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籌臺宗匠
臺灣與鴨母王
一七二一年對藍鼎元來說是個轉捩點。這一年，四十一歲的他捲入臺灣躁動的氛圍裡─-南臺灣爆發朱一貴事件。皇帝任命藍鼎元的堂兄藍廷珍平亂。藍廷珍相信以藍鼎元的知識與遠見，他會是好幫手，於是邀請他加入，藍鼎元欣然應允。由於參與了鎮壓反抗的戰事，藍鼎元在中國沿海官員當中的名望更高了。他身為海洋專家的聲譽更形鞏固，而他的治臺方略對未來的大清統治者來說依然適用。當時局勢之迫切，以及藍鼎元與藍廷珍關係密切的事實（藍廷珍此時在水師內已高升任指揮職），都對藍鼎元在後世的名氣與遺緒有所貢獻。不過就眼下來說，藍鼎元的地位之高，完全是他自己拚出來的。在這一節，我們會先爬梳朱一貴在臺灣南部的崛起（我個人認為並非偶然），然後轉而討論藍鼎元在一七二二年積極參與平定朱一貴一黨的過程。
一六八三年康熙皇帝併臺灣之後，臺灣始終稱不上風平浪靜。著名史家鄧津華（Emma Teng）嘗言，「大清派施琅上陣的時候，本意不是永久占領臺灣，因此從實際結果來看，併臺灣反而是意外的殖民，而不是計畫中殖民」。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清廷才開始考慮「殖民該島的理想情況」所需付出的可能努力。不過，大清殖民臺灣的嘗試，跟同時期歐洲人的海外殖民地做法大不相同。滿洲君主（也就是康熙與雍正皇帝）對於把這座島改造成貿易輻輳或農業殖民地毫無興趣。他們關心的是確保臺灣不會變成海盜窩，尤其是不能故態復萌，變回反抗者的基地。與此同時，二十多年來與鄭氏的漫長衝突對大清留下深遠影響，整個長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海洋政策，都是以處理海盜與叛亂為導向（尤其是中國東南）。因此，清廷對於東邊的這座島嶼，並沒有發展出鄭重、長期的規劃。明明臺灣島與中國大陸隔了一百八十公里的海，但臺灣在行政結構上劃入福建省，只有一個府，以知府為主官，聽命於福建巡撫與閩浙總督，至於中央山脈以東的部分更是鞭長莫及。朝廷覺得東部杳無人煙，是化外的「無人之境」。
一六八四年，康熙皇帝頒布隔離政策，限制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往來，以確保大清不會看到又一個鄭氏或任何類似的政權在臺灣島上流竄。皇帝還訂了一系列規矩，限制漢人移居臺灣，設法讓島上的聚落保持在最小規模。這些政策清楚說明在一開始的時候，大清完全沒有興趣利用臺灣的地緣政治優勢來鞏固對海疆的掌控。對滿洲君主來說，重要的不是臺灣西部，而是有水師定期巡邏的臺灣海峽。對於確保帝國海疆的宏大藍圖來說，臺灣僅有的貢獻大概就是山區有豐富的木材資源，是打造戰艦的良材。大清統治臺灣之初，沒有建造什麼堪比熱蘭遮城的大型建築，而熱蘭遮城還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二四年至一六三四年間，用了十年蓋成的要塞。雖然臺南有大約一萬名水陸官兵駐守，但福建巡撫也很少招募臺灣人加入水師。
雖然清廷頒布前述政策以求維持臺灣的「族群現況」，但為數不少的漢人（以福建人為主）仍熱切想開發島上眾多的珍貴資源，如鹿、茶、糖、木材與樟腦，獲取最大的利潤。有些人甚至膽敢犯禁，跑到當地經商。理論上，臺灣原住民多少受到隔離政策的保護，畢竟他們保持原有權利，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在保護原住民方面成效有限，畢竟福建政府的原則是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維持對這座島的控制。簡單來說，無論在行政上還是軍事上，大清的資源都不夠，難以幫助原住民社群抵抗漢人。結果，漢人移民跟原住民之間的齟齬便導致雙方多次的衝突。原住民不斷抱怨「漢人入侵者」破壞他們的家園，剝奪他們的天然資源，覺得漢人都是投機分子。難怪俗話說當時的臺灣「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說到底，大部分的動亂「原因都是漢人的惡行惡狀」。
不難理解，派駐臺南的知府不見得有能力化解這些紛爭。他不僅沒有資源，沒有人力，有些問題更是複雜到難以解決。臺灣的不穩定進而導致朱一貴崛起。朱一貴是漳州府長泰縣人，一七一三年遷居臺灣，任臺灣廈門道衙門差役。他的人生故事跌宕起伏，在衙門做事不久便改為在鳳山養鴨，因為能訓練鴨子聽話，「編隊」行進而出名─地方上人稱「鴨母王」。藍鼎元的原話是：
