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國憤怒
1812 年7 月18 日，美國對英國宣戰，讓那些傾注資源抵抗拿破崙侵略的歐洲國家感到十分困擾。俄羅斯不得不將美國此舉視為既不利於政治、也有害於商業利益的不友好行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則是害怕看到物資供應被切斷，因為他們軍隊的糧食，多數（但不是全部）必須仰賴在英國保護下，藉由來自於英國的貸款向美國購買穀物；而目前只能積蓄能量以等待重獲自由的德國，則必須仔細衡量拿破崙龐大軍事資源有可能引發負面效應的各種因素。英國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維持先前在俄羅斯和西班牙所取得的優勢。即使在美國，如果麥迪遜和門羅堅持英國必須默許他們的條件，沒有人會懷疑英國期望和平的真誠度。麥迪遜和門羅之所以堅持，是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所處的軍事地位，讓他們有資格期待此事。拿破崙再次征服俄羅斯和西班牙幾乎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此事一旦發生，勢必會迫使英國對美國做出讓步，而這些讓步本身並非不合理。
正如麥迪遜在臨終時所堅持的，這是「一項公平的計算」，但它讓英國感到惱火。英國認為美國應該與歐洲同仇敵愾，推翻拿破崙的軍事專制，不應該與拿破崙合謀牟取利益。起初，新的戰爭讓英國遇刺身亡的首相帕西瓦所遺留的虛弱內閣倉皇失措。他們希望避免對美國開戰，並在戰爭爆發後盡全力加以阻止。英國政府和新聞界長期以來特有的傲慢語氣暫時消失了， 即使像倫敦《晚星》（Evening Star）這種沒沒無聞的報紙，也對當時這種想法嗤之以鼻：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將被「一群壞蛋和不法之徒所駕駛的、桅頂上飄揚星條旗的冷杉木護衛艦，逐出他們引以為傲的卓越地位，而這地位，是英國子民以鮮血與財富在列國中爭取到的」。這段話在美國大獲成功，但是在戰爭被視為不可避免的那一刻之前，《晚星》蔑視這種想法，並刻意展現出一種情緒的克制。
英國外相卡索雷一直都沒有放棄和平的希望，直到8 月24 日才有所改變。那天美國和談代表羅素向他表達麥迪遜總統在談判之前要求的讓步，包括停止強制徵兵、解散被強徵的海員、為破壞掠奪提供賠償和放棄紙上封鎖（paper blockade）。卡索雷暗示，美國以這些作為停戰條件的要求，有點無禮。在談話中，他向羅素解釋，這種讓步只會讓英國內閣既得不到好處、又失去地位。他表示：「你不理解英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高度敏感性和嫉妒性。任何政府如果在未經深思熟慮或評估利弊得失前，就貿然同意放棄強制徵兵權或中止強制徵兵權，都無法繼續執政。」羅素隨後提出一項非正式諒解，他在未經美國政府授權的情況下，主動添加了一項隨後經國會通過的提案：美國禁止英國海員歸化。卡索雷明確地回答說，對英國而言，非正式諒解沒有正式諒解來得有保證，而且還有另一個缺點：其表面帶有偽裝的特徵。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優先討論保證而非諒解，而羅素在這個主題上既不具權限、也沒有得到指示。
英美兩國的交流於9 月19 日結束，羅素離開英國，但直到10 月13 日，在得知麥迪遜總統拒絕批准由英國的普雷沃斯特與美國的迪爾伯恩達成的停戰協議後，英國政府才下令進行全面報復。這項命令也附帶一點：這項命令，不影響先前授權海軍上將約翰．博拉斯．沃倫爵士（Admiral Sir John Borlase Warren）可自行決定停止戰事的權力。
