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家大院的發現之旅
敢與天子試比高
古代中國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皇族權貴為突顯其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力，將等級制度徹底物化，在房屋、車馬、衣物等各個領域均有嚴格的規定。除皇帝之外，不具備一定身分而擅自使用某些物品，或超越某種規制，都被稱為僭越逾制之舉。其後果輕則是蔑視君王，少不了丟官入獄；重則為意圖謀反，那可是要滿門抄斬、禍及九族的。
和珅僭越獲罪 喬氏逾制榮身
和珅，滿洲正紅旗人，清乾隆年間的權臣。這個本只停留在故紙堆中的人物，伴隨著歷史劇的升溫，以及著名演員王剛的出色表演，如今已然成為家喻戶曉的喜劇人物。但是在歷史上，他的結局可是個不折不扣的悲劇。
西元1799年正月，乾隆帝謝世僅十天，和珅就以二十大罪狀被嘉慶帝清算治罪，最後落得個服毒自盡的下場。根據《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嘉慶四年（西元1799年）正月甲戌中的紀錄，這二十大罪狀大部分涉及僭越不恭之舉。其中，與建築營造密切相關的就有兩條。
首先是其大罪十三：「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寶閣及隔斷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
其次是其大罪十四：「薊州墳塋，居然設立享殿，開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
雖然嘉慶帝治罪和珅多少有點「羅織經」的味道，但其人畢竟在「僭越」上面栽了跟頭。權傾一時的和珅尚且有此下場，那麼一般官民應該更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然而，若對喬家大院建築中的各類構件與做法細加審視，卻會發現不少咄咄怪事。原來在這個大院中，對階級制度的僭越可謂無處不在，很多地方甚至直逼皇家建築的規制。這可真是皇帝輪流做，如今到喬家了。
具體而言，其形制方面的僭越主要展現在大門的開間數與位置、正房的開間數、斗栱、筒瓦、吻獸的使用，以及彩畫裝飾幾個方面。這些出格的做法，在一、五兩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軸開門皇族相 正房五間高官第
建築的開間數和位置，在古代社會可是頗有講究的。首先，一、五兩院的三開間大門就是一種明顯的逾制。按照清代的規制，只有皇族和高品級官員方可享用多開間的大門。如《大清會典》規定，一般親王、郡王府邸可用五開間大門，其中開啟三間；自貝勒以下可用三開間大門，其中開啟一間。《大清律例》則明確規定，只有五品以上的朝臣才能使用三開間大門，且以三間為上限。一院修建時，喬氏尚為一介平民，卻儼然已經享受著貝勒爺的待遇了。
其次，一、五兩院都是所謂的「裡五外三穿心格局」，這也是逾制的一大表現。穿心，指的就是大門開在中軸線上。兩院的大門從整體看，雖略偏東，但基本位於宅院的中軸線上。同時，主、跨兩院設在外跨院的入口，更是完全處於各自的中軸線上。
在大門開啟的位置上，只要看看北京城的王府就能一目了然。按照慣例，只有皇族才能在府邸的中軸線上開門，此類大門就是清代的王府大門。就一般官員而言，只會在宅院的一角開門。如果是南北向宅院，通常開於東南角。以此衡量，喬家的逾制更是確鑿無疑了。
最後，所謂「裡五外三」，指的是房子的開間。一、五兩院的倒座、過廳、正房均為五開間，廂房則後院五間、前院三間。這也大大超出了當時規制的允許範圍。
據《大清會典》記載：「貝子府制，堂屋四重，各廣五間。」《大清律例》則有：「三品至五品，廳房五間七架……庶民所居堂舍不過三間五架。」喬氏作為普通老百姓，房屋的開間居然與清代貝子府同制，只不過限於地塊尺幅而在進深上有所縮減，僅設兩進而已。即使如此，也是完全可以和品官媲美的規格了。
