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國的理想
在早期年代，幾乎每一個造訪美國的外國旅人，都會帶著就算不傷感、也像醒酒般的破滅印象離開。綿延1,000 哩荒涼陰鬱的森林，時而被屯墾地打斷；沿著大西洋岸，有一些繁榮的經商城鎮；沒有藝術，只有地方性的文學、黑奴制的陋習，以及因地理界線加劇造成的政治分歧。這樣的國度，除了重複世界已倒背如流、數千年來反覆上演、讓人類疲倦厭惡的殘暴故事，還能寄望什麼呢？不知要過多久，美國內部才可能徹底安定，就連平常樂觀進取的傑佛遜也默認要1,000 年，且在他第一任就職演說（當時西部疆界為密西西比河）中說到這個國家有「足夠空間讓我們的第100 代、第1,000 代子孫拓展」。謹慎的人絕不敢貿然相信一旦安定，一個政府就能充分兼容整個國家；而當分裂那天來臨，美國已經有了她的英國、法國、西班牙，又產生了自己的普魯士、奧地利、義大利，除了回歸地方割據、戰爭、腐化等
讓歐洲成為屠宰場的舊傳統，還有哪條路可走？美國大眾樂觀而自信，部分是性情使然，但也有一部分出於無知；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多少艱困圍繞著一個複雜的社會。一如許多批評家，利昂庫爾對這點深感驚訝。他有次碰到賓夕凡尼亞一位名叫湯瑪斯．李亞（Thomas Lea）的磨坊主人，並如此形容他：「是個可靠的愛國美國人，相信在美國以外都沒好事，只有美國人才有腦袋，歐洲的機智、想像力和天賦都已老朽；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會犯這種錯誤，議員、官員、磨坊主人都不例外，而這並非無害。」1796 年眾議院辯論是否要在〈回覆總統演說〉（Reply to the President’s Speech）中附帶這句話：我國是「世上最自由、最文明的國家」── 而它明明還在襁褓中，沒有文學、藝術、科學，沒有歷史，甚至沒有足夠的民族性可確實賦予國家之名。在當時選擇發布這種聲明實屬不智，因為歐洲即將才華大爆發。歌德和席勒、莫札特（Mozart）和海頓（Haydn）、康德和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卡文迪許（Henry Cavendish）和赫歇爾（William Herschel）正準備讓路給史考特、華茲渥斯和雪萊（Shelley）、海涅（Heinrich Heine）和巴爾札克（Balzac）、貝多芬（Beethoven）和黑格爾、厄斯特（Oersted）和居維萊（Georges Cuvier）及數十位偉大的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化學家、數學家、形上學家、史學家。特納（Turner）正在畫他最早的風景畫，瓦特將完成他最新的蒸汽機；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將掌控法國軍隊，納爾遜將軍（Horatio Nelson）將掌控英國艦隊；研究者、改革家、學者、哲學家群起蜂擁，而即使遍地烽火，啟蒙運動仍以世界未曾想過的活力發揮影響。
關於歐洲已老朽甚至欠缺自由的想法，只證明了美國人的蒙昧無知，而美國人只能這樣狡辯：儘管有這些反證，在當下他們最關切的事情上，歐洲足足落後美國一個世紀。假如他們的想法是對的，人類演進必須踏出的下一步是將普通人的知識啟蒙和社會水準提升到和那些蒙受恩惠者相仿，那美國人起碼比歐洲接近這個共同目標三個世代。美國的命運當然得毫無保留、也毫無退路地押注在這個可疑甚至不可信的原則上，對於教會、貴族、家族、軍隊和政治干預等長期被認為能安定社會、不可或缺的制度，則必須忽視或推翻。歐洲這麼想也可能是對的：沒有這些防護措施，社會必然走到盡頭。但就連歐洲人也必須承認，有那麼一絲機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美國可能會成功──至少暫時會。要是美國就是拿到一手可享短暫和永恆幸福的好牌、要是一個人不依靠教會與父權體制成長便能更有品德與教養、要是普通人可以習慣用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和牛頓（Issac Newton）的邏輯思考推理！屆時會怎麼樣呢？
