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係第一本探討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專書。過去關於中國參謀本部的認識,往往以為中國重人事,輕制度,參謀組織不具重要性。本書指出,在制度上,晚清清廷一度十分重視高層參謀組織,以之為集權中央與掌握軍權的工具;民國初年,參謀本部發展陷入低潮,惟其所屬陸軍大學,成功培養一批軍事菁英,進入繼起政權;國民政府時期,參謀本部重建,凝聚一批「軍事參謀群」,為即將爆發的中日衝突,擬訂國防計畫,進行全盤部署。在思想上,參謀本部所屬陸軍大學為國家兵學最高殿堂,引領戰略戰術;而中國兵學深受全球軍事思想流動的影響,參謀本部國防計畫因之有攻勢防禦、決戰、陣地持久等日德軍事思想背景,左右中日戰爭開戰進程,深遠影響戰局長期演變。透過制度與各個層面的交互探討,本書不僅描繪了一個參謀本部的組織制度史,更是關於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整體軍事發展史。同時,本書也闡述了西方軍事思想如何跨越國界,流傳和移植至中國,與本土現實狀況相適應,從而呈現一個全球性的歷史視野。
本書討論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各宗教教派的衝擊與影響,以及各宗教教派對於五四的看法與回應。全書除導論外,共有18章,分別討論佛教、道教、孔教、民間教派、天主教、基督教、中國伊斯蘭教的情形,以及知識分子的宗教觀。
副業與市場活動的收入,在中國農家生計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對於政府來說,如何管理零散的農村副業與市場活動,卻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本書將探討從清末至1960年代,特別是在共產黨政權下,中國政府管理農村副業與市場時所採取的政策,以及面臨的困境。For peasants living in rural China, income from side businesses and marketplace activit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ir livelihoods. However, from th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regulating side businesses and markets in rural areas presented a great challenge. This book explores state policies towards rural side businesses and market activities from the late imperial era until the 1960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focusing on specific programs and the dilemmas they faced.
副業與市場活動的收入,在中國農家生計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對於政府來說,如何管理零散的農村副業與市場活動,卻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本書將探討從清末至1960年代,特別是在共產黨政權下,中國政府管理農村副業與市場時所採取的政策,以及面臨的困境。For peasants living in rural China, income from side businesses and marketplace activit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ir livelihoods. However, from th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regulating side businesses and markets in rural areas presented a great challenge. This book explores state policies towards rural side businesses and market activities from the late imperial era until the 1960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focusing on specific programs and the dilemmas they faced.
為了探究文化移轉時可能發生的諸多現象以及其背後的歷史動力,本書以「異國事物的轉譯」為題進行探討,且另闢蹊徑將考察重心由文化的複製與移植,移至其間「看似相同、實則有異」的曖昧轉變,希望藉由近代中國的案例,探索文化與文化互動時的若干原則。全書主要以當時日正當中的大英帝國與力圖振作的中國為載體,以中西往來頻繁的上海為地理空間,藉檢視具有豐富文化意涵的跑馬、跑狗、回力球等三項西式運動,來分析文化移轉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本書特色在於將過去「次殖民地」的說法去政治化,正面檢視上海殖民社會的特性。藉著將大英帝國具體化,書中深入論述運動與殖民之間的複雜關係;而讀者也會發現,跑馬、跑狗、回力球賽這些賭博性質濃厚的「異國事物」進入中國後,不僅出現顧此失彼、甚至暗渡陳倉的情況,其原有的運動意義也無可避免地被重新解釋。
