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年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早年以古文名,晚歲殫治群經子史,旁及內典,有桐城派「殿軍」之稱。本研究以其著《毛詩學》作為考察對象,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考查馬其昶現存著述數量及《毛詩學》版本,繼而簡介此書體例。二、析評《毛詩學》之《詩經》學觀點若干,窺探馬其昶對於《詩經》學部分問題的基本立場。三、比較《毛詩學》與清代《詩經》新疏三大家之撰述理念,從而了解馬其昶與同朝《毛詩》學派先輩的異同。次而略舉《毛詩學》說詩條例,考察此書釋《詩》之具體方式和特點,並評述其中獨到或誤解處。四、梳理馬其昶的學術淵源,並從《毛詩學》的具體思想傾向與特點,推論其與桐城派學術觀之關係。
「詩言志」是自先秦以來的悠久傳統,詩人透過作品抒情言志,成就流傳千古的名作;後世學者也透過知人論世的研究,探尋作者的幽微意志,解讀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但在六朝時期,由於政治的動盪、文學集團的興起,詩人的創作來到前所未有的局面,文學開始不僅能嚴肅的承載詩人情志,也開始被賦予了更多的「功能性」。本書透過「擬作」、「代言」、「應制」、「文人樂府」四類詩作,探討六朝詩作中的遊戲競技、逞才求用等功能性的作品,以爬梳六朝詩在情志之外的多元面向,從而對六朝詩的意義與價值有更完整的理解。
「詩言志」是自先秦以來的悠久傳統,詩人透過作品抒情言志,成就流傳千古的名作;後世學者也透過知人論世的研究,探尋作者的幽微意志,解讀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但在六朝時期,由於政治的動盪、文學集團的興起,詩人的創作來到前所未有的局面,文學開始不僅能嚴肅的承載詩人情志,也開始被賦予了更多的「功能性」。本書透過「擬作」、「代言」、「應制」、「文人樂府」四類詩作,探討六朝詩作中的遊戲競技、逞才求用等功能性的作品,以爬梳六朝詩在情志之外的多元面向,從而對六朝詩的意義與價值有更完整的理解。
駱鴻凱是開啟現代《文選》學的重要學者,最早將歷代《文選》學進行系統性歸納,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貢獻。其專著《文選學》為現代《文選》學研究開啟序幕。本書盡量掌握了駱鴻凱生平及學術著作的各種基本文獻,在此基礎上以〈讀選導言〉為核心,針對《文選學》書中「文學體裁論」及「作家論」兩大方向進行探索,旨在釐清駱鴻凱對〈文選序〉、《文選》分體、《文選》編纂的看法,並以駱鴻凱《文選》專家研究五項綱領為線索,考察作家所處的時代環境與政治背景如何影響其創作,進而形成具備當代獨特風貌的詩文現象。
駱鴻凱是開啟現代《文選》學的重要學者,最早將歷代《文選》學進行系統性歸納,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貢獻。其專著《文選學》為現代《文選》學研究開啟序幕。本書盡量掌握了駱鴻凱生平及學術著作的各種基本文獻,在此基礎上以〈讀選導言〉為核心,針對《文選學》書中「文學體裁論」及「作家論」兩大方向進行探索,旨在釐清駱鴻凱對〈文選序〉、《文選》分體、《文選》編纂的看法,並以駱鴻凱《文選》專家研究五項綱領為線索,考察作家所處的時代環境與政治背景如何影響其創作,進而形成具備當代獨特風貌的詩文現象。
荀子性惡論是有意與性善論針鋒相對,企圖在批判中回歸孔門正道的論述。但學者多以孔孟一體的思維批判荀學之歧出,儒學史上「作為他者的孟子」往往被忽略。本書即企圖回到孟子尚未成聖成經的脈絡去思考荀孟關係,探問為何荀子必要攻訐性善而主張性惡?關鍵在於荀子不滿孟子以「道德人」作為存有原初狀態的指涉,將儒學的社會性倫理轉向了超越性道德;是以企圖回歸存有原初的「經濟人」面向。性惡論的誕生,可以說是作為「經濟人」的存有對「道德人」之反擊;必須理解到:「性惡論」不僅是人性的表述,而是一種認知自我與世界的態度。其中涵攝了「經濟人」的本體、修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面向之完整儒學系統。一旦否認「性惡論」的意義,早期儒學的根基將全然崩解並遭受曲解——忽視了「孔荀」一系在儒學史脈絡中的重要性意義。