屆時，就沒有人能否認美國以如此違抗天命的算計贏得賭注了。縱使擁有科學和資本的優勢，歐洲必定比美國更慢達成共同目標。美國社會或許冷靜而悲哀，但除了黑奴制度之外，美國的每個層面都穩固又健康。脫去衣服進行最艱辛的工作，每一塊肌肉都結實又靈活，每一丁點腦袋皆可運用，剛健又柔韌的身軀沒有一絲贅肉，美國人在世界裡儼然形成一個新綱目。從緬因到佛羅里達，社會在這方面並無二致，且建立完善組織，以便採用比世界其他社會更經濟的方式運用人力。不僅小心撤除人為障礙，也應用每一種或許能吸引凡人企圖心的影響力。只要是夠積極、感受得到刺激物的大腦或欲望，就一定會回應這種強烈的誘因。不管多懶散，很少人類能長久抗拒獲取力量的誘惑；而美國可攫取的力量要素，簡直要多少有多少。在推翻舊世界的制度後，美國的刺激物活力倍增，而能觸及最低、最無知的階級，讓他們像在鼓風爐裡旋轉向上。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的蘇格蘭或愛爾蘭移民為其吸引而著迷，因為每揮動一次斧頭和鋤頭，都會讓他成為資本家、讓他的孩子成為紳士。財富是推動大眾前進的最強原動力；但對於愈來愈多在美國出生、受過較好教育、才智較高的公民而言，政治權力同樣誘人。而行動的本能一旦被開創，就看似會在這支民族裡傳承下去。
相對於這個柔韌靈活的年輕國家，歐洲確實顯得老態龍鍾。階級差異、農民的方言或土話、固定不變的住處、代代相傳使歷史不著痕跡的習慣，從出生就樹立了癱瘓半數人口的障礙。教會和州都建立在這種停滯上，壓抑思想活動。無盡的戰爭讓數十萬人無法從事生產，更把他們變成廢人；龐大的債務是過去戰火頻仍、治理不當的證據，創造出利益集團，他們支持體制，把重擔丟給勞工階級扛；奢靡無度的宮廷助長耗盡民生經濟。這些原本或許還能承受，但在這背後是不事生產的貴族階層，他們從產業吸取養料，又不運用流動資本或高智力勞動，僅以夢魘般的重擔壓在社會的活力和抱負之上。這些社會異狀雖別具一格、引人入勝，卻比較適合戲劇或收藏古裝的博物館，而非像美國這樣類似機械般彼此競爭的小工廠。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他們不合時宜，就像頭戴鋼盔、身披盔甲的中世紀騎士拿著戰斧和盾牌操作阿克萊特（Arkwright）棉花廠的機械。除此之外，他們也動輒阻止社會其他人獲取所需知識。在歐洲，保守的心智習慣被鞏固來支持當權者。近乎一個世紀的時間，伏爾泰──國王的朋友、才子、詩人、當代的史學家和哲學家──就算生活於恐懼、被放逐與開除教籍，也要抗議連支持者都覺得可鄙的知識獨裁。伏爾泰保住一命，而同一時代，才智略遜但人品高尚的普利斯特里嘗試為英國做伏爾泰試著為法國做的事，卻被伯明罕的民眾圍攻、趕到美國去。在伏爾泰和普利斯特里失敗的地方，一般人連奮鬥都沒機會；社會加諸的重擔扼殺了他們的思想。在美國，保守和開明勢力的平衡相當接近；但在歐洲，保守主義掌控政府的實質權力。在波士頓，年輕的巴克敏斯特在進入通往自由思想的途徑時，可能一度會因父親好言相勸或勒令禁止而打退堂鼓，但青春不斷召喚他，社會可提供的每一筆報酬在他眼前招手。若是在倫敦、巴黎、羅馬、馬德里或維也納，他恐怕就得犧牲人生的世俗面向了。
假使美國人願意賭上未來進行新實驗，他們自然會希望把所有能擺脫的負擔拋在一旁。美國人相信長期而言，支配世界的將是利益而非暴力，相信美國的安全和成就必須仰賴他們所能創造的利益。他們認為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是最大的失策，因為他們相信，要打倒敵人，在工業上用一美元，會比在驅逐艦或常備軍上花1,000 美元來得有效。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制度的成敗是經濟問題。如果他們可以解除債務、賦稅、軍隊以及政府對工業的干預，美國一定可以在生產經濟方面超越歐洲；美國人甚至在當時就隱約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機器沒有被經濟削弱以至於在運作時故障，它就一定可以瓦解每一個敵人。如果他們的理論穩固，當競爭那天到來，歐洲可能會在民主制度或專制制度中做選擇，但沒有中間路線；或許會成為民主同盟，或一艘沉船。
