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文、武、宣三朝朝政
李商隱的幼年時期是在「元和中興」的局面下度過的，對商隱的政治追求和文學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由於這個「中興」局面並沒有穩固的經濟、政治基礎，唐王朝的各種問題不但沒有消除，有的問題（像官僚集團內部的對立）還有了新的發展。唐憲宗本人在獲得政治、軍事方面的一些勝利和成績後就崇佛媚道，吃長生藥，更加寵信宦官，使宦官勢力進一步擴張，最後被宦官所殺，開了唐代後期宦官擅自廢立、殺害皇帝的先例。范文瀾將憲宗死的那一年（元和十五年）作為唐後期開始的指標，從歷史角度來看，是很有道理的。唐憲宗死後的第二年（穆宗長慶元年），因科場請託案引發元稹、李紳與李宗閔之間的對立，就與日後的牛李黨爭有人事上的關聯。穆宗、敬宗二朝，裴度與李逢吉之黨爭相當激烈。藩鎮割據方面，長慶二年，河朔三鎮又重新恢復割據局面，短暫的全國統一隨之結束。從此，唐王朝轉入以南北司之爭、朝官中朋黨之爭為統治階級內部主要問題的後期。
穆、敬二宗荒淫。在他們統治的六年中，唐王朝一度出現的「中興」局面轉瞬即逝。穆宗好擊鞠，狎俳優，喜遊畋，賞賜嬖倖無度，財政困難重重，河北之師不得不罷。敬宗亦好擊球，惑佛老，好土木，興作相繼，群臣爭以進奉希寵。杜牧的〈阿房宮賦〉就是針對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色」（杜牧〈上知己文章啟〉）而發。後來敬宗即因「遊戲無度，狎暱群小」，被宦官殺死，年方十八歲。
繼穆、敬二宗之後的文、武、宣三朝皇帝，儘管其功績不同，且各有缺失，但平心而論，都還不是荒淫昏聵之君，而是力圖挽回頹勢。但他們的一切努力，最終還是未能挽回唐王朝的衰頹趨勢。唐文宗是一位勤儉節約、很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即位後針對穆、敬兩朝的弊政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使「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通鑑》卷二四三）。鑒於宦官勢力的猖獗，他將剪除宦官勢力作為主要目標，先後有過兩次這一方面的行動。第一次在大和五年，他與宰相宋申錫密謀誅滅宦官，結果因申錫將此事密諭京兆尹王璠，璠洩其謀，鄭注、王守澄得知後，反而利用文宗的多疑，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使申錫貶死開州。第二次在大和九年，他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結果釀成了「橫屍流血，狼藉塗地」的甘露之變。文宗最後在「受制於家奴」，連周赧王、漢獻帝都不如的哀嘆聲中鬱鬱死去。這兩次行動的失敗，表面上來看，都是因為謀事不密或所託非人造成的，但實際上，剪除根深蒂固的宦官勢力，絕不是靠某幾位親信、進行幾次突然襲擊式的行動就能成功的。因為宦官勢力植根於中唐以來腐朽的政治土壤，又長期掌握著禁軍大權，絕非靠偶發的一、兩次行動所能剪除。更何況文宗依靠的是鄭注、李訓這樣的政治野心家、投機家，文宗的暗於知人和寡斷多疑正是造成其勤儉而不能圖治，反而使局勢變得更糟的主要原因。
繼文宗而立的武宗，在唐後期是比較英武有為的皇帝，不像文宗那樣軟弱多疑，暗於知人。他專任唐後期傑出的政治家李德裕為相，在位六年期間，擊退回鶻的侵擾，平定澤潞鎮劉稹的反叛，打擊佛教僧侶勢力，抑制宦官勢力，裁減冗吏，並著手準備恢復被吐蕃長期占領的河湟地區，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都有所表現。但武宗在獲得一些勝利和成績後也重蹈憲宗晚年的覆轍，崇道教，好神仙，喜畋獵，最後終因服食金丹而喪命。由於在位時間短，還未來得及實現恢復河湟的事業。而武宗在位、李德裕執政期間所獲得的一些成就很快便被即位的宣宗否定掉了。
宣宗在位期間（尤其是大中前期）的政綱，就是「務反會昌之政」。他是敬、文、武三位皇帝的叔叔，為了展現他是直承憲宗大統，故在用人施政上處處與會昌之政唱反調。會昌年間打擊佛教僧侶勢力，大中之政卻重新修復廢寺、興建新寺，以致「僧尼之弊皆復其舊」。會昌年間毀佛像鑄錢，以改變錢輕物重的局面，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重新恢復錢輕物重的積弊。會昌年間擊退回鶻侵擾，是正當的防衛戰爭，大中年間卻加以否定，說「會昌中奸臣當軸，遽加殄滅」。會昌時裁減冗吏，大中時卻增復會昌時所減州縣官。尤其是在用人方面，宣宗即位以後即重用牛黨新進，不遺餘力地打壓陷害會昌年間政治、軍事上有建樹的李德裕政治集團。李德裕從首相的位置屢遭、貶降，直到最後死於崖州；李德裕的兩個主要助手李回、鄭亞也由宰相、給事中外貶，最後分別死於江州、循州貶所。