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亡，或云由方鎮，或云由宦官，其實兩者兼有之。然藩帥不恭，河北為烈，河北失於處置，懷恩之攜貳心實致之，懷恩若得副雍王則適。又因程元振、魚朝恩阻子儀，推原禍始，方鎮之亂，亦宦官所造成者。
貞觀十一年頃屢遣閹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即詔自今以後，充使宜停。（《政要》卷五。並參《通鑑》卷195貞觀十四年十一月韋元方事；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19節）
宦官攬權，釀於玄宗（見《隋唐史》中〈唐史〉第19節），而成熟於肅、代、德。開、天之際，宦官幾若無所不能，直開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與邊令誠同行）。後來情況愈變愈壞，「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制詔委任」；（《宣公集》卷18）例如河東帥嚴綬，貞元、元和間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諸道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勝輒先使獻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請完全罷去，恐無成功之望。
肅宗時，李輔國以扈從靈武功，還京後拜殿中監，兼閑、五坊（鵰、鶻、鷹、雞、狗為五坊）、宮院、營田、栽接總監、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凡有刑獄，必詣取決，隨意處分，皆稱制敕。於是譖死建寧王倓（至德二年），矯詔移上皇（玄宗）於西內（上元元年），殺張后及越、兗二王（寶應元年），以閹宦而官司空、中書令，瀆穢朝綱甚矣。究其橫行之由，實為專掌禁兵所致。
寵任宦官，同為漢、唐之弊政；漢以宦官典中書，是政權歸之（漢初禁衛有南、北軍，蓋因方位而得名，與宦官無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則兵權歸之，前者易制而後者難圖。代宗身受輔國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賊殺，既賊殺矣，猶復多方掩飾，追贈太傅，彼輩小人何懼而不作惡耶？程元振雖有翼戴功，然懲前毖後，假不再令專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諸道坐視，倉惶幸陝，府庫蕩空（廣德元年）。去一輔國，復養一元振，去一元振，復養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謂唐亡猶如自殺，可也。
魚朝恩初以觀軍容使蒞九節度之師，卒致滏水（乾元二年）、邙山（上元二年）之敗，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統神策軍（本臨洮西之軍，祿山反後，衛伯玉率之赴陝）駐陝；只因陝州迎駕功 ，代宗回鑾後，遂超擢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朝恩於是率神策軍歸禁中，自充將領，且收管好畤、麟游、普潤、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縣，勢力益盛。
唐代十六衛（左右衛及驍騎、武、威、領軍、金吾、監門、千牛等七衛，後七衛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為基本隊伍，府兵制漸壞，自須別謀補充；如高宗龍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擴置左右龍武軍（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肅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因羽林軍減耗、寇難未息之故。《新唐書．兵志》稱：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才千人），仍不失為因時制宜之策，可議者，後來都付諸閹豎之手耳。羽林等軍統稱北衙六軍，與原有十六衛對峙，故稱十六衛為南衙；因此又常稱宦官所領之兵為北衙。柳伉嘗劾元振，兼及朝恩，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誅（大曆五年），內官不復典兵，其權本可以日削。難料涇卒潰變（建中四年），德宗恨禁軍本不集，僅得竇文場、霍仙鳴諸宦者從行，遂將左右神策，悉委諸竇、霍，特立護軍中尉兩員，而不悟其過在自己誤用白志貞，非外邊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飛蛾投火，宜乎閹禍之卒不可紓矣。
尤無識者，唐廷之縱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聽其賄。代宗時，內官使四方者求賂弗禁，某次，遣使賜妃族，所得頗少，代宗滋不悅。又建中二年，振武監軍劉惠光貪婪，軍士共殺之。夫內使恣意苞苴，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勢必悉索以應；內官既可貪，外官寧復廉潔自持，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剝削，民被壓迫而生變，此必然之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