姑且不論這些構想是健全抑或薄弱，對加勒廷等北部民主派來說，似乎都是不證自明的事實。他們相對不支持奴隸制，也相對了解社會的實際作用力。如果加勒廷希望把政府的干預減到最低，將支出降到零，他的首要目標不會是省錢，而是讓錢發揮最大的效果。1800 年的革命在他眼中主要是政治性的，因為那是一場社會革命；但他和友人卻希望讓它成為自羅馬帝國淪亡以來最激進的社會革命。他們的理想未能實現，也被許多互相矛盾的偏見攪亂，既廣泛也不失精明。
許多明顯的不一致都來自這種尚未發展成形的美國思想，催生出海內外對於美國性格的不同評估，進而造成混淆。美國人不討喜是正常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不被了解的事實。在法國第一共和垮台後，他們無法指望得到歐洲的美言，而接下來20 年也確實得不到。歐洲的自由運動遭到威脅，在拿破崙的風暴過去前，沒有人敢表達對民主的同情。在這種態度下，美國人沒有權利找碴，因為歐洲為保護自己會不惜傷害他們。然而，令觀察力敏銳的讀者不禁感到訝異的是，當時許多寫到或說到美國的歐洲人，似乎都沒有認真研究這個主題。一般旅人的思考能力跟蜜蜂螞蟻差不多，也有些批評家的影響力非同一般，但唯有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一人表示，要是他晚幾年見到美國，或許就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解釋那些在民族性格上令他費解的明顯矛盾。其他旅人── 大大小小，從利昂庫爾公爵到巴茲爾．霍爾（Basil Hall），族繁不及備載，同樣大惑不解。他們一致認為自己觀察到各種矛盾，但所有人，包括塔列朗在內，都只見到卑鄙的動機。美國對宗教宗派毫不關心，這點令塔列朗極為震驚，而他這樣解釋：此時此刻，美國人的熱情都被賺錢吸收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夠充分，因為常有事實證明，美國人就算面臨巨大金錢損失，仍會感覺和表現興奮；但在外國人的觀察範圍內，愛錢是美國人最顯著也最普遍的性格。菲利克斯．德．波祖爾（Félix-Auguste-Beaujour）在1800 年後不久寫道：「世上或許沒有哪個文明國家的靈魂比美國更不慷慨，腦袋裡更少創造生命魅力與慰藉的幻想。這裡的人什麼都要權衡、什麼都要算計，為了自己的利益，什麼都可以犧牲。」一個名叫費倫（Fearon）的英國人在1818 年更明確表達了同樣的想法：「我會這麼一概而論：此時去美國的移民，不會見到節儉或愛乾淨的民族、喜歡交際或慷慨的民族、思想開闊的民族、見解開明或你可以自由對其闡述想法的民族、對歐洲自由倡議者友善的民族、了解研究與原則自由的民族、理解『榮耀』和『慷慨』真義的民族。」這樣的語錄可無限繁殖。對於美國人何以有這些特質，「貪欲」是公認的解釋；但每一名旅人都受到不一致的困擾，而需要不一樣的解釋。「美國人貪婪不是為了積聚錢財。」利昂庫爾早在1796 年就這麼評論。美國女性被允許並鼓勵花錢這點，看在一個世紀後1790 年簡樸的歐洲人眼裡是奢侈而臭名昭彰的；相較於一般歐洲人的習慣，美國人常魯莽地拿錢冒險，且毫不吝惜地花用，這點也在當時就被注意到。歐洲人看到了這些矛盾，但並未試圖加以調和。當時沒有哪個外國人，包括詩人、畫家、哲學家，可以在美國生活中察覺到粗野以外的成分，因為那超出他們的經驗範疇──教育文化並未塑造出公式讓他們表達。摩爾來到華盛頓，結果在那裡找不到比丹尼學派的聯邦主義打油詩人（Federalist rhymester of Dennie’s school）更高尚的靈感。……