在極度沮喪的時刻，英國大眾被迫意識到，與美國一戰是無可避免的。幾乎與此同時，一連串不幸接踵而至，使最頑強和最聰明的英國人也瀕臨絕望。在西班牙，英國將領威靈頓（Wellington）在7 月贏得薩拉曼卡（Salamanca）戰役後，8 月占領馬德里，迫使法國的蘇爾特撤離安達魯西亞；但威靈頓對布哥斯的圍攻失敗，隨著法國將領們將分散的部隊集結起來，威靈頓不得不再次放棄馬德里。10 月21 日，他再次在葡萄牙全面撤退。他在戰役上的慘澹失敗，幾乎正值拿破崙的輝煌成功時期，拿破崙於9 月14 日進入莫斯科，這個可能左右俄羅斯是否投降的勝利捷報，於10 月3 日左右傳到英國。三天後，美國將軍威廉．霍爾（William Hull）在底特律投降的消息傳來，但這項成功卻被兩件事所抵銷：美國憲法號艦長艾塞克．霍爾（Isaac Hull）出人意表地俘擄英國皇家海軍戰士號，而一場持續的戰爭也確定展開。
因為農作物歉收、天氣惡劣、小麥價格漲到每蒲式耳近五美元，以及美國方面的供應可能被切斷、永久債券（console）價格來到57.5、黃金價格漲了30％、內閣欠缺信用或權威，加上對失誤、無能和腐敗的普遍意識，英國人民處於沮喪狀態，每傳出一項新災難，就會扼殺英國的希望，並引發絕望的哀號。在這種心態下，戰士號的被擄更反映了這種不祥的情緒。《泰晤士報》特別大聲哀嘆這次俘擄事件：
我們目睹了那起事件對高尚可敬的人心所投下的陰霾⋯⋯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艘英國護衛艦襲擊過美國人──儘管我們不能說，在任何情況下，詹姆斯．達克萊斯（James Dacres）艦長都應該為此受到懲罰。但我們確實要說，英國海軍中某些指揮官寧可經歷上千次失敗，也不願給麾下的海員樹立如此致命的榜樣。
在抨擊威廉．霍爾的懦弱和背信棄義時，倫敦《泰晤士報》表現得比任何一家美國全國性報紙更缺乏知識或判斷力。自從在英國變得家喻戶曉以來，《泰晤士報》就只報導戰爭。任何美國人都可以向英國媒體保證，英國護衛艦在戰士號之前就曾攻擊美國；甚至在英國，人們也沒有忘記英國護衛艦塞拉皮斯號（Serapis）或美國艦長保羅．瓊斯（Paul Jones）的名字。但若說《泰晤士報》無知是不合理的，它要求達克萊斯應該和他的「老好人理察號」（USS Bonhomme Richard）船艦一起滅頂，就更不合理了。這種激情的吶喊對達克萊斯來說更不公平，因為只要這艘船艦還能浮在海上，他就會持續作戰。在一個因為數世紀戰爭而變得強硬的社會中，這種敏感性似乎失之過度；然而，《泰晤士報》公平地反映了英國人的感受。不久後，坎寧在國會上公開發表談話說，失去戰士號和馬其頓號（Macedonian）在英國引起的震撼，連最劇烈的自然災害也幾乎不能與之相比。「有些人控訴，全大不列顛的震驚程度超過情況所需，我也無法苟同那些人的看法……英國海軍不敗的神聖魔咒被那些不幸的俘擄事件打破，沒有比這更令人扼腕的。」
在可以對一個國家施加的所有法術中，相信自己戰無不勝，或許是最有效、也是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但對任何國家來說，回到現實的過程都是不愉快的，而對英國來說，在那個痛苦的時刻，回到現實的過程就像坎寧所描述的那樣痛苦。《信使報》和《晨間郵報》的報導也無助於改善問題，這兩家報社用英國海軍部的語氣抱怨美國護衛艦的巨大優勢，稱它們是「偽裝的戰列艦」。誠然，美國的44門砲比英國的38 門砲龐大得多，但英國海軍在這些戰鬥之前和之後都知道這種差異。達克萊斯艦長是最了解這些船艦相對力量的英國人，他向他的調查法庭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清楚，我的對手成功是因為運氣好，我誠摯希望率領一艘與戰士號火力相當的護衛艦，與他們（原班人馬）再次對抗憲法號，這將會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話雖如此，令人不悅的結果仍然是，和其他護衛艦一樣，未來英國護衛艦有把握對抗的僅限於實力較弱的敵人。適用於英國戰士號和馬其頓號對抗美國憲法號和美國號（United States）的情況（英軍居於下風），同樣適用於歡樂號（Frolic）對抗黃蜂號（Wasp）的情況（未顯示孰勝孰劣）。此後，英國報紙承認了美國所希望證明的事情，亦即：以船艦對船艦而言，英國人與美國人並無二致。……
