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本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如何借鏡蘇聯經驗，運用小說、教科書、歌曲、電影等媒介及勞動模範和女拖拉機手典型，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實踐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念。蘇聯經驗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施政的重要參照座標；但隨著中蘇關係從蜜月到反目的翻轉，中共宣傳「新人」的重點也隨之產生變化。全書藉由比較與對照中蘇風俗習慣、國家發展，以及領袖觀念與價值偏好，分析蘇聯經驗在中國發生變化的背後成因，進而討論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毛澤東不斷強化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政策，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此外，研究中共所宣傳的新人觀，也有助於了解紅衛兵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養成教育，以及毛澤東政權的本質。毛時代中共對「新人」的宣傳，造成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其影響至今猶見。
中國傳統文化能否適應現代化的工商社會？臺灣近數十年來的成功發展經驗，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傳統與現代複雜糾葛的問題上，具有何種意義？本書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入手，以臺灣當代重要企業集團之一的臺南幫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對臺灣自光復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以及臺灣經驗的內涵，有所剖析。
「革命外交」一辭，顧名思義，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也就是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惟在實際運作上，「革命外交」實有「激烈型」與「溫和型」的不同。本書第一章首就「革命外交」的理念與其發軔過程，予以析述；其次則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分就此兩種型態的「革命外交」的實際運作，分予詳細而深入的討論，而特著重於外交談判的過程。第八章結論中，則就1925-1931年間歷屆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廢不平等條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之處，予以評析。
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錯帽子死亡的人以百萬數，肉體雖然健在，但回憶往事、心有餘悸的人更多。本書以中共最近出版資料為基礎，為此曠古所未聞的人間慘劇尋找歷史根源，和一般作品不同的是，本書在作此努力時不自我設限，所以在一九四零年代毛澤東這顆人造的紅太陽開始東昇時，已發現陽光底下呈現陰影，而一九四五年紅太陽昇至頂天時，陰影仍存，不過由於陽光熾烈，看不到陰影罷了。在追根溯源方面，本書強調思想統一和集權中央兩政策結合的貽禍人間，並批評中共以整風、審幹和肅反這一套方法達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目標的作法，同時也澄清中共所謂群眾路線的整風、審幹和肅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否是真正尊重群眾。
清季革命，始於甲午戰爭之後，由孫中山倡始；庚子以後，各派革命勢力興起，終匯成革命洪流。各派人士推動革命，無不以組織團體為進行之方。孫中山於一八九四年在夏威夷組織興中會，一九○五年在日本合各派勢力組織同盟會。興中會、同盟會於國內外各地成立分會，並於各地從事宣傳、運動，終使革命勢力遍及國內外。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以日本為中心，庚子以後中國留日學生大增，留學歐美者亦漸多。留學生受民族、民主、社會思潮的影響，傾心革命者日多，乃以孫中山為中心相結合，並分頭運動。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間，留日學生龔寶銓等回國，在浙江、江蘇活動，聯合蔡元培、章炳麟等組光復會；留日學生黃興等回國，在湖南、湖北活動，聯絡學界及秘密社會組華興會。一九○五年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派人士結為同盟會，革命由地方性發展為全國性。其後由於地域和人事紛爭，光復會獨立發展，同盟會又分出共進會和中部同盟會總會。各團體皆以倒滿為目標，在競爭發展的情形下，革命勢力日盛，保皇勢力日衰，終有武昌革命的成功。
英國與滇西回民政權的關係，初時英國處於主動的地位，末後則為滇西回民政權急而求援，其間雙方各自有其目的，且復各自有所顧慮，彼此聯交的行動，情節複雜曲折，有待於深入研究。本書分滇西回民政權前期的內外交通、英人與滇西回民政權的初步接觸、英滇直接貿易的延緩、滇西回民政權聯英的決策與活動、聯英外交的尾聲等五章，章下復各分三節進行探討，而殿以結論。
本書旨在研討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數年間的中俄關係。從加拉罕兩次對華宣言，到優林、巴意開斯、越飛的來華，雙方交涉的重點，不外商務、建交、外蒙、中東路、松黑航權等五端。蘇聯慣於運用「制衡政策」與「分離主義」，一面挑撥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一面促成北京與廣州政府間的對立，並進而爭取民間工、商、學及輿論各界的同情。蘇聯的外交手腕，極其靈活，可謂巧謀百出，而中國在肆應方面，難免處處陷於被動。 本書宗旨，即是依據北京外交部的原始資料，將早期中蘇外交，加以綜合敘述；並對蘇聯對華策略，加以客觀的分析，作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
現代化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趨於現代理性社會的各種變化，它的目標是在不斷追求適合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各種理性化。由於現代在時間觀念上是不斷的在演進，其理性化自水亦變遷不已，故任何地區或國家現代化的追求也是永無止境的。 本研究工作雖力求採用科際整合的觀念與方法，於各項史事多作精細的量化分析，並綜合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現象，俾得一整體概念，甚至建立理論，或尋找出現代化演進的法則，唯一切仍以根據史料為原則，作整體的觀察。故其目的在著重於變遷歷程的研究，盼經由史實重建的途徑，得一較為落實的理念，於各家理論不多牽強借用，以求保持史學自我平實的風範。
本書為中研院近史所「區域現代化」集體研究成果之一，探討安徽地區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發展與變遷。全書的重心尤以清末光緒年間至對日抗戰前為主，對清末民初安徽地區的政經變革及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安徽的歷史演進，有相當扼要的論述與分析。
近世帝國主義割裂我疆土，製造魁儡政權，實以俄帝開端，而外蒙的「獨立」「自治」， 尤為彰明較著之一幕。然厥後外蒙自動撤銷「自治」，又證明中蒙之不可分，暴力之不足恃。在此一外蒙「獨立」「自治」與「撤治」之過程，俄地之陰謀與北京政府之應付，影響於後日中蒙的關係者，皆意義重大。 在民國六年至八年期間，筆者參加中俄交涉檔案之整理，並進行編纂中俄關係外蒙古部份，深感此一段時期，外蒙古撤治，實為檔案的中心問題，於是在民國四十八年先就檔案資料，略事排比，期間亦參考其他方面的有關資料，草成此編，以見外蒙古撤治之原委，疏漏之處字所不免，有以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