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為鄉里所嫉，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甿異焉。奸匪過者，輒款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生為意，防範?闊，一貴心易之。
按照藍鼎元的說法，朱一貴除了養鴨，還跟島上其他奸匪結黨，包括原住民以及來臺擔任長工或奴僕的漢人。一七二一年春，府衙官員未能調停原住民與漢人移民之間的一場糾紛。朱一貴與其他沆瀣一氣的亡命之徒如李勇、吳外、鄭定瑞等因此有機會利用不滿情緒起事。因為朱一貴姓朱，與明朝皇室同姓，因此獲推為領袖，希望能打著「復明」旗號，集結更多力量。同年五月十四日，朱一貴偕其餘五十一名地方人士，在鳳山縣接壤的崗山焚表結盟。
穆黛安的經典研究《天地會起源：中國天地會的傳說與史實》（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可謂擲地有聲，她表示「康熙年間這種結拜兄弟算是代表了中國祕密結社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他們?逐漸在雍正年間演變成所謂的「會」……有時候更成了叛亂的載體」。按照穆黛安所言，這些組織雖然是為了自衛、不讓敵對派系剝削自己而成立，但組織方式通常不嚴密。朱一貴與追隨者就是以這種鬆散的方式結盟的。朱一貴的人馬對島上的駐軍打了幾次勝仗，控制位於臺南的府城，占領四分之一個西臺灣，包括鳳山與諸羅縣在內。朱一貴甚至自封「中興王」，成立政府，建元「永和」。然而事與願違，中興王旋即意識到永遠的太平是不可能的。幾個月後，他安排追隨者出任各個官職，而各路領袖對於如何任事都有自己的主意。血腥的權力鬥爭隨之而來，大大削弱了朱一貴的領導權。清廷在過程中雖然遭遇挫折，但沒有坐等叛軍自相殘殺，而是選擇在此時命令藍廷珍隨主將施世驃來剿滅匪徒。
臺灣與鴨母王
一七二一年對藍鼎元來說是個轉捩點。這一年，四十一歲的他捲入臺灣躁動的氛圍裡─-南臺灣爆發朱一貴事件。皇帝任命藍鼎元的堂兄藍廷珍平亂。藍廷珍相信以藍鼎元的知識與遠見，他會是好幫手，於是邀請他加入，藍鼎元欣然應允。由於參與了鎮壓反抗的戰事，藍鼎元在中國沿海官員當中的名望更高了。他身為海洋專家的聲譽更形鞏固，而他的治臺方略對未來的大清統治者來說依然適用。當時局勢之迫切，以及藍鼎元與藍廷珍關係密切的事實（藍廷珍此時在水師內已高升任指揮職），都對藍鼎元在後世的名氣與遺緒有所貢獻。不過就眼下來說，藍鼎元的地位之高，完全是他自己拚出來的。在這一節，我們會先爬梳朱一貴在臺灣南部的崛起（我個人認為並非偶然），然後轉而討論藍鼎元在一七二二年積極參與平定朱一貴一黨的過程。
一六八三年康熙皇帝併臺灣之後，臺灣始終稱不上風平浪靜。著名史家鄧津華（Emma Teng）嘗言，「大清派施琅上陣的時候，本意不是永久占領臺灣，因此從實際結果來看，併臺灣反而是意外的殖民，而不是計畫中殖民」。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清廷才開始考慮「殖民該島的理想情況」所需付出的可能努力。不過，大清殖民臺灣的嘗試，跟同時期歐洲人的海外殖民地做法大不相同。滿洲君主（也就是康熙與雍正皇帝）對於把這座島改造成貿易輻輳或農業殖民地毫無興趣。他們關心的是確保臺灣不會變成海盜窩，尤其是不能故態復萌，變回反抗者的基地。與此同時，二十多年來與鄭氏的漫長衝突對大清留下深遠影響，整個長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海洋政策，都是以處理海盜與叛亂為導向（尤其是中國東南）。因此，清廷對於東邊的這座島嶼，並沒有發展出鄭重、長期的規劃。明明臺灣島與中國大陸隔了一百八十公里的海，但臺灣在行政結構上劃入福建省，只有一個府，以知府為主官，聽命於福建巡撫與閩浙總督，至於中央山脈以東的部分更是鞭長莫及。朝廷覺得東部杳無人煙，是化外的「無人之境」。
