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執拗君子
明代小說《警世通言》中有個故事叫「拗相公飲恨半山堂」，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性格執著偏激的說法，來自司馬光回答宋神宗的問題。面對朝野議論洶洶，司馬光說：
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有人說王安石為人奸詐邪惡，這樣的詆毀實在太過分了；但他確實不通達事理，而且性格固執。）
司馬光的這個評價是否客觀呢？應該說，「不曉事」或可討論，「執拗」非常準確。
嘉祐四年（西元1059年），司馬光與王安石在都城汴京相遇。同是四十歲上下的年紀，同是才華橫溢的飽學之士，同是關心國事的青年官員……這些相似點讓他們很快成為朋友。當時，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被稱為「嘉祐四友」，足見情誼深厚。
司馬光、王安石當時都供職於三司使，頂頭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多年以後，司馬光回憶起一段往事：牡丹盛開的時節，包拯舉行酒宴招待友人，司馬光向來不喜歡酒，但對作為長官和前輩的包拯盛情難卻，他只好勉強喝了一些；王安石不想喝酒，在宴會上從頭坐到尾，滴酒不沾，包拯也勸不動。司馬光由此看出王安石個性的「不屈」。
王安石的個性中，為何有著強烈的執拗呢？筆者想，這與他個人的道德和志向有關。
無論後世怎樣詆毀變法，很少有人能夠指摘王安石的私德。王安石生活樸素、不貪富貴。有這樣兩則故事可以說明。王安石的妻子吳氏曾替他納妾，王安石後來得知該女子是因為家庭破產被賣，於是把錢贈予女子，讓她和丈夫團聚。喜食鹿肉乾的故事更加有趣，王家僕人說王安石喜歡吃獐脯，吳氏感到很奇怪，於是命僕人更換王安石近前的菜餚，果然，王安石不再吃獐脯，而是只吃眼前最近的菜。可見王安石對物質生活很不講究。此外，在王安石入朝變法之前，他至少三次拒絕京官的任命，希望在地方任職，做一些有益於百姓的實事。早年間，王安石的家庭財務狀況不佳，也是源於他拒絕京官的任命。
我們不妨用「極致的道德主義者」來形容王安石，南宋大儒陸九淵也曾評價他：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
（王安石才華超群，志向高遠，不屑於迎合世俗，對享樂和功利的誘惑，內心沒有絲毫動搖；高潔操守，比冰霜更純粹，這正是他的本性。）
王安石有德亦有才。終其一生，他都特別喜歡讀書，早在舒州期間，韓琦就誤會過徹夜讀書的王安石，以為他夜晚聲色犬馬；到神宗面前，「法先王之政」直追堯、舜的論調，也基於王安石的學識累積，更不要說王安石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詩、文俱佳。
德才兼備的王安石，很早就有極高的自我期許。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剛滿三十歲的王安石寫下〈登飛來峰〉一詩，其中說道：「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當時，王安石對自己未來命運無法預料，卻已經展現出一種超越年齡的壯志豪情。
王安石在〈送孫正之序〉中也說道：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
（當下流行什麼就認為什麼是對的，這種人是普通人；自己認為對的就堅持己見，這種人是君子。堅持自己的見解，並非出於自私或固執，而是因為聖人之道蘊含其中。君子即使身處窮困苦難、顛沛流離之境，也不願有片刻屈服於時俗、隨波逐流，因為他不允許時俗壓倒道義。）
王安石認為，只要現實不符合正道，即便是大多數人認同，也毫無意義。真正的君子勇於逆勢而為，追求真正的道義，還必須堅持己見，不被世俗擊敗。俗諺說「不知者無畏」，王安石則像是「深知者無畏」——他認為自己的學識和公心，足以求道達道、求仁得仁。這種「真理盡在己身」的自信，很難接受別人的質疑，尤其當變法和求道連繫一處。
所以，王安石基於自身深厚的學養、沒有私心的廉潔執政、無遠弗屆的志向，始終認為「真理在握」。以儒家標準來看，秉持公心、富有學問的道德主義者是最佳執政者，客觀上，王安石完全符合這些要求，而他自己也這樣認為，因此，王安石有著異乎於常的強烈自信。
