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蘇安經過曼谷機場重返金邊那天，午後剛下過陣雨。飛機降落前，他在空中透過舷窗看見洞里薩河蜿蜒如舊，溼熱的氣流使艙體微微震盪。機場換了新的國旗，但接機大廳依舊簡陋；他像一個歸來的難民，在湧動的人群中沉默前行。他已許久不曾走進這片紅土，街邊的招牌換成了高棉和英、法三語，新開張的咖啡館混著西貢風與法式懷舊。
這已經是二〇〇六年了，金邊正在努力融入全球化的潮流。然而街角仍有乞童赤足行走，殘疾斷腿的退伍兵坐在攤車旁，無言地望著人流如潮。城市試圖遮掩它的傷口，卻藏不住零亂中那種詭異的分裂感。依然像是從戰爭的陰影中半醒，處處是未經修復的舊式建築，窗櫺斑駁，牆體殘缺，彷彿一場轟炸隨時可以從記憶深處再度引爆。
他被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駐柬埔寨辦公室，臨時安置在金邊東北角的一座柬法混合式官邸中，這是早年法國殖民者修建的外交公寓。庭院裡的雞蛋花開得正盛，白瓣落在青石路上，像無人收拾的骨灰。
根據《巴黎和平協定》，一九九二年開始，聯合國首次全面接管柬埔寨主權事務，包括監督選舉、行政管理、司法建設、難民安置與選民登記，在每一個省不僅派駐維和部隊，還安排了來自聯合國的「影子省長」。
那一年，兩萬多名行政人員和軍隊的藍頭盔如潮水湧入金邊，彷彿天降的義工，想要用國際法律和文明規則洗淨這片紅色泥沼。他們主導了電視臺，重修憲法並發放投票卡。但作為大赦國際的代表蘇安還記得，那些紙質選票漂浮在街頭溝渠時的溼漉模樣；如同這國家的希望，被雨水沖刷得不再鮮亮。
ECCC（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的籌建辦公室，設在柬蘇友誼醫院舊址旁的一棟灰白色建築中，那是紅色高棉時期的重要醫療政治機構。工人們正在翻修牆體與電路，聯合國標識的藍色帆布掩蓋著殘敗的樓面。剛落地的他，下午即被安排與柬方協調官見面，會談地點在舊兵營改造的臨時會議室裡。牆上掛著國家憲法與前國王西哈努克肖像，氣氛刻意莊重。
柬方首席協調官名叫占速達，是內政部出身的高棉文官，四十歲出頭，穿著不太合身的西裝，講法語時帶著濃重的金邊口音。他眼神銳利而不失禮貌，在介紹程序和機制時，每一句話都像是事先推敲好的聲明。蘇安敏銳察覺到，他代表的正是洪森政府的謹慎、拖延與利益計算。
蘇安先生，歡迎您作為國際檢察官回國主持這項歷史大案。占速達說，政府完全配合，已經選定法官並撥款場地修繕。至於具體的案件篩選與程序節奏，希望尊重柬方的司法節奏與國情實際。
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可能撕開舊傷的問責者，笑道：我理解，追訴紅色高棉的反人類罪，這是我們的共同使命。時不我待，我們需要加速了。
受命以來，蘇安幾乎每週要看幾十份來自金邊的人權簡報。它們薄得像信紙，但字裡行間還殘留著血腥的餘味。警察局裡的審訊，監獄中的超負荷，這個國家即便有了十年選票，某種程度還像在繼續服刑。他補充一句：若憲政民主只是播種而不收割，那麼國家還是一座空心的稻田。
占速達尷尬一笑，並不正面接話，提議將儘快安排與司法部及外交部的會談。
回到官邸時，雨又落下來。坐在屋簷下，看著雨滴打溼磚地，溼氣從牆根升騰而起。他想起他當年被帶走那天，也是這樣雨落如淚。他聽見遠處的槍聲與哭喊，還有軍車輾過街道的軲轆聲。他閉上眼，耳邊響起母親最後的嘶喊─快離開這裡，永遠不要回來。那聲音在他腦海中埋了三十年，至今未散。而今他回來了，那麼多的母親都已經不在，他必須讓這些死亡呈堂證供，為那段無法抹去的歷史追認一個句號。
這個當年被追捕的逃犯，現在卻以國際檢察官的身分返國，成為柬埔寨政府要禮遇的客人。他已經從占速達的臉上，看出了對他這個同族的外來者的警惕。他謝絕了陪同，獨自步行出了警衛森嚴的外交官邸。穿過興盛市場南邊的巷陌，那是他記憶中闔家居住的街區。一排排房屋因年久失修而互相支撐著，剝落石灰皮的牆體，隱約還能辨認出一家原是藥房的位置。
他終於站在一扇鏽蝕的鐵門前，這裡曾是他的家─他的父親，朗諾政權下的中級法官，就在一九七五年四月紅色高棉進城的當天下午，在這裡被當街槍決。那時他才十七歲，目睹父親倒在家門外，血跡在門檻下久久未乾。他母親則在他偷逃出國後，在勞改營中被公開吊死。他的逃亡導致了母親的死，他始終難以擺脫那種愧疚。但沒有逃亡，紅色高棉的罪行便不會公布於世界，更不會有今日他回來的問罪使命。
他沒有敲門，只是站在路燈昏黃之下，靜靜望著那片門前狹小的磚地。母親常在那兒曬魚乾，父親下班時會在木凳上抽完一支香菸再進屋。此刻一切盡毀，連回憶也有些破碎。街道上傳來小孩的笑聲和電動機車的轟鳴，蘇安忽然意識到，這片街區已不再認識他這個遊魂。他低頭默默走開，如一個越獄夜歸遙望家的犯人，更像個多年的流亡者在尋找祖宗的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