美國的理想
在早期年代，幾乎每一個造訪美國的外國旅人，都會帶著就算不傷感、也像醒酒般的破滅印象離開。綿延1,000 哩荒涼陰鬱的森林，時而被屯墾地打斷；沿著大西洋岸，有一些繁榮的經商城鎮；沒有藝術，只有地方性的文學、黑奴制的陋習，以及因地理界線加劇造成的政治分歧。這樣的國度，除了重複世界已倒背如流、數千年來反覆上演、讓人類疲倦厭惡的殘暴故事，還能寄望什麼呢？不知要過多久，美國內部才可能徹底安定，就連平常樂觀進取的傑佛遜也默認要1,000 年，且在他第一任就職演說（當時西部疆界為密西西比河）中說到這個國家有「足夠空間讓我們的第100 代、第1,000 代子孫拓展」。謹慎的人絕不敢貿然相信一旦安定，一個政府就能充分兼容整個國家；而當分裂那天來臨，美國已經有了她的英國、法國、西班牙，又產生了自己的普魯士、奧地利、義大利，除了回歸地方割據、戰爭、腐化等
讓歐洲成為屠宰場的舊傳統，還有哪條路可走？美國大眾樂觀而自信，部分是性情使然，但也有一部分出於無知；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多少艱困圍繞著一個複雜的社會。一如許多批評家，利昂庫爾對這點深感驚訝。他有次碰到賓夕凡尼亞一位名叫湯瑪斯．李亞（Thomas Lea）的磨坊主人，並如此形容他：「是個可靠的愛國美國人，相信在美國以外都沒好事，只有美國人才有腦袋，歐洲的機智、想像力和天賦都已老朽；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會犯這種錯誤，議員、官員、磨坊主人都不例外，而這並非無害。」1796 年眾議院辯論是否要在〈回覆總統演說〉（Reply to the President’s Speech）中附帶這句話：我國是「世上最自由、最文明的國家」── 而它明明還在襁褓中，沒有文學、藝術、科學，沒有歷史，甚至沒有足夠的民族性可確實賦予國家之名。在當時選擇發布這種聲明實屬不智，因為歐洲即將才華大爆發。歌德和席勒、莫札特（Mozart）和海頓（Haydn）、康德和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卡文迪許（Henry Cavendish）和赫歇爾（William Herschel）正準備讓路給史考特、華茲渥斯和雪萊（Shelley）、海涅（Heinrich Heine）和巴爾札克（Balzac）、貝多芬（Beethoven）和黑格爾、厄斯特（Oersted）和居維萊（Georges Cuvier）及數十位偉大的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化學家、數學家、形上學家、史學家。特納（Turner）正在畫他最早的風景畫，瓦特將完成他最新的蒸汽機；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將掌控法國軍隊，納爾遜將軍（Horatio Nelson）將掌控英國艦隊；研究者、改革家、學者、哲學家群起蜂擁，而即使遍地烽火，啟蒙運動仍以世界未曾想過的活力發揮影響。
關於歐洲已老朽甚至欠缺自由的想法，只證明了美國人的蒙昧無知，而美國人只能這樣狡辯：儘管有這些反證，在當下他們最關切的事情上，歐洲足足落後美國一個世紀。假如他們的想法是對的，人類演進必須踏出的下一步是將普通人的知識啟蒙和社會水準提升到和那些蒙受恩惠者相仿，那美國人起碼比歐洲接近這個共同目標三個世代。美國的命運當然得毫無保留、也毫無退路地押注在這個可疑甚至不可信的原則上，對於教會、貴族、家族、軍隊和政治干預等長期被認為能安定社會、不可或缺的制度，則必須忽視或推翻。歐洲這麼想也可能是對的：沒有這些防護措施，社會必然走到盡頭。但就連歐洲人也必須承認，有那麼一絲機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美國可能會成功──至少暫時會。要是美國就是拿到一手可享短暫和永恆幸福的好牌、要是一個人不依靠教會與父權體制成長便能更有品德與教養、要是普通人可以習慣用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和牛頓（Issac Newton）的邏輯思考推理！屆時會怎麼樣呢？
