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研究「靈氛」中的「靈魂肖像」與陳建華
——《 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與時代靈氛
立冬過後，這裏下雨和降溫的壞天氣就來了。不期然地想起《流動的聖節》的第一句話「隨後，壞天氣就來了」（「Then there was the bad weather」）—— 多麼典型的海明威風格。但此刻我讀的不是海明威，而是關於張愛玲。寫到這裏才想起，張愛玲翻譯過《老人與海》，剛在書裏看到它的封面，今日世界社出版（香港，一九七二年）。「一個蒼涼的手勢升起/ 生前死後的界域間，你的明月幻美不定…… 」，這是陳建華教授〈悼張愛玲〉（收入詩集《亂世薩克斯風》）中的一句，很有「張」味。
陳建華《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收入作者多年來研究張愛玲的五篇論文，主要探討了張愛玲的晚年生活及其創作體現的「晚期風格」。前面兩篇（〈質疑理性、反諷自我—— 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張愛玲與塞尚—— 一九四〇年代的「寫實」與「超寫實」主義〉）是關於張愛玲早期小說和她與現代藝術的關係，是認識和研究張愛玲文學人生及其與現代性關係的力作，揭示了張愛玲作品一方面在表現技巧上盡現代主義之能事，另一方面以「傳奇」故事人的扮相和浸潤於本土文學傳統的語言及敘述結構訴諸大眾的文化心理，贏得了廣泛的讀者；同時因其作品觸及現代都市生活的複雜與吊詭，具有質疑理性、反思文明的深刻內涵。因此，誠如作者自言，這兩篇論文與本書主旨在邏輯上一以貫之，對於理解「晚期風格」可起鋪墊作用。
然後是〈張愛玲「晚期風格」初探〉和〈《小團圓》與《惡之花》〉兩篇，在我看來既是作者的張氏「晚期風格」研究的開拓性之作，也是作者決心劍走「偏鋒」以殺出「張學」重圍的發軔之擊。〈初探〉的主旨是：
主要對晚年張氏與印刷傳媒的關係作了考察，即她如何在文本生產與媒體傳播這兩方面作了近乎嚴酷的區別對待，正體現了她對於文學自主的追求與實踐。至於其晚期風格更屬內在因素方面，如她的書寫與「過去」的心路歷程及語言問題，乃至最後的《對照記》等，尚須進一步探討。（一七五頁）
〈《小團圓》與《惡之花》〉原是題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的研討會發言，雖然篇幅不長，但是「走一點偏鋒」之後的殺傷力很強：一是提出《小團圓》反傳統的徹底程度可比魯迅的《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雙璧，「而且與《狂人日記》的國族想像不同，《小團圓》則出自個人的反思立場，這涉及張愛玲對於自己寫作超乎五四與通俗的定位問題。」（一八四頁）
二是文章最後在「怎樣來看整個的張愛玲？」的大哉問之下提出了一個關於「回家」、「文化歸宿」的論題：
或許可以把陳寅恪（一八九〇— 一九六九）先生對他的家世政見與戊戌政變之關係的歷史反思來加以對照，即感歎中國自甲午戰爭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而張愛玲對於其祖父母婚姻的浪漫幻想屬於最後貴族的歷史經驗，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也是某種懷舊的寄託。（一九一— 一九二頁）
此中深意擊破「張學」中的某種僵局，似乎只有密斯特陳才能有如此奮力搏擊的思想功力。於我而言，在陳建華關於張愛玲實際上「要不斷地回家」的論述意涵中，竟然看到了《赤地之戀》（Naked Earth）中的劉荃執意要「回家」的身影，可以看作是「大局」不可收拾之後最徹底的療傷與文化歸宿。這一或是荒唐的聯想冒出來之後竟揮之難去，只能說是某種話語魔力在作祟。
——《 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與時代靈氛
立冬過後，這裏下雨和降溫的壞天氣就來了。不期然地想起《流動的聖節》的第一句話「隨後，壞天氣就來了」（「Then there was the bad weather」）—— 多麼典型的海明威風格。但此刻我讀的不是海明威，而是關於張愛玲。寫到這裏才想起，張愛玲翻譯過《老人與海》，剛在書裏看到它的封面，今日世界社出版（香港，一九七二年）。「一個蒼涼的手勢升起/ 生前死後的界域間，你的明月幻美不定…… 」，這是陳建華教授〈悼張愛玲〉（收入詩集《亂世薩克斯風》）中的一句，很有「張」味。
陳建華《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收入作者多年來研究張愛玲的五篇論文，主要探討了張愛玲的晚年生活及其創作體現的「晚期風格」。前面兩篇（〈質疑理性、反諷自我—— 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張愛玲與塞尚—— 一九四〇年代的「寫實」與「超寫實」主義〉）是關於張愛玲早期小說和她與現代藝術的關係，是認識和研究張愛玲文學人生及其與現代性關係的力作，揭示了張愛玲作品一方面在表現技巧上盡現代主義之能事，另一方面以「傳奇」故事人的扮相和浸潤於本土文學傳統的語言及敘述結構訴諸大眾的文化心理，贏得了廣泛的讀者；同時因其作品觸及現代都市生活的複雜與吊詭，具有質疑理性、反思文明的深刻內涵。因此，誠如作者自言，這兩篇論文與本書主旨在邏輯上一以貫之，對於理解「晚期風格」可起鋪墊作用。
然後是〈張愛玲「晚期風格」初探〉和〈《小團圓》與《惡之花》〉兩篇，在我看來既是作者的張氏「晚期風格」研究的開拓性之作，也是作者決心劍走「偏鋒」以殺出「張學」重圍的發軔之擊。〈初探〉的主旨是：
主要對晚年張氏與印刷傳媒的關係作了考察，即她如何在文本生產與媒體傳播這兩方面作了近乎嚴酷的區別對待，正體現了她對於文學自主的追求與實踐。至於其晚期風格更屬內在因素方面，如她的書寫與「過去」的心路歷程及語言問題，乃至最後的《對照記》等，尚須進一步探討。（一七五頁）
〈《小團圓》與《惡之花》〉原是題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的研討會發言，雖然篇幅不長，但是「走一點偏鋒」之後的殺傷力很強：一是提出《小團圓》反傳統的徹底程度可比魯迅的《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雙璧，「而且與《狂人日記》的國族想像不同，《小團圓》則出自個人的反思立場，這涉及張愛玲對於自己寫作超乎五四與通俗的定位問題。」（一八四頁）
二是文章最後在「怎樣來看整個的張愛玲？」的大哉問之下提出了一個關於「回家」、「文化歸宿」的論題：
或許可以把陳寅恪（一八九〇— 一九六九）先生對他的家世政見與戊戌政變之關係的歷史反思來加以對照，即感歎中國自甲午戰爭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而張愛玲對於其祖父母婚姻的浪漫幻想屬於最後貴族的歷史經驗，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也是某種懷舊的寄託。（一九一— 一九二頁）
此中深意擊破「張學」中的某種僵局，似乎只有密斯特陳才能有如此奮力搏擊的思想功力。於我而言，在陳建華關於張愛玲實際上「要不斷地回家」的論述意涵中，竟然看到了《赤地之戀》（Naked Earth）中的劉荃執意要「回家」的身影，可以看作是「大局」不可收拾之後最徹底的療傷與文化歸宿。這一或是荒唐的聯想冒出來之後竟揮之難去，只能說是某種話語魔力在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