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命的意義
人類的生命，或者說所有生物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勢必會涉及某種宗教立場。那麼你或許會問：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有無意義？我的回答是：一個人若認為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毫無意義，他不僅不幸，更是幾乎喪失了活著的資格。
2 我的世界觀
我們這些凡人的處境是多麼的奇特！每個人都只在這世上短暫停留；不知道自己究竟為何而來，儘管有時候自以為有所感悟。但不須深入探究，從日常生活就可明白，我們是為了他人而存在——首先是為了那些其笑容和快樂攸關我們幸福與否的人；其次是為了所有素不相識，卻因為同情紐帶使我們命運緊密相連的人。
每天我都要提醒自己上百次，我的內在與外在生活，皆仰賴於他人——無論是前人或在世者——努力的成果；因此我必須盡己所能，以同等的貢獻回饋我已經得到的，以及仍持續獲得的一切。
我極其嚮往簡樸的生活，並且時常因為自己占用了同胞過多的勞力付出，而感到不安。我也認為階級差異違反正義，而且歸根究柢是建立在強權之上的。我也深信，簡樸的生活對每個人的身心健康都有益。
對於哲學意義上所謂的人類自由（自由意志），我全然不信。每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到外在環境的強迫，更受內在必然性所驅使。叔本華說：「人能夠做他想做的，但不能主宰他所想的。」（行動自由，但意志受限）這句話從我年輕時就一直啟發著我，在面對生命中的種種困難（無論是我自己的，還是他人的）時，它總能帶給我安慰，也是我源源不竭的耐心之泉。這種體悟仁慈地紓解了那種極易令人癱瘓的責任感，並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他人；它導向了一種將幽默置於首要地位的人生觀。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探究個人存在或是整個宇宙萬物創造的意義與目的，我總覺得是件荒謬的事。然而，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些理想決定了他努力的方向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從不把安逸和快樂視為人生終極目的——我認為這種倫理基礎，只適合一群豬。那些照亮我前方道路，並一次又一次給我勇氣以樂觀面對人生的理想，是真、善和美。若沒有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同儕情誼，沒有全心投入在客觀世界上，對藝術與科學研究領域中那永遠難以企及的目標的追求，在我看來，人生將會是空虛的。人類所追求的平庸目標——財富、虛名、奢侈品——我向來覺得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抱持強烈意識，卻同時享有不必與他人或群體直接互動的自由，兩者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從未全心全意地歸屬於我的國家、家鄉、朋友，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也不例外；面對這一切關係，我始終未曾失去那近乎固執的疏離感，與對獨處的需求——而這種感覺隨著歲月流逝與日俱增。人會清楚地意識到，與他人之間在相互理解與同情上的可能性終究有限，但並不以此為憾。這樣的人固然會失去幾分親和與輕鬆；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他人意見、習慣與判斷的左右，並能避免將自身立場建立在這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個人都作為一個個體受到尊重，而不將任何人偶像化。然而，我自己卻在既無過失、亦無功績的情況下，承受了來自他人的過度讚譽與尊敬——這是命運的一種諷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是那種許多人無法實現的渴望——渴望理解我僅憑自己微薄的力量，以及透過不懈努力探究才得到的那一兩個觀念。我也很清楚，任何複雜的事業要成功，都必須有一個人來思考、指揮，並且大體上承擔責任。但被領導的人不應是被強迫的，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我認為，一個強制性的專制體制很快就會墮落衰敗。因為武力總是吸引品格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一條不變的規律：天才型獨裁者的繼任者，往往是些無恥之輩。正因如此，我一向強烈反對如當今義大利與俄羅斯（蘇聯）所見的那類制度。當今歐洲盛行的民主形式之所以聲譽受損，並不應歸咎於民主理念本身，而是由於政府首長缺乏穩定性，以及選舉制度過於非人格化（去個人化）的特點。我相信在這方面，美國已經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他們擁有一位權責相符的總統，其任期足夠長，且擁有充足的職權能真正履行責任。另一方面，我所看重我們（歐洲）政治制度之處，則是它為個人在患病或困頓時，提供了更為周全的社會保障。在我看來，人類生命的壯麗舞台中真正有價值的，並非國家，而是有創造力、有感知能力的個體，也就是「人」本身；唯有人能創造出高貴與崇高的事物，而群體本身，無論在思想或情感上，始終是遲鈍的。