縱然司馬光等人極度反對新法，並沒有攻擊王安石本人；可是實際上，否定王安石內心最堅定的理想、最篤信的成果——變法，就是質疑王安石本人的才華與志向，質疑他「真理在握」的信念，王安石焉能不反抗？焉能不執拗？
王安石是一個生活樸素、不慕名利、學識極佳、嚴於律己的士大夫；同時也是以天下為己任、不畏困難、極度自信、執拗不屈的政治家。他的堅持和偏執互相交織在一起，統合在「為天下謀」的理想中，無法完全剝離清楚。
司馬光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對王安石「不曉事又執拗」的評價，在筆者看來，也是他對自己非常恰當的寫照。某種程度上，司馬光與王安石非常相似，都有著執拗的脾氣和極高的道德水準。
司馬光在元祐年間執政期間，有一次與蘇軾爭論許久，氣得蘇軾回家後替他取了一個「司馬牛」的諢名，諷刺他過於偏執、全然不改。「司馬牛」與「拗相公」形成了有趣的呼應。
司馬光的道德水準毋庸置疑。他對於自己認定的事，絕不放棄；而且淡泊名利，不慕權位。比如他反對新法，就不斷與王安石、呂惠卿等人在神宗面前辯論，神宗希望司馬光留在朝中建言獻策，可是司馬光半個月內數次請辭，拒絕了神宗樞密副使的任命，原因是他無法在一個主張變法的朝廷裡繼續任職。他用自己棄官的行為，踐行著自己的政治理念。
元豐年間，尚書左丞蒲宗孟攻擊早已離朝的司馬光，神宗直接說道：
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蒲宗孟竟不認可司馬光嗎！暫且不論其他事情，僅就他主動辭去樞密副使而言，自從朕即位以來，只見過他一人能做到。至於其他人，即便逼迫他們離開，也絕不會主動放權。）
可見，神宗雖然傾向變法，但對於司馬光寧願辭官、不願妥協的行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一直以來，神宗不贊同司馬光的政見，可對其為人和諫言都很尊重。
當然，偉大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也能彰顯出司馬光對自己政治觀念的堅持。他以儒家仁政觀整理和評點了千年歷史，因此，司馬光也具有「真理在握」的心態。《資治通鑑》的書名就表明了司馬光以史為鑑、求得真知的用意，數十載的專注修書，又怎會輕易動搖自己的觀念呢？學富五車的司馬光和王安石，在這一點上，都十分令人欽佩，但客觀上也造成了兩人政治觀念難以調和的「死結」。
最能展現司馬光寬容品質或者說道德水準的事情，是對王安石中肯客觀的蓋棺論定。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寧病逝；同一年，司馬光回到闊別十五年的朝堂，盡廢新法，但他主張對王安石進行公正的評價，不能因為變法而否定其人。他在給共同的朋友呂公著的信〈與呂晦叔簡〉中說：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
（王安石的文章才華與道德操守遠超常人，但他性格固執、不通實務，且堅持錯誤主張，導致忠誠正直之士被疏遠，讒言奸佞之徒趁機聚集，國家法度敗壞至此。如今正需糾正他的過失、革除弊端，卻不幸他溘然長逝。那些反覆無常的小人必定對他百般詆毀。我認為朝廷應當特別給予他優厚的禮遇，以此扭轉當下浮躁淺薄的風氣。若此建議有所裨益，願立即上報朝廷。）
司馬光意識到王安石死後，必定有宵小之徒進行詆毀，因此要以朝廷的名義，肯定王安石的貢獻和地位，確保他的身後之名。同年九月，司馬光也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司馬光要給這位最抗拒的政敵、最堅定的老友，一個公正公允的評價。由與王安石政治立場不同的蘇軾所撰寫的〈王安石贈太傅制〉，雖然有意規避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成就，但對於其道德人品、學問文章均予以極高評價。其中談道：
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智慧足以通曉天道，辯才足以踐行其主張；華美瑰麗的文章，足以以多彩之筆描摹世間萬物；卓然超絕的品行，足以感召四方、引領風氣。憑藉這些才能，他能在短暫的時間裡，使天下風俗煥然一新。）
我們恐怕只能從「風動四方」的描述中，感受王安石的政治影響力了。但無論如何，司馬光盡量將「王安石之法」和「王安石其人」拆開，摒棄政見分歧，高度評價王安石。
如此看來，早年間王安石和司馬光討論詩文、思考歷史，成為一對摯友，可謂順理成章。因為他們從深厚學識到無瑕私德、從堅韌性格到家國追求，盡皆相似，甚至是他們既堅持又偏執的性格，都如出一轍。