重拱脊獸相疊連 故宮彩畫不入眼
斗栱，是中國傳統建築中最為獨特的一種構件，早期具有顯著的結構作用，用於支撐出挑的屋簷，後期則逐漸轉化為裝飾構件，並與建築的等級緊密連繫起來。至明清時期，斗栱更成為一種重要的身分象徵。
斗栱的結構看似十分繁複，其實也很簡單，不過以一些條狀木塊縱橫交錯而成。在明清時期，斗栱的等級以木條的層數為標準，層數越多，則等級越高。單層的斗栱稱為單栱；多層則稱重栱。每出一層稱為一跳。
按《大清律例》規定：「房舍並不得施用重栱、重簷……庶民所居堂舍不過三間五架，不用斗栱、彩色雕飾。」再看看喬家的一院，各類入口大量使用了斗栱，而且都是重栱，從大門、宅門、廳門到屋門，朵朵重栱歷歷在目，雕飾亦層出不窮。作為一介庶民的喬家，於此再次突破限制，直接與皇親國戚比肩。
在建築裝飾上，喬家大院依舊是全面突破規制。據《大清會典則例》記載：「貝勒府制，堂屋筒瓦壓脊。貝子府制……脊安望獸。二品以上官正房得立望獸，餘不得擅用。」反觀喬家各院，非但位於中軸線上的倒座、正房使用筒瓦屋脊，連兩側廂房也紛紛採用，而且幾乎所有的屋脊上都安置了吻獸。唯一與官式吻獸的區別，就在於這裡沒有做出真正的獸形，而是以雲形模擬。然而，在一些正房的脊飾中，也赫然出現了獸形，著實令人對大院裝飾的等級之高嘆為觀止。
在彩畫方面，依《大清會典》所載：「貝勒府制……門柱紅青油漆，梁棟貼金，彩畫花草。凡第宅，公侯以下至三品官……門柱飾黝堊，中梁飾金，旁繪五彩雜花……庶人惟油漆。」而在喬家大院所有的建築上，都繪有一種稱為「金青畫」的彩畫，且大量使用了貼金工藝。金青畫在黃金的使用量上十分驚人，華麗程度甚至超過了清代皇家最高等級的龍和璽，充分展現出晉商的豪奢之氣。
關於這種彩畫，本書「晉商族徽說彩畫」部分將作專門介紹，於此不再贅述。但以此來看，喬家大院的規制遠遠超越了品官宅第，再次直逼貝勒爺的華府。
說到這裡，很多人會問：喬家為何如此張揚，就不怕引來殺身之禍？實際上，喬家之所以敢於營建如此規模的宅院，首先得益於地處偏遠。歷朝歷代，各類等級規制大都只能約束國都及其周邊一些地區的官僚人等。稍微偏遠一些，很多規制也就鞭長莫及了。諸如開門、脊獸、彩畫之類，在祁縣當地屢見不鮮，老百姓習以為常，自然也就是民不舉、官不究，相安無事。
但更進一步，這個問題就要放在清朝中期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自清朝中葉開始，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列強入侵帶來的強力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抑商政策逐步瓦解，商人成為社會生活中日趨重要的一股勢力。到同治、光緒之際，清政府對商人，尤其是晉商、浙商兩大商幫已經形成了高度依賴。
除商人經營活動直接產生的稅收之外，商人的票號也有助於協助匯繳地方賦稅、籌措借款、支付對外賠款、發放貸款等。乃至於慈禧、光緒倉皇西逃之時，也少不了山西商人的銀錢資助。商人的交遊隨之日漸廣泛，上至皇親國戚，下到督府群臣，都成為其座上客。
同時，清朝晚期的輸捐制度使得商人也可買個官銜來榮身護體。面對這樣一個並無政治野心，又有利可圖的群體，自然不會有人追究其僭越之罪了。皇帝充其量也就不無鄙視，又不無羨慕地給他們扣上個奢靡無度、鄙俗不堪的帽子而已。
延伸閱讀：山西票號點滴
自咸豐年間太平軍興起於江南後，南北交通受阻。清政府因南方富庶之地的賦稅無法繳付中央，故開始依賴票號的匯兌系統予以調撥。自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至光緒十九年（西元1893年）的一段時間，票號累計匯兌賦稅近六千萬兩白銀，每年平均近二百萬兩，接近當時應繳總額的1/3。此外，庚子賠款本息共計98,223萬兩，其中大部分需要地方匯繳，這也多由票號負責匯兌。
