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岸有約
又一個朋友要遠走他方。雖則東坡有言人生到處知何似，雪泥鴻爪，振翅一飛無復計東西，仍不免有幾分離散的悵惘。此去經年，再見何期，或者從此不見也未可知。
那天她來電說臨行前聚聚，我說好，來東岸吧。
這些年，彼此都活得風輕雲淡，少了很多餞別酬酢的俗套。我們就在附近的茶餐廳來了個下午茶，我是例行的熱奶茶，她永遠是一份熱騰騰的菠蘿油。簡簡單單的餐聚，大家都不累。或許就是這份默契，埋單不用搶，好多事也都不需要刻意而為，更不用解釋。
她這些年搬去大埔，鄉居野處，出市區的時候少了。說來我們轉眼也有三五年沒見了。
她說，這邊變了好多。
可不是，物是人非，好多東西都在變。我說沒來過東岸吧？
她說在網絡上看過照片，此城的打卡新熱點，好多人都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曬小巨蛋的照片。
我們沿屈臣道直走，穿過東廊橋底，維港的三百六十度無敵海景豁然洞開，造型別致的蛋形建築就在眼前。
她說，是一個好地方。
我說，今天的天色不太好，有些煙霞。
她說已經足夠，我們不是為風景而來。
我們在海堤上坐下，沐風看海，聽海浪拍岸，看維港灣畔的高樓。
她凝望西向一覽無遺的海天，中區、西九、汲水門海峽，以至更渺遠的地方，都在那一邊，似有所思。
說來，跟她相遇只是一個偶然，而跟她相知卻是一種必然。文學結的緣。
早年，在出版社謀事，收入微薄，不得不到雜誌社做兼職。我通常是在別人下班後，才到編輯部做一些校稿、拼版，以及撰稿的活，平時跟做白班的人幾乎沒有交集。一天，我提早到編輯部，是因為剛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篇小說，有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想跟同道分享。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她坐在編輯部進門的當眼位置，顯然也是做兼職的。我把雜誌亮出來，大家哇聲四起，不過興奮度也就那麼一下，瞬即退潮。倒是她饒有興致地把雜誌拿了過去，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她有沒有什麼評價，忘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從此相識，有了共同的話題。後來我讀到她的第一本書，知道她走的是不同的文路。各有趣旨，並不妨礙我們的交流。我們明明在不同的時間到編輯部兼職，但見面的時候反而多起來。我們會在交接班的時候，閒聊一陣。
雜誌社位處灣仔的一座商住大廈，編輯部窄窄的窗口正對着紅磚構築的循道公會禮拜堂，來往的電車間歇叮叮而過。晚上，通常只有我自己一人，整個編輯部格外的靜寂。我會開着收音機聽廣播，一則排解孤寂，二則當練習粵語聽力。那年頭，越南船民還是困擾香港的社會問題，收音機裏不時會傳出「不漏洞拉」的廣播，用越南話向船民講述甄別政策。聽多了，似乎也會牽動人的神思，想到漂流怒海的畫面，以及他們的流徙人生，乃至我自己的祖輩漂洋過海到南洋的軌跡。
離散，莫非是人間常態？
一天，她提到唐君毅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又跟我講起她當年到土瓜灣拜訪錢穆的事。她說，沒有想到一個碩學鴻儒住的是唐樓陋室，窗戶都是老式的鐵窗欞，說着她指向對着教堂的窗口。她說，他們那一代人就是那樣生活的，清貧自持，甘之若飴。後來我也讀了唐君毅的那本書，對他們流徙到港後的生活終於有了更多的了解。唐君毅說新亞書院草創時，他和錢穆有時留宿學校宿舍，睡在上格床上，夢中也在呼叫「天啊！天啊！」由於經濟緊絀，他們還需要到處兼課、投稿。這樣的描述印證了她的說法，也深印我心。那一代人歎「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卻也發出「靈根自植」的呼聲。此時耳際仍回蕩着這樣的聲音︰ 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使中國人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
我們就是在讀着他們的書，聽着他們的聲音中走過來的，有共同的磁場，縱使相顧不言，聲息亦相應。