這個主題讓我想起了群體本質中最糟糕的產物，也就是我所深惡痛絕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若是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的演奏整齊列隊行進，這就足以讓我鄙視他。他只是被錯誤地賦予了一顆大腦；其實他只需要一條脊椎就夠了。這個文明的毒瘤，必須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根除。奉命行事的英雄主義、毫無意義的暴力，以及一切打著愛國主義之名的有害荒謬——我對這一切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種既卑劣而可鄙的事：我寧願被碎屍萬段，也絕不參與這種卑鄙的勾當。
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依然很高，我相信只要各國人民的健全良知，不曾被那些透過學校與媒體運作的政治與商業利益有系統地毒害，戰爭這個妖魔早已從人類社會中消失。
我們所能體驗到最美好的事物，莫過於神祕本身。它是一切真正藝術與真正科學最原始的動力。凡是不曾體會這種感受、再也無法驚奇、再也無法感到驚嘆的人，幾乎與死人無異，猶如一支熄滅的蠟燭。正是對神祕事物的體驗——即使摻雜著恐懼——催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存在著某種我們無法看透的東西，它展現出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而我們的理性只能觸及這些展現的最初級形式——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態度。在這個意義上，而且僅就此意義而言，我是一個具有深刻宗教情懷的人。我無法想像一位會獎賞或懲罰其受造物的神，也無法想像一位具有我們自身所意識到那種意志的神。至於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之後仍能存續，這同樣超出我的理解；我也不希望如此。這類觀念，不過是出於軟弱心靈的恐懼或荒謬的自我中心罷了。對我而言，生命永恆的奧祕，以及對現實那奇妙結構的些許領悟，再加上那份一心一意要去理解自然中所彰顯的理性——哪怕只能理解其極其微小的一部分——這一切，就已經足夠了。
人類的生命，或者說所有生物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勢必會涉及某種宗教立場。那麼你或許會問：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有無意義？我的回答是：一個人若認為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毫無意義，他不僅不幸，更是幾乎喪失了活著的資格。
2 我的世界觀
我們這些凡人的處境是多麼的奇特！每個人都只在這世上短暫停留；不知道自己究竟為何而來，儘管有時候自以為有所感悟。但不須深入探究，從日常生活就可明白，我們是為了他人而存在——首先是為了那些其笑容和快樂攸關我們幸福與否的人；其次是為了所有素不相識，卻因為同情紐帶使我們命運緊密相連的人。
每天我都要提醒自己上百次，我的內在與外在生活，皆仰賴於他人——無論是前人或在世者——努力的成果；因此我必須盡己所能，以同等的貢獻回饋我已經得到的，以及仍持續獲得的一切。
我極其嚮往簡樸的生活，並且時常因為自己占用了同胞過多的勞力付出，而感到不安。我也認為階級差異違反正義，而且歸根究柢是建立在強權之上的。我也深信，簡樸的生活對每個人的身心健康都有益。
對於哲學意義上所謂的人類自由（自由意志），我全然不信。每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到外在環境的強迫，更受內在必然性所驅使。叔本華說：「人能夠做他想做的，但不能主宰他所想的。」（行動自由，但意志受限）這句話從我年輕時就一直啟發著我，在面對生命中的種種困難（無論是我自己的，還是他人的）時，它總能帶給我安慰，也是我源源不竭的耐心之泉。這種體悟仁慈地紓解了那種極易令人癱瘓的責任感，並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他人；它導向了一種將幽默置於首要地位的人生觀。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探究個人存在或是整個宇宙萬物創造的意義與目的，我總覺得是件荒謬的事。然而，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些理想決定了他努力的方向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從不把安逸和快樂視為人生終極目的——我認為這種倫理基礎，只適合一群豬。那些照亮我前方道路，並一次又一次給我勇氣以樂觀面對人生的理想，是真、善和美。