執拗君子
明代小說《警世通言》中有個故事叫「拗相公飲恨半山堂」，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性格執著偏激的說法，來自司馬光回答宋神宗的問題。面對朝野議論洶洶，司馬光說：
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有人說王安石為人奸詐邪惡，這樣的詆毀實在太過分了；但他確實不通達事理，而且性格固執。）
司馬光的這個評價是否客觀呢？應該說，「不曉事」或可討論，「執拗」非常準確。
嘉祐四年（西元1059年），司馬光與王安石在都城汴京相遇。同是四十歲上下的年紀，同是才華橫溢的飽學之士，同是關心國事的青年官員……這些相似點讓他們很快成為朋友。當時，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被稱為「嘉祐四友」，足見情誼深厚。
司馬光、王安石當時都供職於三司使，頂頭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多年以後，司馬光回憶起一段往事：牡丹盛開的時節，包拯舉行酒宴招待友人，司馬光向來不喜歡酒，但對作為長官和前輩的包拯盛情難卻，他只好勉強喝了一些；王安石不想喝酒，在宴會上從頭坐到尾，滴酒不沾，包拯也勸不動。司馬光由此看出王安石個性的「不屈」。
王安石的個性中，為何有著強烈的執拗呢？筆者想，這與他個人的道德和志向有關。
無論後世怎樣詆毀變法，很少有人能夠指摘王安石的私德。王安石生活樸素、不貪富貴。有這樣兩則故事可以說明。王安石的妻子吳氏曾替他納妾，王安石後來得知該女子是因為家庭破產被賣，於是把錢贈予女子，讓她和丈夫團聚。喜食鹿肉乾的故事更加有趣，王家僕人說王安石喜歡吃獐脯，吳氏感到很奇怪，於是命僕人更換王安石近前的菜餚，果然，王安石不再吃獐脯，而是只吃眼前最近的菜。可見王安石對物質生活很不講究。此外，在王安石入朝變法之前，他至少三次拒絕京官的任命，希望在地方任職，做一些有益於百姓的實事。早年間，王安石的家庭財務狀況不佳，也是源於他拒絕京官的任命。
我們不妨用「極致的道德主義者」來形容王安石，南宋大儒陸九淵也曾評價他：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
（王安石才華超群，志向高遠，不屑於迎合世俗，對享樂和功利的誘惑，內心沒有絲毫動搖；高潔操守，比冰霜更純粹，這正是他的本性。）
王安石有德亦有才。終其一生，他都特別喜歡讀書，早在舒州期間，韓琦就誤會過徹夜讀書的王安石，以為他夜晚聲色犬馬；到神宗面前，「法先王之政」直追堯、舜的論調，也基於王安石的學識累積，更不要說王安石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詩、文俱佳。
德才兼備的王安石，很早就有極高的自我期許。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剛滿三十歲的王安石寫下〈登飛來峰〉一詩，其中說道：「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當時，王安石對自己未來命運無法預料，卻已經展現出一種超越年齡的壯志豪情。
王安石在〈送孫正之序〉中也說道：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
（當下流行什麼就認為什麼是對的，這種人是普通人；自己認為對的就堅持己見，這種人是君子。堅持自己的見解，並非出於自私或固執，而是因為聖人之道蘊含其中。君子即使身處窮困苦難、顛沛流離之境，也不願有片刻屈服於時俗、隨波逐流，因為他不允許時俗壓倒道義。）
王安石認為，只要現實不符合正道，即便是大多數人認同，也毫無意義。真正的君子勇於逆勢而為，追求真正的道義，還必須堅持己見，不被世俗擊敗。俗諺說「不知者無畏」，王安石則像是「深知者無畏」——他認為自己的學識和公心，足以求道達道、求仁得仁。這種「真理盡在己身」的自信，很難接受別人的質疑，尤其當變法和求道連繫一處。
所以，王安石基於自身深厚的學養、沒有私心的廉潔執政、無遠弗屆的志向，始終認為「真理在握」。以儒家標準來看，秉持公心、富有學問的道德主義者是最佳執政者，客觀上，王安石完全符合這些要求，而他自己也這樣認為，因此，王安石有著異乎於常的強烈自信。
縱然司馬光等人極度反對新法，並沒有攻擊王安石本人；可是實際上，否定王安石內心最堅定的理想、最篤信的成果——變法，就是質疑王安石本人的才華與志向，質疑他「真理在握」的信念，王安石焉能不反抗？焉能不執拗？