屆時，就沒有人能否認美國以如此違抗天命的算計贏得賭注了。縱使擁有科學和資本的優勢，歐洲必定比美國更慢達成共同目標。美國社會或許冷靜而悲哀，但除了黑奴制度之外，美國的每個層面都穩固又健康。脫去衣服進行最艱辛的工作，每一塊肌肉都結實又靈活，每一丁點腦袋皆可運用，剛健又柔韌的身軀沒有一絲贅肉，美國人在世界裡儼然形成一個新綱目。從緬因到佛羅里達，社會在這方面並無二致，且建立完善組織，以便採用比世界其他社會更經濟的方式運用人力。不僅小心撤除人為障礙，也應用每一種或許能吸引凡人企圖心的影響力。只要是夠積極、感受得到刺激物的大腦或欲望，就一定會回應這種強烈的誘因。不管多懶散，很少人類能長久抗拒獲取力量的誘惑；而美國可攫取的力量要素，簡直要多少有多少。在推翻舊世界的制度後，美國的刺激物活力倍增，而能觸及最低、最無知的階級，讓他們像在鼓風爐裡旋轉向上。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的蘇格蘭或愛爾蘭移民為其吸引而著迷，因為每揮動一次斧頭和鋤頭，都會讓他成為資本家、讓他的孩子成為紳士。財富是推動大眾前進的最強原動力；但對於愈來愈多在美國出生、受過較好教育、才智較高的公民而言，政治權力同樣誘人。而行動的本能一旦被開創，就看似會在這支民族裡傳承下去。
相對於這個柔韌靈活的年輕國家，歐洲確實顯得老態龍鍾。階級差異、農民的方言或土話、固定不變的住處、代代相傳使歷史不著痕跡的習慣，從出生就樹立了癱瘓半數人口的障礙。教會和州都建立在這種停滯上，壓抑思想活動。無盡的戰爭讓數十萬人無法從事生產，更把他們變成廢人；龐大的債務是過去戰火頻仍、治理不當的證據，創造出利益集團，他們支持體制，把重擔丟給勞工階級扛；奢靡無度的宮廷助長耗盡民生經濟。這些原本或許還能承受，但在這背後是不事生產的貴族階層，他們從產業吸取養料，又不運用流動資本或高智力勞動，僅以夢魘般的重擔壓在社會的活力和抱負之上。這些社會異狀雖別具一格、引人入勝，卻比較適合戲劇或收藏古裝的博物館，而非像美國這樣類似機械般彼此競爭的小工廠。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他們不合時宜，就像頭戴鋼盔、身披盔甲的中世紀騎士拿著戰斧和盾牌操作阿克萊特（Arkwright）棉花廠的機械。除此之外，他們也動輒阻止社會其他人獲取所需知識。在歐洲，保守的心智習慣被鞏固來支持當權者。近乎一個世紀的時間，伏爾泰──國王的朋友、才子、詩人、當代的史學家和哲學家──就算生活於恐懼、被放逐與開除教籍，也要抗議連支持者都覺得可鄙的知識獨裁。伏爾泰保住一命，而同一時代，才智略遜但人品高尚的普利斯特里嘗試為英國做伏爾泰試著為法國做的事，卻被伯明罕的民眾圍攻、趕到美國去。在伏爾泰和普利斯特里失敗的地方，一般人連奮鬥都沒機會；社會加諸的重擔扼殺了他們的思想。在美國，保守和開明勢力的平衡相當接近；但在歐洲，保守主義掌控政府的實質權力。在波士頓，年輕的巴克敏斯特在進入通往自由思想的途徑時，可能一度會因父親好言相勸或勒令禁止而打退堂鼓，但青春不斷召喚他，社會可提供的每一筆報酬在他眼前招手。若是在倫敦、巴黎、羅馬、馬德里或維也納，他恐怕就得犧牲人生的世俗面向了。
假使美國人願意賭上未來進行新實驗，他們自然會希望把所有能擺脫的負擔拋在一旁。美國人相信長期而言，支配世界的將是利益而非暴力，相信美國的安全和成就必須仰賴他們所能創造的利益。他們認為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是最大的失策，因為他們相信，要打倒敵人，在工業上用一美元，會比在驅逐艦或常備軍上花1,000 美元來得有效。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制度的成敗是經濟問題。如果他們可以解除債務、賦稅、軍隊以及政府對工業的干預，美國一定可以在生產經濟方面超越歐洲；美國人甚至在當時就隱約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機器沒有被經濟削弱以至於在運作時故障，它就一定可以瓦解每一個敵人。如果他們的理論穩固，當競爭那天到來，歐洲可能會在民主制度或專制制度中做選擇，但沒有中間路線；或許會成為民主同盟，或一艘沉船。