敢與天子試比高
古代中國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皇族權貴為突顯其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力，將等級制度徹底物化，在房屋、車馬、衣物等各個領域均有嚴格的規定。除皇帝之外，不具備一定身分而擅自使用某些物品，或超越某種規制，都被稱為僭越逾制之舉。其後果輕則是蔑視君王，少不了丟官入獄；重則為意圖謀反，那可是要滿門抄斬、禍及九族的。
和珅僭越獲罪 喬氏逾制榮身
和珅，滿洲正紅旗人，清乾隆年間的權臣。這個本只停留在故紙堆中的人物，伴隨著歷史劇的升溫，以及著名演員王剛的出色表演，如今已然成為家喻戶曉的喜劇人物。但是在歷史上，他的結局可是個不折不扣的悲劇。
西元1799年正月，乾隆帝謝世僅十天，和珅就以二十大罪狀被嘉慶帝清算治罪，最後落得個服毒自盡的下場。根據《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嘉慶四年（西元1799年）正月甲戌中的紀錄，這二十大罪狀大部分涉及僭越不恭之舉。其中，與建築營造密切相關的就有兩條。
首先是其大罪十三：「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寶閣及隔斷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
其次是其大罪十四：「薊州墳塋，居然設立享殿，開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
雖然嘉慶帝治罪和珅多少有點「羅織經」的味道，但其人畢竟在「僭越」上面栽了跟頭。權傾一時的和珅尚且有此下場，那麼一般官民應該更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然而，若對喬家大院建築中的各類構件與做法細加審視，卻會發現不少咄咄怪事。原來在這個大院中，對階級制度的僭越可謂無處不在，很多地方甚至直逼皇家建築的規制。這可真是皇帝輪流做，如今到喬家了。
具體而言，其形制方面的僭越主要展現在大門的開間數與位置、正房的開間數、斗栱、筒瓦、吻獸的使用，以及彩畫裝飾幾個方面。這些出格的做法，在一、五兩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軸開門皇族相 正房五間高官第
建築的開間數和位置，在古代社會可是頗有講究的。首先，一、五兩院的三開間大門就是一種明顯的逾制。按照清代的規制，只有皇族和高品級官員方可享用多開間的大門。如《大清會典》規定，一般親王、郡王府邸可用五開間大門，其中開啟三間；自貝勒以下可用三開間大門，其中開啟一間。《大清律例》則明確規定，只有五品以上的朝臣才能使用三開間大門，且以三間為上限。一院修建時，喬氏尚為一介平民，卻儼然已經享受著貝勒爺的待遇了。
其次，一、五兩院都是所謂的「裡五外三穿心格局」，這也是逾制的一大表現。穿心，指的就是大門開在中軸線上。兩院的大門從整體看，雖略偏東，但基本位於宅院的中軸線上。同時，主、跨兩院設在外跨院的入口，更是完全處於各自的中軸線上。
在大門開啟的位置上，只要看看北京城的王府就能一目了然。按照慣例，只有皇族才能在府邸的中軸線上開門，此類大門就是清代的王府大門。就一般官員而言，只會在宅院的一角開門。如果是南北向宅院，通常開於東南角。以此衡量，喬家的逾制更是確鑿無疑了。
最後，所謂「裡五外三」，指的是房子的開間。一、五兩院的倒座、過廳、正房均為五開間，廂房則後院五間、前院三間。這也大大超出了當時規制的允許範圍。
據《大清會典》記載：「貝子府制，堂屋四重，各廣五間。」《大清律例》則有：「三品至五品，廳房五間七架……庶民所居堂舍不過三間五架。」喬氏作為普通老百姓，房屋的開間居然與清代貝子府同制，只不過限於地塊尺幅而在進深上有所縮減，僅設兩進而已。即使如此，也是完全可以和品官媲美的規格了。
