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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現代醫學的誕生不是西方人獨自完成的。現代醫學具有濃厚的殖民性，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西方向外殖民的歷史，不只依賴軍事力量，醫學伴隨其中，扮演照護殖民者生命健康的角色。透過醫學的進展，我們可以了解現代世界如何應運而生；從西方國家在美、亞、非洲的屯墾殖民史，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如何藉由醫學促進經濟活動，完成文明開化的道德使命。但是，醫學只是一種工具，幫助殖民者治理他者嗎？是殖民者帶來醫學福音，幫助被殖民者脫離疾病、改善環境嗎？根據歷史考察，答案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本書從西方將被殖民者的自然知識納入藥典，到對金雞納樹的生物探勘狂熱；從種族和氣候為基礎的疾病理論，到寄生蟲學和細菌學如何影響國際合作；從西方鄙棄殖民地的醫事人員，到殖民地傳統醫學的「被發明」，廣泛呈現醫學史的多層次與多樣性。直至二十世紀，殖民醫療措施仍延伸至全球衛生政策，掌握醫學史成為理解當代健康挑戰的敲門磚。本書在地理尺度上橫渡美、亞、非，並顧及澳洲、太平洋島群；在時間刻度上，自十七世紀以降，橫跨三百年；在資料取用上，參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資料，總和出這樣一部作品，能夠回應過去各自研究者侷限於特定區域或是特定疾病的不足。
照護的邏輯：比賦予病患選擇更重要的事
與疾病共處，是我們逃不了的命運， 但「什麼是好的照護？」 選擇的邏輯，病人跟悔恨綁在一起； 照護的邏輯，如果出錯了，你不必責怪自己。 我們以為，醫護人員給予病人越多的資訊、越詳盡的解釋、越透明的知情同意，醫病關係就越順暢，病人越能做出正確的決定，過著更理想的生活，但實情比這個還複雜。 過去，我們共同抵抗醫療霸權，擘畫出更多病人的主動性，但「選擇的邏輯」並沒有打造出對病人最適合的照護情境。在「選擇的邏輯」下，病人表達了意願，做出了選擇之後，一切就要自行負責，無論疾病多麼不可預期，日常多麼出乎意料，一旦事情出了差錯，病患只能抱持悔恨和罪惡感。 透過荷蘭某家醫院的民族誌田野觀察，作者以糖尿病患為研究對象，結合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面向，提煉出「照護的邏輯」。照護不只是「溫柔的愛」，在這邏輯之下，「行動」先於「判斷」，「實作」先於「事實」，沒有什麼事情是被保證的，沒有什麼決定是做了就能心想事成的。病患、醫護人員、技術、儀器等各項元素在日常中不斷協調、不斷修補（doctoring），我們得持續堅定地做些嘗試。生活（名詞）的好壞不是重點，要點是如何「過生活」（動詞）。 照護的邏輯講求「關注」，在病患做了選擇之後，仍不斷地給予關注，才能彌補選擇之後，病患被施予的「忽略」。照護的邏輯期望病人主動積極，醫護人員實踐醫療專業更多的可能性。不過，不要超過極限，因為我們終究得（學會）放手，面對死亡。 作者長期蹲點荷蘭地區醫院，用人類學之眼，加上哲學思辨，凝視現代人的重要疾病——糖尿病，以此為觀察焦點，提出「照護的邏輯」之下的病患該如何自處，外人又該如何協助讓他們與疾病共存。這本書描繪一個理想的照護體系，適合醫護人員、政策制定者和社會科學愛好者作為思想的種子。
【電子書】精神病大流行
你覺得精神疾病是生物學、心理學，還是社會關係的問題？ 精神病究竟是存在於腦子裡、還是日常生活的相處之間？ 「我可以想見將來有一天，精神醫學界的人會徹底遺忘我們的來路，忘記我們的起始之處是收容所，是濟貧院，是監獄。我可以想見將來有一天，我們會變成醫師，用醫師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運作、院裡的醫病關係，和最好的內外科醫院差不了多少。」 精神醫學作為一門專科起始於19世紀的精神病院，只是當時的精神病院仍以收容、照護為主；19世紀末陸續開始出現高壓淋浴、藥物注射、睡眠療法等物理治療方式，不過仍與今日概念中的精神醫學相去甚遠。1930、1940年代，精神醫學界一度盛行「三合一」的治療方式：胰島素昏迷、電擊、額葉切除術。精神科醫師們開始直接對大腦下手，自此精神疾病的治療方式一路突飛猛進。二戰結束後，挾著戰時的醫學發展，1954年治療思覺失調症的藥物——「托拉靈」上市，精神藥物學時代正式展開；1988年「百憂解」出現，精神疾病治療再次大大地往前跨了一步。 不過，人們在精神方面的問題並未就此解決。 1955年，每468個美國人，就有一人因精神疾病而住院；到了1987年，每184個美國人，就有一人因精神疾病而失能，以致領取政府的失能補助。2007年，每76個美國人，就有一人因精神疾病而失能。從數字上，我們發現問題不太對勁；而這個問題也蔓延到兒童身上。過去二十年間，18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數是之前的三十五倍！ 如果發明藥物是為了治癒疾病，為何精神科用藥發展的同時，卻使罹病的患者越來越多？會不會當代這種以藥物為主的醫療模式，反而引發了精神病大流行？ 過去二十年來，精神醫學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有了相當大的轉變；我們不再「諱『疾』忌醫」，也開始接受藥物作為治療方式及其功效。1999年的精神醫學報告指稱，科學文獻的確證明了精神科用藥至少在「短期內」是「有效」的，有人說這些藥物就像「用來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但長期而言，這些藥物真的「治療」了患者嗎？ 本書從四個案例談起，接著講述精神疾病治療的歷史脈絡，以及藥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則是利用案例及研究資料，逐步探討近五十年來思覺失調症、焦慮症、憂鬱症、雙相情緒障礙症以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美國境內的盛行狀況，並針對每一種疾病的治療結果研究做了基本回顧。所以，是否我們自以為建立了一場精神醫療的革命，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第四部分的三個章節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最後一部「解決之道」試圖從目前幾種發展中的解決方案，找出精神疾病另一種思考面向，以及其他可能的解方。 醫界如何看待用藥這件事？究竟什麼才是藥物真正的問題？這些藥物真的能幫助人們保持健康、生活得更好、擁有一個更健康的身體；還是正好相反，這些藥物使一個原本只是「暫時性的情緒危機」演變成「慢性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必須終身用藥？ 惠特克以「歷史」作為論述的主要武器。本書重新描述了精神醫學的歷史──只不過，說的是一個跟精神醫學主流敘事完全不同的故事。惠特克並借用當代精神醫學的遊戲規則：讓證據說話。書中大量引用精神醫學主流期刊的研究資料──只不過，是被官方歷史忽略的那些。此外，惠特克訪談近60個案例，呈現被目前精神醫學忽略的個人經驗。 惠特克試圖利用本書重新打開反思精神醫學論述空間，而本書正意味著，只要有足夠的歷史材料，總是蘊含著另一種敘說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敘說，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就會隨之變化，而改變體制的可能性，就蘊含於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