若沒有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同儕情誼，沒有全心投入在客觀世界上，對藝術與科學研究領域中那永遠難以企及的目標的追求，在我看來，人生將會是空虛的。人類所追求的平庸目標——財富、虛名、奢侈品——我向來覺得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抱持強烈意識，卻同時享有不必與他人或群體直接互動的自由，兩者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從未全心全意地歸屬於我的國家、家鄉、朋友，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也不例外；面對這一切關係，我始終未曾失去那近乎固執的疏離感，與對獨處的需求——而這種感覺隨著歲月流逝與日俱增。人會清楚地意識到，與他人之間在相互理解與同情上的可能性終究有限，但並不以此為憾。這樣的人固然會失去幾分親和與輕鬆；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他人意見、習慣與判斷的左右，並能避免將自身立場建立在這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個人都作為一個個體受到尊重，而不將任何人偶像化。然而，我自己卻在既無過失、亦無功績的情況下，承受了來自他人的過度讚譽與尊敬——這是命運的一種諷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是那種許多人無法實現的渴望——渴望理解我僅憑自己微薄的力量，以及透過不懈努力探究才得到的那一兩個觀念。我也很清楚，任何複雜的事業要成功，都必須有一個人來思考、指揮，並且大體上承擔責任。但被領導的人不應是被強迫的，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我認為，一個強制性的專制體制很快就會墮落衰敗。因為武力總是吸引品格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一條不變的規律：天才型獨裁者的繼任者，往往是些無恥之輩。正因如此，我一向強烈反對如當今義大利與俄羅斯（蘇聯）所見的那類制度。當今歐洲盛行的民主形式之所以聲譽受損，並不應歸咎於民主理念本身，而是由於政府首長缺乏穩定性，以及選舉制度過於非人格化（去個人化）的特點。我相信在這方面，美國已經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他們擁有一位權責相符的總統，其任期足夠長，且擁有充足的職權能真正履行責任。另一方面，我所看重我們（歐洲）政治制度之處，則是它為個人在患病或困頓時，提供了更為周全的社會保障。在我看來，人類生命的壯麗舞台中真正有價值的，並非國家，而是有創造力、有感知能力的個體，也就是「人」本身；唯有人能創造出高貴與崇高的事物，而群體本身，無論在思想或情感上，始終是遲鈍的。
這個主題讓我想起了群體本質中最糟糕的產物，也就是我所深惡痛絕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若是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的演奏整齊列隊行進，這就足以讓我鄙視他。他只是被錯誤地賦予了一顆大腦；其實他只需要一條脊椎就夠了。這個文明的毒瘤，必須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根除。奉命行事的英雄主義、毫無意義的暴力，以及一切打著愛國主義之名的有害荒謬——我對這一切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種既卑劣而可鄙的事：我寧願被碎屍萬段，也絕不參與這種卑鄙的勾當。
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依然很高，我相信只要各國人民的健全良知，不曾被那些透過學校與媒體運作的政治與商業利益有系統地毒害，戰爭這個妖魔早已從人類社會中消失。
我們所能體驗到最美好的事物，莫過於神祕本身。它是一切真正藝術與真正科學最原始的動力。凡是不曾體會這種感受、再也無法驚奇、再也無法感到驚嘆的人，幾乎與死人無異，猶如一支熄滅的蠟燭。正是對神祕事物的體驗——即使摻雜著恐懼——催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存在著某種我們無法看透的東西，它展現出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而我們的理性只能觸及這些展現的最初級形式——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態度。在這個意義上，而且僅就此意義而言，我是一個具有深刻宗教情懷的人。我無法想像一位會獎賞或懲罰其受造物的神，也無法想像一位具有我們自身所意識到那種意志的神。至於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之後仍能存續，這同樣超出我的理解；我也不希望如此。這類觀念，不過是出於軟弱心靈的恐懼或荒謬的自我中心罷了。對我而言，生命永恆的奧祕，以及對現實那奇妙結構的些許領悟，再加上那份一心一意要去理解自然中所彰顯的理性——哪怕只能理解其極其微小的一部分——這一切，就已經足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