重拱脊獸相疊連 故宮彩畫不入眼
斗栱，是中國傳統建築中最為獨特的一種構件，早期具有顯著的結構作用，用於支撐出挑的屋簷，後期則逐漸轉化為裝飾構件，並與建築的等級緊密連繫起來。至明清時期，斗栱更成為一種重要的身分象徵。
斗栱的結構看似十分繁複，其實也很簡單，不過以一些條狀木塊縱橫交錯而成。在明清時期，斗栱的等級以木條的層數為標準，層數越多，則等級越高。單層的斗栱稱為單栱；多層則稱重栱。每出一層稱為一跳。
按《大清律例》規定：「房舍並不得施用重栱、重簷……庶民所居堂舍不過三間五架，不用斗栱、彩色雕飾。」再看看喬家的一院，各類入口大量使用了斗栱，而且都是重栱，從大門、宅門、廳門到屋門，朵朵重栱歷歷在目，雕飾亦層出不窮。作為一介庶民的喬家，於此再次突破限制，直接與皇親國戚比肩。
在建築裝飾上，喬家大院依舊是全面突破規制。據《大清會典則例》記載：「貝勒府制，堂屋筒瓦壓脊。貝子府制……脊安望獸。二品以上官正房得立望獸，餘不得擅用。」反觀喬家各院，非但位於中軸線上的倒座、正房使用筒瓦屋脊，連兩側廂房也紛紛採用，而且幾乎所有的屋脊上都安置了吻獸。唯一與官式吻獸的區別，就在於這裡沒有做出真正的獸形，而是以雲形模擬。然而，在一些正房的脊飾中，也赫然出現了獸形，著實令人對大院裝飾的等級之高嘆為觀止。
在彩畫方面，依《大清會典》所載：「貝勒府制……門柱紅青油漆，梁棟貼金，彩畫花草。凡第宅，公侯以下至三品官……門柱飾黝堊，中梁飾金，旁繪五彩雜花……庶人惟油漆。」而在喬家大院所有的建築上，都繪有一種稱為「金青畫」的彩畫，且大量使用了貼金工藝。金青畫在黃金的使用量上十分驚人，華麗程度甚至超過了清代皇家最高等級的龍和璽，充分展現出晉商的豪奢之氣。
關於這種彩畫，本書「晉商族徽說彩畫」部分將作專門介紹，於此不再贅述。但以此來看，喬家大院的規制遠遠超越了品官宅第，再次直逼貝勒爺的華府。
說到這裡，很多人會問：喬家為何如此張揚，就不怕引來殺身之禍？實際上，喬家之所以敢於營建如此規模的宅院，首先得益於地處偏遠。歷朝歷代，各類等級規制大都只能約束國都及其周邊一些地區的官僚人等。稍微偏遠一些，很多規制也就鞭長莫及了。諸如開門、脊獸、彩畫之類，在祁縣當地屢見不鮮，老百姓習以為常，自然也就是民不舉、官不究，相安無事。
但更進一步，這個問題就要放在清朝中期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自清朝中葉開始，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列強入侵帶來的強力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抑商政策逐步瓦解，商人成為社會生活中日趨重要的一股勢力。到同治、光緒之際，清政府對商人，尤其是晉商、浙商兩大商幫已經形成了高度依賴。
除商人經營活動直接產生的稅收之外，商人的票號也有助於協助匯繳地方賦稅、籌措借款、支付對外賠款、發放貸款等。乃至於慈禧、光緒倉皇西逃之時，也少不了山西商人的銀錢資助。商人的交遊隨之日漸廣泛，上至皇親國戚，下到督府群臣，都成為其座上客。
同時，清朝晚期的輸捐制度使得商人也可買個官銜來榮身護體。面對這樣一個並無政治野心，又有利可圖的群體，自然不會有人追究其僭越之罪了。皇帝充其量也就不無鄙視，又不無羨慕地給他們扣上個奢靡無度、鄙俗不堪的帽子而已。
延伸閱讀：山西票號點滴
自咸豐年間太平軍興起於江南後，南北交通受阻。清政府因南方富庶之地的賦稅無法繳付中央，故開始依賴票號的匯兌系統予以調撥。自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至光緒十九年（西元1893年）的一段時間，票號累計匯兌賦稅近六千萬兩白銀，每年平均近二百萬兩，接近當時應繳總額的1/3。此外，庚子賠款本息共計98,223萬兩，其中大部分需要地方匯繳，這也多由票號負責匯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