這種不問是非曲直，一概反對前朝之政的做法，原因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宣宗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標榜自己直承憲宗大統以外，還因為武宗在位、李德裕執政期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宦官的權力（如取消宦官監軍之權，讓最有勢力的宦官頭子仇士良退休，任命崔鉉為相時不與宦官頭子商議等），宦官對抑制自己勢力的李德裕不滿，更擔心皇帝、宰相的有為與明斷，因此想立一個他們能隨意支配的皇帝。正好宣宗年輕時韜晦裝痴，又受到過文宗、武宗的輕侮，對文宗、武宗素來不滿，於是宦官就利用宣宗的「痴」和對文宗、武宗的不滿立他為帝，以鞏固自己的勢力地位。而宣宗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但要順從宦官的意志、反對會昌之政，而且要依靠和李德裕對立的牛黨後進白敏中、令狐綯等人來主持朝政。因此，大中時期「務反會昌之政」，正是宣宗、宦官、牛黨三股反對武宗、李德裕的勢力為各自的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互相利用出現的必然結果。恰好唐宣宗又是一個「以察察為明」的皇帝，宰相白敏中、令狐綯等，又是政治才能平庸、對上庸懦、對政敵陰狠之輩，因此儘管大中前期的政局延續會昌的餘威，還相對平靜（其間，大中三年原為吐蕃所占的三州七關及維州內附，大中五年張義潮率瓜、伊十一州歸唐，還呈現出一片昇平氣象），但到了後期，就露出了一些分崩離析的跡象。指標之一是各地方鎮的部將驅逐、殺害主帥的事件不斷發生，且作亂地區已轉移到一向相對平靜的南方。如大中九年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大中十一年五月，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到七月，嶺南、湖南、江西、宣州不斷發生軍亂。由此可見唐王朝中央政權對南方廣大地區的控制力已經大幅削弱。指標之二是各地小規模的農民起義越來越頻繁。如大中五年蓬、果二州百姓據雞山聚眾反抗，六年湖南鄧裴聚眾起義。到了大中十三年，即商隱死後一年，終於爆發了浙東裘甫起義，揭開了唐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唐王朝從此進入滅亡前的風雨飄搖階段。《新唐書．逆臣傳贊》：「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指李德裕）斥死，庸懦（指白敏中、令狐綯輩）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由此可見，大中朝的政治已經發展到走向亂亡的臨界點。
李商隱的幼年時期是在「元和中興」的局面下度過的，對商隱的政治追求和文學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由於這個「中興」局面並沒有穩固的經濟、政治基礎，唐王朝的各種問題不但沒有消除，有的問題（像官僚集團內部的對立）還有了新的發展。唐憲宗本人在獲得政治、軍事方面的一些勝利和成績後就崇佛媚道，吃長生藥，更加寵信宦官，使宦官勢力進一步擴張，最後被宦官所殺，開了唐代後期宦官擅自廢立、殺害皇帝的先例。范文瀾將憲宗死的那一年（元和十五年）作為唐後期開始的指標，從歷史角度來看，是很有道理的。唐憲宗死後的第二年（穆宗長慶元年），因科場請託案引發元稹、李紳與李宗閔之間的對立，就與日後的牛李黨爭有人事上的關聯。穆宗、敬宗二朝，裴度與李逢吉之黨爭相當激烈。藩鎮割據方面，長慶二年，河朔三鎮又重新恢復割據局面，短暫的全國統一隨之結束。從此，唐王朝轉入以南北司之爭、朝官中朋黨之爭為統治階級內部主要問題的後期。
穆、敬二宗荒淫。在他們統治的六年中，唐王朝一度出現的「中興」局面轉瞬即逝。穆宗好擊鞠，狎俳優，喜遊畋，賞賜嬖倖無度，財政困難重重，河北之師不得不罷。敬宗亦好擊球，惑佛老，好土木，興作相繼，群臣爭以進奉希寵。杜牧的〈阿房宮賦〉就是針對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色」（杜牧〈上知己文章啟〉）而發。後來敬宗即因「遊戲無度，狎暱群小」，被宦官殺死，年方十八歲。
繼穆、敬二宗之後的文、武、宣三朝皇帝，儘管其功績不同，且各有缺失，但平心而論，都還不是荒淫昏聵之君，而是力圖挽回頹勢。但他們的一切努力，最終還是未能挽回唐王朝的衰頹趨勢。唐文宗是一位勤儉節約、很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即位後針對穆、敬兩朝的弊政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使「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通鑑》卷二四三）。鑒於宦官勢力的猖獗，他將剪除宦官勢力作為主要目標，先後有過兩次這一方面的行動。第一次在大和五年，他與宰相宋申錫密謀誅滅宦官，結果因申錫將此事密諭京兆尹王璠，璠洩其謀，鄭注、王守澄得知後，反而利用文宗的多疑，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使申錫貶死開州。第二次在大和九年，他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結果釀成了「橫屍流血，狼藉塗地」的甘露之變。文宗最後在「受制於家奴」，連周赧王、漢獻帝都不如的哀嘆聲中鬱鬱死去。這兩次行動的失敗，表面上來看，都是因為謀事不密或所託非人造成的，但實際上，剪除根深蒂固的宦官勢力，絕不是靠某幾位親信、進行幾次突然襲擊式的行動就能成功的。因為宦官勢力植根於中唐以來腐朽的政治土壤，又長期掌握著禁軍大權，絕非靠偶發的一、兩次行動所能剪除。更何況文宗依靠的是鄭注、李訓這樣的政治野心家、投機家，文宗的暗於知人和寡斷多疑正是造成其勤儉而不能圖治，反而使局勢變得更糟的主要原因。
