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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雲見日：仁安羌故事考
1942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作戰，雖然折戢沉沙，歸於失敗，但也有兩次卓越的戰場表現；一次是戴安瀾第200師堅守同古(東吁、東瓜，Taungoo) 13天的「防禦戰鬥」，另一次是劉放吾新編第38師第113團在仁安羌奮勇解救英軍的「攻擊戰鬥」。尤其後者，儘管參戰兵力只是1個小型步兵團，然而卻能一舉擊潰日軍1個加強聯隊，解救英緬軍7千餘人，加上順勢脫逃的英印軍及邊防軍、警察，共計約7萬人(見後文)，成為守住印度的「有生戰力」，不但是中國自「甲午戰爭」以降，首次在「境外戰場」的勝仗，也影響了爾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歷史意義重大。遺憾的是，由於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政府就因內戰失敗而退到台灣，忽略了緬戰戰史的整理，又因受到一些中、外人物對真相的刻意掩蓋與扭曲，及1955年「孫立人案」的影響，致使這段歷史變得各說各話，而晦暗不明。為完整呈現本戰的全過程與結果，本書論述之範圍，開始於日軍「南方作戰」，結束於國軍解救仁安羌英軍脫困，並置重點於4月18、19兩日，在賓河兩岸戰鬥資料之耙梳，及相關史料檢視與考證。期能釐清事實，還原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並論述「仁安羌大捷」在二戰中應有的歷史定位。
扭轉乾坤：石牌要塞保衛戰
1943年5月上旬，占領宜昌以西長江北岸之日軍，以3個師團、1個獨立混成旅團與若干支隊之兵力，渡過長江，向南岸之國軍第6戰區，發動所謂的「江南殲滅作戰」，國軍稱之為「鄂西會戰」。本戰日軍攻勢順利，以短短20天的時間，就由洞庭湖北畔之湖泊河流地帶，越過其西之丘陵地帶，一路打到鄂西之山岳地帶前緣。就在日軍即將攻入三峽，進窺重慶，狀況萬分驚險之際，蔣介石委員長急令國軍第11師死守三峽門戶的石牌要塞。師長胡璉將軍於受命後，率全師8千官兵，人人抱「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與日軍浴血苦戰7晝夜，不但擊退日軍，守住石牌，擋住日軍入川迷夢，使重慶轉危為安，而且還支撐戰區之反擊，恢復會戰前態勢，創造了「鄂西大捷」。苟無「石牌保衛戰」之勝，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之結果，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如同6月6日會戰結束時蔣委員長在日記中所說，守住石碑實為抗戰六年中最重要之關鍵；郝柏村先生也說：年輕世代要了解抗戰，不可不知石牌。
瞄準平型關
中國的「八年全面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主戰場；我們犧牲了三百二十多萬軍隊，死難了二千多萬人民，上億同胞無家可歸，擋住了日軍西進與納粹德國會師，牽制了百多萬日軍使其無法投入太平洋戰場，幫助同盟國家贏得了二戰的最後勝利。 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崛起，已成世界超強，也逐漸了解到「對日抗戰」的勝利，是全中華民族、包括兩岸中國人最珍貴的精神資產，遂開始在「蘆溝橋事變」、「日本無條件投降」及「南京大屠殺」等「標的」事件上，舉辦了高規格的紀念、慶祝與譴責儀式；雖值肯定，但是不夠。 筆者認為，為期抗戰與二戰中的盟國作戰接軌，奪回該屬中國的二戰「話語權」，最優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抗戰」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而戰？而是為了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而戰的認知。在這種認知下，才會深切認真地去還原抗戰的歷史真相；試問一場連真相都搞不定戰爭，如何能與二戰接軌？吾人以為，在那個中共積極謀求發展壯大的延安時期，將「喬溝伏擊戰」奏功，渲染成「平型關大捷」，可以理解；但八十多年過去了，在網路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仍擺脫不了「平型關大捷」的演義思維，則不能理解。 今天，雖然兩岸分治，惟俱屬中華民族。但願大陸新世紀的領導人，能完全放棄「內戰史觀」，以更寬闊的心胸，本實事求是精神，探討抗戰，還給中國抗戰的原本面貌，至少要讓國軍在「平型關之戰」陣亡的官兵英靈，也進入「平型關大捷紀念館」，或另建一館，規模小一點也沒有關係，以接受全中華民族同胞的悼念。果能這樣做，不僅無傷於中共的政權，更會贏得所有炎黃子孫的尊敬與掌聲。
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
1938年6月9日，國軍第1戰區在黃河南岸花園口，於「間不容髮」之際，決堤引水，造成廣大氾濫區，擋住了日軍沿隴海路西進的攻勢，成了中國「持久抗戰」改變日軍「作戰線」戰略構想成功的「臨門一腳」，但也給地區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生命財產損失。然而這樁建立在犧牲平民百姓生命財產基礎上的禦敵行動，雖然成功，惟也寫下中華民族在「反奴役」、「爭生存」的對抗日寇侵略戰爭中，最悲痛、最無奈、最遺憾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