又一個朋友要遠走他方。雖則東坡有言人生到處知何似，雪泥鴻爪，振翅一飛無復計東西，仍不免有幾分離散的悵惘。此去經年，再見何期，或者從此不見也未可知。
那天她來電說臨行前聚聚，我說好，來東岸吧。
這些年，彼此都活得風輕雲淡，少了很多餞別酬酢的俗套。我們就在附近的茶餐廳來了個下午茶，我是例行的熱奶茶，她永遠是一份熱騰騰的菠蘿油。簡簡單單的餐聚，大家都不累。或許就是這份默契，埋單不用搶，好多事也都不需要刻意而為，更不用解釋。
她這些年搬去大埔，鄉居野處，出市區的時候少了。說來我們轉眼也有三五年沒見了。
她說，這邊變了好多。
可不是，物是人非，好多東西都在變。我說沒來過東岸吧？
她說在網絡上看過照片，此城的打卡新熱點，好多人都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曬小巨蛋的照片。
我們沿屈臣道直走，穿過東廊橋底，維港的三百六十度無敵海景豁然洞開，造型別致的蛋形建築就在眼前。
她說，是一個好地方。
我說，今天的天色不太好，有些煙霞。
她說已經足夠，我們不是為風景而來。
我們在海堤上坐下，沐風看海，聽海浪拍岸，看維港灣畔的高樓。
她凝望西向一覽無遺的海天，中區、西九、汲水門海峽，以至更渺遠的地方，都在那一邊，似有所思。
說來，跟她相遇只是一個偶然，而跟她相知卻是一種必然。文學結的緣。
早年，在出版社謀事，收入微薄，不得不到雜誌社做兼職。我通常是在別人下班後，才到編輯部做一些校稿、拼版，以及撰稿的活，平時跟做白班的人幾乎沒有交集。一天，我提早到編輯部，是因為剛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篇小說，有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想跟同道分享。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她坐在編輯部進門的當眼位置，顯然也是做兼職的。我把雜誌亮出來，大家哇聲四起，不過興奮度也就那麼一下，瞬即退潮。倒是她饒有興致地把雜誌拿了過去，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她有沒有什麼評價，忘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從此相識，有了共同的話題。後來我讀到她的第一本書，知道她走的是不同的文路。各有趣旨，並不妨礙我們的交流。我們明明在不同的時間到編輯部兼職，但見面的時候反而多起來。我們會在交接班的時候，閒聊一陣。
雜誌社位處灣仔的一座商住大廈，編輯部窄窄的窗口正對着紅磚構築的循道公會禮拜堂，來往的電車間歇叮叮而過。晚上，通常只有我自己一人，整個編輯部格外的靜寂。我會開着收音機聽廣播，一則排解孤寂，二則當練習粵語聽力。那年頭，越南船民還是困擾香港的社會問題，收音機裏不時會傳出「不漏洞拉」的廣播，用越南話向船民講述甄別政策。聽多了，似乎也會牽動人的神思，想到漂流怒海的畫面，以及他們的流徙人生，乃至我自己的祖輩漂洋過海到南洋的軌跡。
離散，莫非是人間常態？
一天，她提到唐君毅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又跟我講起她當年到土瓜灣拜訪錢穆的事。她說，沒有想到一個碩學鴻儒住的是唐樓陋室，窗戶都是老式的鐵窗欞，說着她指向對着教堂的窗口。她說，他們那一代人就是那樣生活的，清貧自持，甘之若飴。後來我也讀了唐君毅的那本書，對他們流徙到港後的生活終於有了更多的了解。唐君毅說新亞書院草創時，他和錢穆有時留宿學校宿舍，睡在上格床上，夢中也在呼叫「天啊！天啊！」由於經濟緊絀，他們還需要到處兼課、投稿。這樣的描述印證了她的說法，也深印我心。那一代人歎「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卻也發出「靈根自植」的呼聲。此時耳際仍回蕩着這樣的聲音︰ 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使中國人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
我們就是在讀着他們的書，聽着他們的聲音中走過來的，有共同的磁場，縱使相顧不言，聲息亦相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