繼文宗而立的武宗，在唐後期是比較英武有為的皇帝，不像文宗那樣軟弱多疑，暗於知人。他專任唐後期傑出的政治家李德裕為相，在位六年期間，擊退回鶻的侵擾，平定澤潞鎮劉稹的反叛，打擊佛教僧侶勢力，抑制宦官勢力，裁減冗吏，並著手準備恢復被吐蕃長期占領的河湟地區，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都有所表現。但武宗在獲得一些勝利和成績後也重蹈憲宗晚年的覆轍，崇道教，好神仙，喜畋獵，最後終因服食金丹而喪命。由於在位時間短，還未來得及實現恢復河湟的事業。而武宗在位、李德裕執政期間所獲得的一些成就很快便被即位的宣宗否定掉了。
宣宗在位期間（尤其是大中前期）的政綱，就是「務反會昌之政」。他是敬、文、武三位皇帝的叔叔，為了展現他是直承憲宗大統，故在用人施政上處處與會昌之政唱反調。會昌年間打擊佛教僧侶勢力，大中之政卻重新修復廢寺、興建新寺，以致「僧尼之弊皆復其舊」。會昌年間毀佛像鑄錢，以改變錢輕物重的局面，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重新恢復錢輕物重的積弊。會昌年間擊退回鶻侵擾，是正當的防衛戰爭，大中年間卻加以否定，說「會昌中奸臣當軸，遽加殄滅」。會昌時裁減冗吏，大中時卻增復會昌時所減州縣官。尤其是在用人方面，宣宗即位以後即重用牛黨新進，不遺餘力地打壓陷害會昌年間政治、軍事上有建樹的李德裕政治集團。李德裕從首相的位置屢遭、貶降，直到最後死於崖州；李德裕的兩個主要助手李回、鄭亞也由宰相、給事中外貶，最後分別死於江州、循州貶所。這種不問是非曲直，一概反對前朝之政的做法，原因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宣宗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標榜自己直承憲宗大統以外，還因為武宗在位、李德裕執政期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宦官的權力（如取消宦官監軍之權，讓最有勢力的宦官頭子仇士良退休，任命崔鉉為相時不與宦官頭子商議等），宦官對抑制自己勢力的李德裕不滿，更擔心皇帝、宰相的有為與明斷，因此想立一個他們能隨意支配的皇帝。正好宣宗年輕時韜晦裝痴，又受到過文宗、武宗的輕侮，對文宗、武宗素來不滿，於是宦官就利用宣宗的「痴」和對文宗、武宗的不滿立他為帝，以鞏固自己的勢力地位。而宣宗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但要順從宦官的意志、反對會昌之政，而且要依靠和李德裕對立的牛黨後進白敏中、令狐綯等人來主持朝政。因此，大中時期「務反會昌之政」，正是宣宗、宦官、牛黨三股反對武宗、李德裕的勢力為各自的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互相利用出現的必然結果。恰好唐宣宗又是一個「以察察為明」的皇帝，宰相白敏中、令狐綯等，又是政治才能平庸、對上庸懦、對政敵陰狠之輩，因此儘管大中前期的政局延續會昌的餘威，還相對平靜（其間，大中三年原為吐蕃所占的三州七關及維州內附，大中五年張義潮率瓜、伊十一州歸唐，還呈現出一片昇平氣象），但到了後期，就露出了一些分崩離析的跡象。指標之一是各地方鎮的部將驅逐、殺害主帥的事件不斷發生，且作亂地區已轉移到一向相對平靜的南方。如大中九年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大中十一年五月，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到七月，嶺南、湖南、江西、宣州不斷發生軍亂。由此可見唐王朝中央政權對南方廣大地區的控制力已經大幅削弱。指標之二是各地小規模的農民起義越來越頻繁。如大中五年蓬、果二州百姓據雞山聚眾反抗，六年湖南鄧裴聚眾起義。到了大中十三年，即商隱死後一年，終於爆發了浙東裘甫起義，揭開了唐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唐王朝從此進入滅亡前的風雨飄搖階段。《新唐書．逆臣傳贊》：「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指李德裕）斥死，庸懦（指白敏中、令狐綯輩）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由此可見，大中朝的政治已經發展到走向亂亡的臨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