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桌面，把《2018740680183》（On the Road）的影印書稿以及一、二校列印稿全部清掉，這是我每次完成一本書的例行工作。排在大病一場，及大聲咒罵「我的翻譯是個甚麼鳥」之後。

我是效率很差的譯者，碰到跟我有仇的書，翻譯期間，我一星期平均要偏頭痛個兩三回。有時碰到難查的用語，得拚死命在網路上流浪，恨自己不是在玩youtube，而是在查甚麼是chickenshack。

交稿後大病一場是必然的，因為長期的壓力突然得到釋放。病完後，另一種痛苦才開始，因為開始跟編輯對稿了。我一看到自己三校過才出手的稿子還有漏譯、錯譯、白字、贅字、標點錯誤，就開始大聲咒罵，甚麼爛翻譯，我大學才畢業嗎，我第一次當翻譯嗎，我中文這麼超特爛啊，甚麼鬼翻譯會出現「我剛剛大病初癒」這種句子，「剛剛」不就是「初」嗎，這麼明顯的贅字，我要到排成PDF檔才看出來，我是豬嗎？……如此這般，我跟翻譯的愛恨情仇周而復始。

翻譯過程如此痛苦，我為什麼還繼續翻譯？

可能是翻譯迫使我每天至少待在電腦前四五個小時，一次開八個網頁，其中五個是字典網站，兩個新聞，一個youtube。唯有音樂能撐著我最後一口氣，每翻譯一本書，我就完成一個小小的音樂研究；《在路上》的翻譯工作足足花了一年時間，我聽完Beastie Boys, Public Enemy, Run DMC, Digital Underground, Roxanne Shante等嘻哈先鋒的作品，理解了嘻哈音樂互相挪用的傳統與脈絡。

也可能是翻譯讓我經常慶幸「友直、友諒、友多聞」我都有。《在路上》是垮世代（Beat Generation）三大文學代表作之一，名列《時代雜誌》與美國圖書館票選的二十世紀英語百大小說。寫作此書，凱魯亞克創造了一種「自發性寫作」風格，這種風格深受爵士樂影響，尤其是咆勃爵士（bebop）。不難想像本書裏許多章節都牽涉到爵士。我耳聽嘻哈，筆翻爵士，當然阻礙重重。幸好我有小威老師、沈鴻元當靠山。要不是小威老師，我很可能將書中一個無名樂手Prez直接翻譯為裴瑞斯。原來那是Lester Young的綽號，總統（president）的縮稱，意指Young威風八面。放在文內，應該是說這個薩克斯風手的風格模仿Lester Young，所以作者才叫他Prez，不代表此人名Prez。好險好險啊。

有時為了一個句子，我得跟朋友多邊會議，譬如書中，凱魯亞克的姑媽勸他少跟主角狄恩鬼混，凱魯亞克說，他當然知道不好，但是Life is life, kind is kind。這樣一個句子，要抓意思，本來就不容易，要連對仗都翻譯出來，更是難。朋友陳儀芬是中古英文高手，她說：命就是命，德性就是德性。作家朋友張讓建議翻譯為：生活就是生活，臭味就要相投。因為kind is kind稍加衍伸，就有物以類聚的意思。我老公一覺醒來，突得一對聯，說翻譯成這樣吧：人生如此，本性如此。馬上，張讓就說，甚麼「如此，如此」，太文言，簡直看到梁山伯的老師在搖頭晃腦。她常批判我筆下「太文」，不喜歡用「的」「了」、地」，行文沒有呼吸空間，缺氧。友直排行榜，她始終是第一名。最後為了配合對仗，定稿的翻譯是「人生就是人生，德性就是德性」。

書中還有一句法國小說家賽琳（Louis-Ferdinand Celine）講的Nine lines of crime, one of boredom。我上網查了數小時，查到快哭了，都找不到正解。（因為不知道它的法語原文是甚麼。）只好跟素有文藝復興人之稱的朋友陳儀芬求救，她連上下文都不知道，大約只花了兩秒鐘，就跟我說「應該跟十誡」有關，「十誡九條是罪，一條是窮極無聊」。是用存在主義者賽琳的話，來譏諷基督教。我從來沒這麼嫉妒別人的學問，眼睛都綠了。友多聞是也。

越是不好翻譯的書，我在翻譯期的衍生收穫就會越多。因為心情極端低盪，痛苦得尋找歡樂出口。今年的收穫是我終於完成我的苗圃夢，種在小盆裏的水仙與鬱金香球莖，經過三場大雪，居然抽芽了。我極端受不了加拿大人種鬱金香像「站衛兵」，總是直直一排排，看起來像塑膠花。所以，我圍著前院的大樹種一圈，圓圈不是很圓，開花後，可能會被鄰居投訴「不合群，破壞社區景觀」。管它的，凱魯亞克說「沙漠裏不能沒有岩石，歷史的荒漠裏也不能沒有印第安人」。排排站衛兵的鬱金香荒漠裏，總要有幾株是在稍息。

以上種種，其實無法說明翻譯壓力大，我居然還一本接一本幹下去，動力來自何方。我最長期合作的編輯咕咕咕說得好——手癢，犯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