英國憤怒
1812 年7 月18 日，美國對英國宣戰，讓那些傾注資源抵抗拿破崙侵略的歐洲國家感到十分困擾。俄羅斯不得不將美國此舉視為既不利於政治、也有害於商業利益的不友好行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則是害怕看到物資供應被切斷，因為他們軍隊的糧食，多數（但不是全部）必須仰賴在英國保護下，藉由來自於英國的貸款向美國購買穀物；而目前只能積蓄能量以等待重獲自由的德國，則必須仔細衡量拿破崙龐大軍事資源有可能引發負面效應的各種因素。英國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維持先前在俄羅斯和西班牙所取得的優勢。即使在美國，如果麥迪遜和門羅堅持英國必須默許他們的條件，沒有人會懷疑英國期望和平的真誠度。麥迪遜和門羅之所以堅持，是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所處的軍事地位，讓他們有資格期待此事。拿破崙再次征服俄羅斯和西班牙幾乎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此事一旦發生，勢必會迫使英國對美國做出讓步，而這些讓步本身並非不合理。
正如麥迪遜在臨終時所堅持的，這是「一項公平的計算」，但它讓英國感到惱火。英國認為美國應該與歐洲同仇敵愾，推翻拿破崙的軍事專制，不應該與拿破崙合謀牟取利益。起初，新的戰爭讓英國遇刺身亡的首相帕西瓦所遺留的虛弱內閣倉皇失措。他們希望避免對美國開戰，並在戰爭爆發後盡全力加以阻止。英國政府和新聞界長期以來特有的傲慢語氣暫時消失了， 即使像倫敦《晚星》（Evening Star）這種沒沒無聞的報紙，也對當時這種想法嗤之以鼻：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將被「一群壞蛋和不法之徒所駕駛的、桅頂上飄揚星條旗的冷杉木護衛艦，逐出他們引以為傲的卓越地位，而這地位，是英國子民以鮮血與財富在列國中爭取到的」。這段話在美國大獲成功，但是在戰爭被視為不可避免的那一刻之前，《晚星》蔑視這種想法，並刻意展現出一種情緒的克制。
英國外相卡索雷一直都沒有放棄和平的希望，直到8 月24 日才有所改變。那天美國和談代表羅素向他表達麥迪遜總統在談判之前要求的讓步，包括停止強制徵兵、解散被強徵的海員、為破壞掠奪提供賠償和放棄紙上封鎖（paper blockade）。卡索雷暗示，美國以這些作為停戰條件的要求，有點無禮。在談話中，他向羅素解釋，這種讓步只會讓英國內閣既得不到好處、又失去地位。他表示：「你不理解英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高度敏感性和嫉妒性。任何政府如果在未經深思熟慮或評估利弊得失前，就貿然同意放棄強制徵兵權或中止強制徵兵權，都無法繼續執政。」羅素隨後提出一項非正式諒解，他在未經美國政府授權的情況下，主動添加了一項隨後經國會通過的提案：美國禁止英國海員歸化。卡索雷明確地回答說，對英國而言，非正式諒解沒有正式諒解來得有保證，而且還有另一個缺點：其表面帶有偽裝的特徵。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優先討論保證而非諒解，而羅素在這個主題上既不具權限、也沒有得到指示。
英美兩國的交流於9 月19 日結束，羅素離開英國，但直到10 月13 日，在得知麥迪遜總統拒絕批准由英國的普雷沃斯特與美國的迪爾伯恩達成的停戰協議後，英國政府才下令進行全面報復。這項命令也附帶一點：這項命令，不影響先前授權海軍上將約翰．博拉斯．沃倫爵士（Admiral Sir John Borlase Warren）可自行決定停止戰事的權力。