本書闡析中共建黨初期,如何運用與商人的聯合戰線(統一戰線)來擴充實力,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中共成立時以工人政黨自居,鼓動工人階級對資本家階級進行鬥爭,欲實現工人階級專政。以往學界較關注工人及工人運動研究,對中共統一戰線的運用,也多聚焦於國共兩黨的分合。本書指出,統一戰線在政治面和社會面的實踐同時並進,中共以打倒資產階級為目標,但是在發展工人運動和工人革命的過程中,卻頗注重與商人建立聯合戰線。此一策略具有多重作用:一是化解商人對國民黨聯俄容共後實行共產的疑懼;二是吸納商界力量,利用商人援助和解救工人罷工的困境;三是緩和罷工運動造成的工商利益衝突;四是削弱國民黨右派的群眾基礎,壯大左派。聯合戰線建立在民族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共同目標之上,內部充滿辯證和矛盾。中共利用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之間的模糊、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模糊、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模糊,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條件。全書透過五卅運動、省港罷工、上海工人三次暴動,從群眾運動的角度,解析商人、工人、學生與國共兩黨在革命中的複雜關係,對中共早期革命歷史提出新的論述。在中共以資本主義臻於富強的今天,重新審視中共與商人的關係,亦饒富意義。
本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如何借鏡蘇聯經驗,運用小說、教科書、歌曲、電影等媒介及勞動模範和女拖拉機手典型,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實踐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念。蘇聯經驗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施政的重要參照座標;但隨著中蘇關係從蜜月到反目的翻轉,中共宣傳「新人」的重點也隨之產生變化。全書藉由比較與對照中蘇風俗習慣、國家發展,以及領袖觀念與價值偏好,分析蘇聯經驗在中國發生變化的背後成因,進而討論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毛澤東不斷強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 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 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現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 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原因。
作者前作曾提出晚明時期已經形成所謂「消費社會」的說法,而消費社會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礎上。本書的內容是以明代中葉至清中葉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閑消費活動作為研究核心。作者嘗試將「空間」的觀念帶入到消費研究的領域,並且由城市空間出發,探討明清城市內休閑消費活動如何改變了空間結構,進而分析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糾結。本書分成三篇,各篇有兩章,分別從六個面向來探析。
本書透過蔣介石一生的軍政經歷,呈現他對日本的敵我意識變化。首先,論述蔣人格形成過程中日本所扮演角色。對蔣而言,早年的東瀛留學之旅,不僅是其接受現代科技文明洗禮的起點,更是結識孫中山及加入革命陣營的關鍵。其次,探討北伐期間日本政府的三次出兵山東,對蔣所造成之衝擊。面對日本之不願中國統一,雙方已無合作空間。但耐人尋味的是,滿洲國成立後,蔣介石以「安內攘外」政策應對之。其目的有三:一為消滅反側,二為消滅地方勢力,三為迴避對日作戰。尤值注意者,蔣利用日本的恐共心理,爭取日本政府對剿共政策的支持,則是塘沽協定後,華北得以暫無戰事的緣由所在。及至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大量軍事援助,並掌握日本防蘇心理,預測日本在中國戰場的調度戰力,奠定中國的長期抗戰基礎。最後,蔣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制訂「以德報怨」政策,對保存日本領土完整及維繫天皇制度,有最直接的貢獻。這一舉動,除為戰後日本復興奠下良基以外,也影響了1950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發展
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商埠及接受、傳播外來文化的先鋒,在中國律師制度與律師業建立過程中,發揮關鍵性的催生作用。但直到1920年代中葉以後,隨著上海的地方行政位階提升,以及外國律師影響力因租界會審公廨收回而迅速式微,上海才突飛猛進地發展為全中國律師業最發達的城市。本書透過細膩考察1912-1937年間中國律師在上海的發展經驗,探討制度移植過程中,各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力量,如何基於不同的考量與期待,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並透過不斷地角力與協商,逐步確立中國律師存在的法理基礎、形塑民國時期律師業的運作軌範。 律師制度與律師業的引進,不只使中國既有的訴訟制度面臨巨大的挑戰,也帶來職業觀的重大改變。一方面,專門知識程度的高低逐漸成為衡量職業地位的判準;另一方面,專門職業者散居各地、以自我聘雇方式就業的工作形態,使他們逐漸被視為自成一格的職業。中國政府為加強對自由職業者的管控,從一開始就強制要求律師組織公會,但律師們則常反過來將政府授權成立的公會當作形塑同業意識、維護同業權益的管道,而民初上海的中國律師尤為其中之佼佼者。
本書描寫清代的皇族,他們是一群在出生時就注定命運的人,有幸生於帝王之家者,就有機會封為王公,若與帝王關係疏遠者,則淪為閒散宗室,由於王公宗室階層等第相當明顯,以致於影響他們的經濟收入。清代天潢貴冑的生活多半是富貴閒人或斯文墮落,他們的人生沒有什麼奮鬥的目標,因為處於皇帝的「臥榻之側」,任何非分之想都可能招來橫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