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母子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摘自《目送》

人，有時候會不想說話，不是無話可說，而是不能說、不好說，所以不想說，這是龍應台出版《2018551343246》（時報文化）的心情，她希望低頭，安靜的走開，什麼話都不要說。

寫父親的死亡、母親的衰老和失智，寫對父母的憐惜和體恤，寫兄弟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寫一個人的走路、賞樹、觀鳥、拍照、生活，這也不是一本和任何人都能談的書。

這樣的時候，她不是起手一篇文章就能在華人圈燒起一把火的公共知識份子，她是溫順的女兒，深情的母親，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英美文學博士，亦夜夜默讀中國古文，這也意味著，《目送》中每一篇文章所印烙的感情，都必須等待奔騰的情緒止息，要經過時間的漂洗、沉澱，「否則我會覺得感情被褻瀆了」。

這讓她想起《西蒙波娃回憶錄》中的一段，波娃和沙特在倫敦，面對泰晤士河的美景，波娃讚嘆連連，沙特卻冷漠以對，他告訴波娃，徒然沉浸在當下美景的人，「不能成為好的文學家。」

「所以我是沙特，不是波娃」龍應台說。

是的，《目送》，這和出版《親愛的安德烈》（天下雜誌）時不同，那時候龍應台是有話要說的，三年的家書往返，母子兩代明知艱難也要相互走近的努力，「畢竟這有社會教育的功能」，然而《目送》的74篇散文，多數書寫時間流轉中最深痛的感情領悟，合適緩緩慢慢細讀，安安靜靜琢磨，不知不覺，漂流到遙遠的荒涼異境。

真的會讓人心痛到無言，龍應台知道，因為她把書給了一位台北江湖有名有姓的老友，兩人差不多歲數，「很難過，難過到流淚」老友讀過後回應，「但是我又覺得慶幸」。

慶幸什麼？老友說，慶幸自己很忙，沒有時間去體會。

她又把書給了另一位四十歲代的朋友，這位朋友至今「不敢打開來看」。

用忙碌，陀螺一般轉個不停的忙碌建立防線，把時間必然要帶來的，父母的老病、死亡，兒女的成長與疏離，以及人生終究是一場徹底的孤獨，是不斷的告別，把這些阻擋在心外，或者乾脆假裝它們不存在，兩位朋友的「時間對抗策略」，龍應台領受了。

但難道她就不夠忙碌嗎？不夠忙碌到無情、忘情嗎？龍應台很清楚答案在於：「緣於一種文學性格」。

緣於一種文學性格──如果文學意味著對幽微人性的理解與包容、對人生處境的明白了然，以及定格下最細緻的一瞬美感，龍應台這一路走來，她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包括進入官場把自己弄得不成人形，似是皆由著這樣的文學性格所帶領的「創作」，她用深情縱入人世，教養小孩，觀察社會、政治、文化與文明，至於寫作，「則有時用腦，有時用心」。

寫公開信給胡錦濤，她是「用腦」，連續25小時不吃不喝不睡，「全世界都不存在，只剩下一個腦」。

逼使龍應台跳出來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其實是憤怒，一種文學家的憤怒。國民黨讓她憤怒、陳水扁讓她憤怒、胡錦濤讓她憤怒，憤怒到最高點，她就變身成了文字戰鬥力激爆的超級賽亞人，超級龍應台。

《親愛的安德烈》則是一本意外之書，龍應台以為安德烈絕不可能答應寫信，他卻說寫就寫阿，而且寫出來的內容、思維的鋪陳，閃閃發光。

寫《目送》這一系列散文，龍應台則是「用心」，她總是等待情感的迷霧散去，飄亂的心緒落底，一個「難民的女兒」的身分遂逐漸清晰起來。「難民的女兒」，這解釋了龍應台之所以成為龍應台。她的父母被戰亂連根拔起，孤單的落在「本省人」聚落，這一家人沒有親族網絡，十三歲以前龍應台甚至不知有「眷村」這種地方可讓「外省人」相互取暖。而要打破這樣的處境，全力鞭策子女教育便成為龍家父母唯一的使命，這讓龍應台不必會做家事，也沒有機會更早學習到人生基本功課。有一度她拒斥母親的強悍，但隨著時間流轉，感情的沉澱，她終於諒解了母親何以必須如此強悍，不強悍便無以生存，「也所以拒斥轉化成了憐惜和體恤」。

面對時間，真的不好說，龍應台於是翻開《目送》，以手指第25頁照片：「這很像我現在的心情」。

那照片是她拍的，鏡頭透過鏽蝕的鐵網延伸出去，一條溪流向遠方的綠山，大大小小的石頭佈滿河床，盡頭是灰白的天光。

照片底下有一行字：「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文中龍應台照片，由時報文化提供，攝影／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