在極度沮喪的時刻，英國大眾被迫意識到，與美國一戰是無可避免的。幾乎與此同時，一連串不幸接踵而至，使最頑強和最聰明的英國人也瀕臨絕望。在西班牙，英國將領威靈頓（Wellington）在7 月贏得薩拉曼卡（Salamanca）戰役後，8 月占領馬德里，迫使法國的蘇爾特撤離安達魯西亞；但威靈頓對布哥斯的圍攻失敗，隨著法國將領們將分散的部隊集結起來，威靈頓不得不再次放棄馬德里。10 月21 日，他再次在葡萄牙全面撤退。他在戰役上的慘澹失敗，幾乎正值拿破崙的輝煌成功時期，拿破崙於9 月14 日進入莫斯科，這個可能左右俄羅斯是否投降的勝利捷報，於10 月3 日左右傳到英國。三天後，美國將軍威廉．霍爾（William Hull）在底特律投降的消息傳來，但這項成功卻被兩件事所抵銷：美國憲法號艦長艾塞克．霍爾（Isaac Hull）出人意表地俘擄英國皇家海軍戰士號，而一場持續的戰爭也確定展開。
因為農作物歉收、天氣惡劣、小麥價格漲到每蒲式耳近五美元，以及美國方面的供應可能被切斷、永久債券（console）價格來到57.5、黃金價格漲了30％、內閣欠缺信用或權威，加上對失誤、無能和腐敗的普遍意識，英國人民處於沮喪狀態，每傳出一項新災難，就會扼殺英國的希望，並引發絕望的哀號。在這種心態下，戰士號的被擄更反映了這種不祥的情緒。《泰晤士報》特別大聲哀嘆這次俘擄事件：
我們目睹了那起事件對高尚可敬的人心所投下的陰霾⋯⋯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艘英國護衛艦襲擊過美國人──儘管我們不能說，在任何情況下，詹姆斯．達克萊斯（James Dacres）艦長都應該為此受到懲罰。但我們確實要說，英國海軍中某些指揮官寧可經歷上千次失敗，也不願給麾下的海員樹立如此致命的榜樣。
在抨擊威廉．霍爾的懦弱和背信棄義時，倫敦《泰晤士報》表現得比任何一家美國全國性報紙更缺乏知識或判斷力。自從在英國變得家喻戶曉以來，《泰晤士報》就只報導戰爭。任何美國人都可以向英國媒體保證，英國護衛艦在戰士號之前就曾攻擊美國；甚至在英國，人們也沒有忘記英國護衛艦塞拉皮斯號（Serapis）或美國艦長保羅．瓊斯（Paul Jones）的名字。但若說《泰晤士報》無知是不合理的，它要求達克萊斯應該和他的「老好人理察號」（USS Bonhomme Richard）船艦一起滅頂，就更不合理了。這種激情的吶喊對達克萊斯來說更不公平，因為只要這艘船艦還能浮在海上，他就會持續作戰。在一個因為數世紀戰爭而變得強硬的社會中，這種敏感性似乎失之過度；然而，《泰晤士報》公平地反映了英國人的感受。不久後，坎寧在國會上公開發表談話說，失去戰士號和馬其頓號（Macedonian）在英國引起的震撼，連最劇烈的自然災害也幾乎不能與之相比。「有些人控訴，全大不列顛的震驚程度超過情況所需，我也無法苟同那些人的看法……英國海軍不敗的神聖魔咒被那些不幸的俘擄事件打破，沒有比這更令人扼腕的。」
在可以對一個國家施加的所有法術中，相信自己戰無不勝，或許是最有效、也是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但對任何國家來說，回到現實的過程都是不愉快的，而對英國來說，在那個痛苦的時刻，回到現實的過程就像坎寧所描述的那樣痛苦。《信使報》和《晨間郵報》的報導也無助於改善問題，這兩家報社用英國海軍部的語氣抱怨美國護衛艦的巨大優勢，稱它們是「偽裝的戰列艦」。誠然，美國的44門砲比英國的38 門砲龐大得多，但英國海軍在這些戰鬥之前和之後都知道這種差異。達克萊斯艦長是最了解這些船艦相對力量的英國人，他向他的調查法庭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清楚，我的對手成功是因為運氣好，我誠摯希望率領一艘與戰士號火力相當的護衛艦，與他們（原班人馬）再次對抗憲法號，這將會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話雖如此，令人不悅的結果仍然是，和其他護衛艦一樣，未來英國護衛艦有把握對抗的僅限於實力較弱的敵人。適用於英國戰士號和馬其頓號對抗美國憲法號和美國號（United States）的情況（英軍居於下風），同樣適用於歡樂號（Frolic）對抗黃蜂號（Wasp）的情況（未顯示孰勝孰劣）。此後，英國報紙承認了美國所希望證明的事情，亦即：以船艦對船艦而言，英國人與美國人並無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