養中共成為過河拆橋的新強權，美國終於急了，而彭定康在出幽入冥之間已做了誠實的抉擇，取捨有道，俯仰無愧，世界秩序如何取向，也只能看歐美和人類本身的造化了。」
彭定康時代是香港最後的黃金時代。彭定康與香港的淵源，是英式優質殖民主義的一個典範，也驗證了劉曉波所說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當三百年殖民地的「狂言」其實是金玉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