一六八四年，康熙皇帝頒布隔離政策，限制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往來，以確保大清不會看到又一個鄭氏或任何類似的政權在臺灣島上流竄。皇帝還訂了一系列規矩，限制漢人移居臺灣，設法讓島上的聚落保持在最小規模。這些政策清楚說明在一開始的時候，大清完全沒有興趣利用臺灣的地緣政治優勢來鞏固對海疆的掌控。對滿洲君主來說，重要的不是臺灣西部，而是有水師定期巡邏的臺灣海峽。對於確保帝國海疆的宏大藍圖來說，臺灣僅有的貢獻大概就是山區有豐富的木材資源，是打造戰艦的良材。大清統治臺灣之初，沒有建造什麼堪比熱蘭遮城的大型建築，而熱蘭遮城還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二四年至一六三四年間，用了十年蓋成的要塞。雖然臺南有大約一萬名水陸官兵駐守，但福建巡撫也很少招募臺灣人加入水師。
雖然清廷頒布前述政策以求維持臺灣的「族群現況」，但為數不少的漢人（以福建人為主）仍熱切想開發島上眾多的珍貴資源，如鹿、茶、糖、木材與樟腦，獲取最大的利潤。有些人甚至膽敢犯禁，跑到當地經商。理論上，臺灣原住民多少受到隔離政策的保護，畢竟他們保持原有權利，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在保護原住民方面成效有限，畢竟福建政府的原則是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維持對這座島的控制。簡單來說，無論在行政上還是軍事上，大清的資源都不夠，難以幫助原住民社群抵抗漢人。結果，漢人移民跟原住民之間的齟齬便導致雙方多次的衝突。原住民不斷抱怨「漢人入侵者」破壞他們的家園，剝奪他們的天然資源，覺得漢人都是投機分子。難怪俗話說當時的臺灣「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說到底，大部分的動亂「原因都是漢人的惡行惡狀」。
不難理解，派駐臺南的知府不見得有能力化解這些紛爭。他不僅沒有資源，沒有人力，有些問題更是複雜到難以解決。臺灣的不穩定進而導致朱一貴崛起。朱一貴是漳州府長泰縣人，一七一三年遷居臺灣，任臺灣廈門道衙門差役。他的人生故事跌宕起伏，在衙門做事不久便改為在鳳山養鴨，因為能訓練鴨子聽話，「編隊」行進而出名─地方上人稱「鴨母王」。藍鼎元的原話是：
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為鄉里所嫉，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甿異焉。奸匪過者，輒款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生為意，防範?闊，一貴心易之。
按照藍鼎元的說法，朱一貴除了養鴨，還跟島上其他奸匪結黨，包括原住民以及來臺擔任長工或奴僕的漢人。一七二一年春，府衙官員未能調停原住民與漢人移民之間的一場糾紛。朱一貴與其他沆瀣一氣的亡命之徒如李勇、吳外、鄭定瑞等因此有機會利用不滿情緒起事。因為朱一貴姓朱，與明朝皇室同姓，因此獲推為領袖，希望能打著「復明」旗號，集結更多力量。同年五月十四日，朱一貴偕其餘五十一名地方人士，在鳳山縣接壤的崗山焚表結盟。
穆黛安的經典研究《天地會起源：中國天地會的傳說與史實》（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可謂擲地有聲，她表示「康熙年間這種結拜兄弟算是代表了中國祕密結社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他們?逐漸在雍正年間演變成所謂的「會」……有時候更成了叛亂的載體」。按照穆黛安所言，這些組織雖然是為了自衛、不讓敵對派系剝削自己而成立，但組織方式通常不嚴密。朱一貴與追隨者就是以這種鬆散的方式結盟的。朱一貴的人馬對島上的駐軍打了幾次勝仗，控制位於臺南的府城，占領四分之一個西臺灣，包括鳳山與諸羅縣在內。朱一貴甚至自封「中興王」，成立政府，建元「永和」。然而事與願違，中興王旋即意識到永遠的太平是不可能的。幾個月後，他安排追隨者出任各個官職，而各路領袖對於如何任事都有自己的主意。血腥的權力鬥爭隨之而來，大大削弱了朱一貴的領導權。清廷在過程中雖然遭遇挫折，但沒有坐等叛軍自相殘殺，而是選擇在此時命令藍廷珍隨主將施世驃來剿滅匪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