王安石是一個生活樸素、不慕名利、學識極佳、嚴於律己的士大夫；同時也是以天下為己任、不畏困難、極度自信、執拗不屈的政治家。他的堅持和偏執互相交織在一起，統合在「為天下謀」的理想中，無法完全剝離清楚。
司馬光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對王安石「不曉事又執拗」的評價，在筆者看來，也是他對自己非常恰當的寫照。某種程度上，司馬光與王安石非常相似，都有著執拗的脾氣和極高的道德水準。
司馬光在元祐年間執政期間，有一次與蘇軾爭論許久，氣得蘇軾回家後替他取了一個「司馬牛」的諢名，諷刺他過於偏執、全然不改。「司馬牛」與「拗相公」形成了有趣的呼應。
司馬光的道德水準毋庸置疑。他對於自己認定的事，絕不放棄；而且淡泊名利，不慕權位。比如他反對新法，就不斷與王安石、呂惠卿等人在神宗面前辯論，神宗希望司馬光留在朝中建言獻策，可是司馬光半個月內數次請辭，拒絕了神宗樞密副使的任命，原因是他無法在一個主張變法的朝廷裡繼續任職。他用自己棄官的行為，踐行著自己的政治理念。
元豐年間，尚書左丞蒲宗孟攻擊早已離朝的司馬光，神宗直接說道：
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蒲宗孟竟不認可司馬光嗎！暫且不論其他事情，僅就他主動辭去樞密副使而言，自從朕即位以來，只見過他一人能做到。至於其他人，即便逼迫他們離開，也絕不會主動放權。）
可見，神宗雖然傾向變法，但對於司馬光寧願辭官、不願妥協的行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一直以來，神宗不贊同司馬光的政見，可對其為人和諫言都很尊重。
當然，偉大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也能彰顯出司馬光對自己政治觀念的堅持。他以儒家仁政觀整理和評點了千年歷史，因此，司馬光也具有「真理在握」的心態。《資治通鑑》的書名就表明了司馬光以史為鑑、求得真知的用意，數十載的專注修書，又怎會輕易動搖自己的觀念呢？學富五車的司馬光和王安石，在這一點上，都十分令人欽佩，但客觀上也造成了兩人政治觀念難以調和的「死結」。
最能展現司馬光寬容品質或者說道德水準的事情，是對王安石中肯客觀的蓋棺論定。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寧病逝；同一年，司馬光回到闊別十五年的朝堂，盡廢新法，但他主張對王安石進行公正的評價，不能因為變法而否定其人。他在給共同的朋友呂公著的信〈與呂晦叔簡〉中說：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
（王安石的文章才華與道德操守遠超常人，但他性格固執、不通實務，且堅持錯誤主張，導致忠誠正直之士被疏遠，讒言奸佞之徒趁機聚集，國家法度敗壞至此。如今正需糾正他的過失、革除弊端，卻不幸他溘然長逝。那些反覆無常的小人必定對他百般詆毀。我認為朝廷應當特別給予他優厚的禮遇，以此扭轉當下浮躁淺薄的風氣。若此建議有所裨益，願立即上報朝廷。）
司馬光意識到王安石死後，必定有宵小之徒進行詆毀，因此要以朝廷的名義，肯定王安石的貢獻和地位，確保他的身後之名。同年九月，司馬光也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司馬光要給這位最抗拒的政敵、最堅定的老友，一個公正公允的評價。由與王安石政治立場不同的蘇軾所撰寫的〈王安石贈太傅制〉，雖然有意規避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成就，但對於其道德人品、學問文章均予以極高評價。其中談道：
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智慧足以通曉天道，辯才足以踐行其主張；華美瑰麗的文章，足以以多彩之筆描摹世間萬物；卓然超絕的品行，足以感召四方、引領風氣。憑藉這些才能，他能在短暫的時間裡，使天下風俗煥然一新。）
我們恐怕只能從「風動四方」的描述中，感受王安石的政治影響力了。但無論如何，司馬光盡量將「王安石之法」和「王安石其人」拆開，摒棄政見分歧，高度評價王安石。
如此看來，早年間王安石和司馬光討論詩文、思考歷史，成為一對摯友，可謂順理成章。因為他們從深厚學識到無瑕私德、從堅韌性格到家國追求，盡皆相似，甚至是他們既堅持又偏執的性格，都如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