荀子性惡論是有意與性善論針鋒相對,企圖在批判中回歸孔門正道的論述。但學者多以孔孟一體的思維批判荀學之歧出,儒學史上「作為他者的孟子」往往被忽略。本書即企圖回到孟子尚未成聖成經的脈絡去思考荀孟關係,探問為何荀子必要攻訐性善而主張性惡?關鍵在於荀子不滿孟子以「道德人」作為存有原初狀態的指涉,將儒學的社會性倫理轉向了超越性道德;是以企圖回歸存有原初的「經濟人」面向。性惡論的誕生,可以說是作為「經濟人」的存有對「道德人」之反擊;必須理解到:「性惡論」不僅是人性的表述,而是一種認知自我與世界的態度。其中涵攝了「經濟人」的本體、修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面向之完整儒學系統。一旦否認「性惡論」的意義,早期儒學的根基將全然崩解並遭受曲解——忽視了「孔荀」一系在儒學史脈絡中的重要性意義。
本書以理據分析語言事實,參照其他跨語言材料,由小見大窺探語言普遍性,建立語言類型下的受動標記發展脈絡,成就漢語方言被動標記的新探索。運用方言比較語法突顯漢語及其方言特色,並且從古漢語語法找尋歷史發展,引進語法分析,達到發掘語言事實和理論分析的雙面適切性。本書落實宏觀研究精神,跨方言、跨區域及世界語言內向受動被動式的異同,包含動詞語義來源、語法化歷程、句式結構和論旨角色變化,語言操作不同的語法策略,體現外向主動和內向受動的區別。核心觀點認為被動句式在歷史上由原初的多樣分工,經由類推及句式競爭後,逐漸趨同為某一類被動標記,但因歷史殘存不一,所以在方言表現上呈現非均質的語法擴散。
本書以理據分析語言事實,參照其他跨語言材料,由小見大窺探語言普遍性,建立語言類型下的受動標記發展脈絡,成就漢語方言被動標記的新探索。運用方言比較語法突顯漢語及其方言特色,並且從古漢語語法找尋歷史發展,引進語法分析,達到發掘語言事實和理論分析的雙面適切性。本書落實宏觀研究精神,跨方言、跨區域及世界語言內向受動被動式的異同,包含動詞語義來源、語法化歷程、句式結構和論旨角色變化,語言操作不同的語法策略,體現外向主動和內向受動的區別。核心觀點認為被動句式在歷史上由原初的多樣分工,經由類推及句式競爭後,逐漸趨同為某一類被動標記,但因歷史殘存不一,所以在方言表現上呈現非均質的語法擴散。
晚明文人話本中,以社會中下層人物為主角者比例居上,而以傳統的帝王為主角者也至少有九篇。這些話本或敘述帝王發跡前的平民生活,或以讀者較為疏離的宮廷世界為背景,或為宗教勸導,或為政治宣傳,或為歷史評說,或為宮廷獵奇。其素材多取材自正史、稗史、文言小說、戲曲、宗教書籍等,文本間的關係或為迻錄與拼接、或為采擷與重寫、或為吸納與烘染。本文擬進一步認知這些話本與前文本的淵源,以理解其寫作藝術,繼而考察身處世俗文化語境中的編撰者,對於作為宮廷文化象徵的帝王及其所代表的歷史記憶如何投射想像。
晚明文人話本中,以社會中下層人物為主角者比例居上,而以傳統的帝王為主角者也至少有九篇。這些話本或敘述帝王發跡前的平民生活,或以讀者較為疏離的宮廷世界為背景,或為宗教勸導,或為政治宣傳,或為歷史評說,或為宮廷獵奇。其素材多取材自正史、稗史、文言小說、戲曲、宗教書籍等,文本間的關係或為迻錄與拼接、或為采擷與重寫、或為吸納與烘染。本文擬進一步認知這些話本與前文本的淵源,以理解其寫作藝術,繼而考察身處世俗文化語境中的編撰者,對於作為宮廷文化象徵的帝王及其所代表的歷史記憶如何投射想像。
蔡沈《書集傳》在中國《尚書》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不但與《傳》、《疏》比肩,更影響元、明、清三代的科舉。然而,這部著作在初成之時,朱門不以為正統,學林亦不甚重視。本書探討蔡沈承朱子之命作《書集傳》,經元代立為功令,到明代編修《五經大全》這段期間的「經典化」過程。
蔡沈《書集傳》在中國《尚書》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不但與《傳》、《疏》比肩,更影響元、明、清三代的科舉。然而,這部著作在初成之時,朱門不以為正統,學林亦不甚重視。本書探討蔡沈承朱子之命作《書集傳》,經元代立為功令,到明代編修《五經大全》這段期間的「經典化」過程。
本書以唐代禮學家賈公彥所著《儀禮疏》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解經內容和方法。全書共分八章,從賈公彥學術淵源說起,繼而論其解析《儀禮》和鄭注之思路以及全書核心思維,再比較同時期兩部主要禮疏《周禮疏》及《禮記正義》之釋經方法,以期全面地突顯《儀禮疏》之方法與特點,反思賈疏之地位和價值。
本書以唐代禮學家賈公彥所著《儀禮疏》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解經內容和方法。全書共分八章,從賈公彥學術淵源說起,繼而論其解析《儀禮》和鄭注之思路以及全書核心思維,再比較同時期兩部主要禮疏《周禮疏》及《禮記正義》之釋經方法,以期全面地突顯《儀禮疏》之方法與特點,反思賈疏之地位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