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與林紓之爭
1917年1月，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首舉「文學革命」大旗，「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雜誌主編陳獨秀隨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寫的〈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明確提出「文學革命」和「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學革命」雷聲滾滾，震驚了守舊勢力，首先跳出來反對的是林紓。他發表〈論古文之不當廢〉認為白話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廢除：「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林紓何人？他為何首先跳出來反對「文學革命」？林紓其實正是白話文的前輩，是新文學的引領者，是魯迅等「新青年」當年的偶像。早在西元1897年，林紓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話詩集《閩中新樂府》，此後常在白話報上發表文章，反對纏足，反對迷信，提倡興辦女學等。直到1913年，他還在北京《平報》上開設「諷喻新樂府」白話專欄，發表白話諷喻詩一百三十首。林紓更是古今中外「譯界之王」，不會英文的他，靠著別人口述竟然翻譯作品一百七十餘部，包括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歇洛克奇案開場》（A Study in Scarlet）等作品七部、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等作品六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賊史》（Oliver Twist）等作品五部、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凱撒遺事》（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等作品四部。其中，他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élias）、《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迦茵小傳》（Joan Haste）等作品風行天下，產生過巨大的社會影響，對於社會風氣、觀念、思想等的改變有重要促進作用。有人甚至說，中國後來的辛亥革命、「文學革命」等革命就是由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兩部小說導致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大多沐浴過林紓「雨露」，都曾捧讀過林紓小說，並以其為榜樣，如郭沫若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林譯小說」，錢鍾書也曾說：「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我把林譯哈葛德（H. Rider Haggard）、歐文（Washington Irving）、司各特（Walter Scott）、迭更司（Charles Dickens）的作品津津不厭地閱覽。」
林紓素有「治國平天下」之志，早期翻譯多是希望以此警醒國人、教化國人，「余老矣！報國無日，故曰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驚醒，恆於小說序中擄其胸臆……」他在譯作中呼籲立憲政體，反對封建專制，像魯迅一樣原本對革命、共和充滿期待，希望做個「共和國老民」。但民國後混亂的現實讓他很快絕望，轉頭投奔到了傳統文化的懷抱，以「大清遺老」自居，曾以布衣身分十一次祭拜光緒皇陵。林紓古文功底深厚，摯愛古文，又性格剛烈易怒。因此，當《新青年》明確提出全面文學改革、以白話文取替文言文時，其他遺老遺少或不屑一顧或迫於潮流裝聾作啞，林紓卻按捺不住，主動接起了「戰書」。
不料，林紓的反駁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為「新青年」們提供了更多「彈藥」，並拉開了一幕「雙簧」好戲。訓詁「好手」胡適抓住林紓文章中的一句話大做文章，在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號上發文道：「頃見林琴南先生新著〈論古文之不當廢〉一文，喜而讀之，以為定足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則學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胡適認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中「之」字不通，進而指出連林紓這樣的古文大家都犯這種不知「所以然」的錯誤，可見古文當廢。
1917年1月，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首舉「文學革命」大旗，「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雜誌主編陳獨秀隨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寫的〈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明確提出「文學革命」和「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學革命」雷聲滾滾，震驚了守舊勢力，首先跳出來反對的是林紓。他發表〈論古文之不當廢〉認為白話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廢除：「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林紓何人？他為何首先跳出來反對「文學革命」？林紓其實正是白話文的前輩，是新文學的引領者，是魯迅等「新青年」當年的偶像。早在西元1897年，林紓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話詩集《閩中新樂府》，此後常在白話報上發表文章，反對纏足，反對迷信，提倡興辦女學等。直到1913年，他還在北京《平報》上開設「諷喻新樂府」白話專欄，發表白話諷喻詩一百三十首。林紓更是古今中外「譯界之王」，不會英文的他，靠著別人口述竟然翻譯作品一百七十餘部，包括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歇洛克奇案開場》（A Study in Scarlet）等作品七部、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等作品六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賊史》（Oliver Twist）等作品五部、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凱撒遺事》（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等作品四部。其中，他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élias）、《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迦茵小傳》（Joan Haste）等作品風行天下，產生過巨大的社會影響，對於社會風氣、觀念、思想等的改變有重要促進作用。有人甚至說，中國後來的辛亥革命、「文學革命」等革命就是由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兩部小說導致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大多沐浴過林紓「雨露」，都曾捧讀過林紓小說，並以其為榜樣，如郭沫若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林譯小說」，錢鍾書也曾說：「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我把林譯哈葛德（H. Rider Haggard）、歐文（Washington Irving）、司各特（Walter Scott）、迭更司（Charles Dickens）的作品津津不厭地閱覽。」
林紓素有「治國平天下」之志，早期翻譯多是希望以此警醒國人、教化國人，「余老矣！報國無日，故曰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驚醒，恆於小說序中擄其胸臆……」他在譯作中呼籲立憲政體，反對封建專制，像魯迅一樣原本對革命、共和充滿期待，希望做個「共和國老民」。但民國後混亂的現實讓他很快絕望，轉頭投奔到了傳統文化的懷抱，以「大清遺老」自居，曾以布衣身分十一次祭拜光緒皇陵。林紓古文功底深厚，摯愛古文，又性格剛烈易怒。因此，當《新青年》明確提出全面文學改革、以白話文取替文言文時，其他遺老遺少或不屑一顧或迫於潮流裝聾作啞，林紓卻按捺不住，主動接起了「戰書」。
不料，林紓的反駁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為「新青年」們提供了更多「彈藥」，並拉開了一幕「雙簧」好戲。訓詁「好手」胡適抓住林紓文章中的一句話大做文章，在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號上發文道：「頃見林琴南先生新著〈論古文之不當廢〉一文，喜而讀之，以為定足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則學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胡適認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中「之」字不通，進而指出連林紓這樣的古文大家都犯這種不知「所以然」的錯誤，可見古文當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