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榮民總醫院自1982年創院以來,迄今已三十載,在台灣中部地區是最大的醫療中心,不論醫學制度的創立、醫療技術的研發創新、教學研究、人才培育、醫務管理、災難醫療救援、援外醫療等方面,都有傲人的成績,而且發展也是多元的、全面的。   本書透過十三位歷任院長、副院長的口述回顧,完整的呈現醫院創建的蓽路藍縷、發展過程的突破、在中部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他們也敘述個人的求學經驗、專業領域的研發、個人的醫事生涯,從中不僅可了解台中榮民總醫院、榮民醫療體系的歷史,也可藉由多元的聲音,一窺台灣或中國部分地區的醫療史,是一部具有史料與可讀性的口述歷史。
台中榮民總醫院自1982年創院以來,迄今已三十載,在台灣中部地區是最大的醫療中心,不論醫學制度的創立、醫療技術的研發創新、教學研究、人才培育、醫務管理、災難醫療救援、援外醫療等方面,都有傲人的成績,而且發展也是多元的、全面的。   本書透過十三位歷任院長、副院長的口述回顧,完整的呈現醫院創建的蓽路藍縷、發展過程的突破、在中部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他們也敘述個人的求學經驗、專業領域的研發、個人的醫事生涯,從中不僅可了解台中榮民總醫院、榮民醫療體系的歷史,也可藉由多元的聲音,一窺台灣或中國部分地區的醫療史,是一部具有史料與可讀性的口述歷史。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   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   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現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   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原因。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   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   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現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   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原因。
本書透過蔣介石一生的軍政經歷,呈現他對日本的敵我意識變化。首先,論述蔣人格形成過程中日本所扮演角色。對蔣而言,早年的東瀛留學之旅,不僅是其接受現代科技文明洗禮的起點,更是結識孫中山及加入革命陣營的關鍵。其次,探討北伐期間日本政府的三次出兵山東,對蔣所造成之衝擊。面對日本之不願中國統一,雙方已無合作空間。但耐人尋味的是,滿洲國成立後,蔣介石以「安內攘外」政策應對之。其目的有三:一為消滅反側,二為消滅地方勢力,三為迴避對日作戰。尤值注意者,蔣利用日本的恐共心理,爭取日本政府對剿共政策的支持,則是塘沽協定後,華北得以暫無戰事的緣由所在。及至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大量軍事援助,並掌握日本防蘇心理,預測日本在中國戰場的調度戰力,奠定中國的長期抗戰基礎。最後,蔣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制訂「以德報怨」政策,對保存日本領土完整及維繫天皇制度,有最直接的貢獻。這一舉動,除為戰後日本復興奠下良基以外,也影響了1950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發展
作者前作曾提出晚明時期已經形成所謂「消費社會」的說法,而消費社會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礎上。本書的內容是以明代中葉至清中葉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閑消費活動作為研究核心。作者嘗試將「空間」的觀念帶入到消費研究的領域,並且由城市空間出發,探討明清城市內休閑消費活動如何改變了空間結構,進而分析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糾結。本書分成三篇,各篇有兩章,分別從六個面向來探析。
本書透過蔣介石一生的軍政經歷,呈現他對日本的敵我意識變化。首先,論述蔣人格形成過程中日本所扮演角色。對蔣而言,早年的東瀛留學之旅,不僅是其接受現代科技文明洗禮的起點,更是結識孫中山及加入革命陣營的關鍵。其次,探討北伐期間日本政府的三次出兵山東,對蔣所造成之衝擊。面對日本之不願中國統一,雙方已無合作空間。但耐人尋味的是,滿洲國成立後,蔣介石以「安內攘外」政策應對之。其目的有三:一為消滅反側,二為消滅地方勢力,三為迴避對日作戰。尤值注意者,蔣利用日本的恐共心理,爭取日本政府對剿共政策的支持,則是塘沽協定後,華北得以暫無戰事的緣由所在。及至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大量軍事援助,並掌握日本防蘇心理,預測日本在中國戰場的調度戰力,奠定中國的長期抗戰基礎。最後,蔣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制訂「以德報怨」政策,對保存日本領土完整及維繫天皇制度,有最直接的貢獻。這一舉動,除為戰後日本復興奠下良基以外,也影響了1950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發展
作者前作曾提出晚明時期已經形成所謂「消費社會」的說法,而消費社會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礎上。本書的內容是以明代中葉至清中葉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閑消費活動作為研究核心。作者嘗試將「空間」的觀念帶入到消費研究的領域,並且由城市空間出發,探討明清城市內休閑消費活動如何改變了空間結構,進而分析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糾結。本書分成三篇,各篇有兩章,分別從六個面向來探析。
王世杰先生,初名?廷,字雪艇,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初一日(1891年3月10日),生於湖北省崇陽縣白霓橋回頭嶺。民國七十年(1981)四月二十一日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壽九十一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1982年獲得王世杰先生家屬同意,典藏先生個人文稿,並於1990年編輯出版《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王世杰先生於對日抗戰期間肩負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監察會、中央訓練團、國民參政會、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軍事委員會參事室等六機構之首長或幕僚長重任,身處最高決策的核心。政府播遷來臺之後,王世杰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極盡心力擘劃院務,同時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及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等重要學術工作,並且負責故宮博物院之遷建與佈展活動。留存日記史料價值之高,毋需贅言。 近代史研究所於2006年進行《王世杰日記(手稿本)》判讀工作,至2010年完成校訂,隨即建置數位資料庫,開放學界運用。現編輯出版排印本,以利讀者翻檢查考。
一九四九年,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帶領五千多名中學生躲避共黨赤禍,從山東輾轉撤到澎湖,七月十三日,澎防部集合流亡學生強行編兵。張敏之爭取學生就學權利,反遭炮製「匪諜」冤案。校長張敏之、鄒鑑及五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以「匪諜」罪名遭槍斃,另有王子彝、尹廣居兩位學生死於獄中。此外,尚有百多名學生被捕,移送感訓,是為山東煙台聯中冤案。
傅秉常(1896-1965),廣東佛山人,香港聖士提反男子中學(St. Stephen’s Boys’ School)畢業,香港大學工學士、榮譽法學博士。曾任軍政府總務廳印鑄科長、上海滬杭鐵路局職員、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秘書、瓊海關監督、廣東特派交涉員暨粵海關監督、廣州大本營外交部秘書、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關務署長兼外交部顧問。北伐完成後,任國民政府首屆立法委員暨外交委員會委員,兼民法修訂委員會召集人。1932年1月一度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不久,任第二屆立法委員、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兼憲法起草委員會主稿委員。1941年7月再度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1942年1月任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1949年4月卸任後取道香港,旅居法國。1956年5月蔣中正總統聘為國策顧問,旋出任司法院副院長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本冊日記為傅秉常出任駐蘇大使第一年所記,內容除一般外交記事與在俄所見所聞,有關新疆問題之處理、莫斯科「四國宣言」之簽署,為本冊值得注意的重點。
蔣中正總統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本書透過三十幾位侍從人員的口述,回顧他們從大陸至台灣,追隨蔣公左右的所見所聞、生活點滴。他們亦述及蔣家成員、孔宋家族與官邸的互動關係等。此外,也兼述受訪者個人經歷大時代的成長與經歷。這些口述內容,提供不少鮮為人知的訊息,不僅是十分珍貴的史料,可做為歷史書寫之佐證,也深具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