姑且不論這些構想是健全抑或薄弱，對加勒廷等北部民主派來說，似乎都是不證自明的事實。他們相對不支持奴隸制，也相對了解社會的實際作用力。如果加勒廷希望把政府的干預減到最低，將支出降到零，他的首要目標不會是省錢，而是讓錢發揮最大的效果。1800 年的革命在他眼中主要是政治性的，因為那是一場社會革命；但他和友人卻希望讓它成為自羅馬帝國淪亡以來最激進的社會革命。他們的理想未能實現，也被許多互相矛盾的偏見攪亂，既廣泛也不失精明。
許多明顯的不一致都來自這種尚未發展成形的美國思想，催生出海內外對於美國性格的不同評估，進而造成混淆。美國人不討喜是正常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不被了解的事實。在法國第一共和垮台後，他們無法指望得到歐洲的美言，而接下來20 年也確實得不到。歐洲的自由運動遭到威脅，在拿破崙的風暴過去前，沒有人敢表達對民主的同情。在這種態度下，美國人沒有權利找碴，因為歐洲為保護自己會不惜傷害他們。然而，令觀察力敏銳的讀者不禁感到訝異的是，當時許多寫到或說到美國的歐洲人，似乎都沒有認真研究這個主題。一般旅人的思考能力跟蜜蜂螞蟻差不多，也有些批評家的影響力非同一般，但唯有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一人表示，要是他晚幾年見到美國，或許就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解釋那些在民族性格上令他費解的明顯矛盾。其他旅人── 大大小小，從利昂庫爾公爵到巴茲爾．霍爾（Basil Hall），族繁不及備載，同樣大惑不解。他們一致認為自己觀察到各種矛盾，但所有人，包括塔列朗在內，都只見到卑鄙的動機。美國對宗教宗派毫不關心，這點令塔列朗極為震驚，而他這樣解釋：此時此刻，美國人的熱情都被賺錢吸收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夠充分，因為常有事實證明，美國人就算面臨巨大金錢損失，仍會感覺和表現興奮；但在外國人的觀察範圍內，愛錢是美國人最顯著也最普遍的性格。菲利克斯．德．波祖爾（Félix-Auguste-Beaujour）在1800 年後不久寫道：「世上或許沒有哪個文明國家的靈魂比美國更不慷慨，腦袋裡更少創造生命魅力與慰藉的幻想。這裡的人什麼都要權衡、什麼都要算計，為了自己的利益，什麼都可以犧牲。」一個名叫費倫（Fearon）的英國人在1818 年更明確表達了同樣的想法：「我會這麼一概而論：此時去美國的移民，不會見到節儉或愛乾淨的民族、喜歡交際或慷慨的民族、思想開闊的民族、見解開明或你可以自由對其闡述想法的民族、對歐洲自由倡議者友善的民族、了解研究與原則自由的民族、理解『榮耀』和『慷慨』真義的民族。」這樣的語錄可無限繁殖。對於美國人何以有這些特質，「貪欲」是公認的解釋；但每一名旅人都受到不一致的困擾，而需要不一樣的解釋。「美國人貪婪不是為了積聚錢財。」利昂庫爾早在1796 年就這麼評論。美國女性被允許並鼓勵花錢這點，看在一個世紀後1790 年簡樸的歐洲人眼裡是奢侈而臭名昭彰的；相較於一般歐洲人的習慣，美國人常魯莽地拿錢冒險，且毫不吝惜地花用，這點也在當時就被注意到。歐洲人看到了這些矛盾，但並未試圖加以調和。當時沒有哪個外國人，包括詩人、畫家、哲學家，可以在美國生活中察覺到粗野以外的成分，因為那超出他們的經驗範疇──教育文化並未塑造出公式讓他們表達。摩爾來到華盛頓，結果在那裡找不到比丹尼學派的聯邦主義打油詩人（Federalist rhymester of Dennie’s school）更高尚的靈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