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一天兩個人》的重新出版可以說是妳再對自己做了一次提醒：「我從不曾失去寫作的初衷，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在創作路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篇有如宣誓般的序言對妳的意義。
A：我說這本書是我的出生證明。在這條創作的路上，很多人雖然擁有作品的出生證明，卻也有很多人就此夭折，因為台灣這個母體並不夠健全來養活純文學的孩子，尤其如我這般的專業寫作者。我對於台灣作家生命期的縮短有很深的憂慮，那就是創作者生活的窄化。我在長期的創作時間也面臨這樣的困境，你可能有段時間會很低潮，雖然表現上繼續如常，但內心是封閉的，我一直認為那是寫小說的致命傷。寫詩與散文只要有一個點的感覺，就足以擴張一個小品，但小說以人作主體，如果你的心是封閉的，就無法寫出小說。最近剛從日本採訪烏龍麵與企業家的生活歸來，其實透過這個方式也是想給自己歷練。現在的讀者被很多東西吸引，不同我那個年代，所以我很珍惜寫作這麼多年，仍被讀者珍視，現在重新出版這本作品，也是回應我的讀者：我仍然是我。

透過他者來折射自己

Q：本書收錄了十篇原版舊作，加添了三篇新作，總共十三篇，從最早一篇一九九○年〈妳說的我都記得〉到二○一二增補的〈放狗出去〉，這二十二年之間妳寫作風格的追求是甚麼？
A：寫作風格的演變是很自然的，我發現以前的寫法跟現在差異很大。以前是以一個旁觀的寫作者審視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讀《一天兩個人》我的手中好像有一台照相機在觀看著裡面的角色，後來我的創作是把自己融入，我願意去揭開自己的血肉，與悲同悲；在《一天兩個人》的寫法是作者與小說主角有所距離，唯恐揭露自己太多似的。實際上人願意揭露自己是源自於認識自己，年輕時的我並不是那麼想要認識自己，比較是躲在屏幕或觀景窗背後，透過觀照別人來折射自己內心的風景與諸多叩問。可以說是過去我觀察別人，後來轉變成我觀察自己，因此寫作的濃度越來越高，傷口越來越深，黑暗愈來愈暗（黎明前的漫長黑夜）。當你年輕時還沒有能力去認識自己，只能透過他者來回應自己，所以這本小說是我比較少見的寫法。

我喜歡寫作，這才是初衷

Q：妳的短篇像午後雷陣雨，長篇小說像冬天的雪，細細密密下著，纏綿不休，回應妳剛剛所謂觀照自己，是用長時間的感受來理解自己。
A：觀察別人也是因為自己與他人遭逢，於是產生了很多錯身的故事。現在的寫法就是「我身」，「我身在此」，而過去是「與他者錯身」。而這個風格不太有人看過，因為這本書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時壽命不長，僅兩千本。大田總編輯當時也有來找我，但我剛好前一天已簽給當時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當時我並不了解出版的生態與狀況，好笑的是把簽給別人要出版的稿子還影印一份給總編輯看，很單純地完全站在一個分享文章的角度……後來隔了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大田總編輯再度主動來找我，才談成在大田出版的第一本書：《寫給你的日記》。沒想到多年後，這本短篇小說集又回到了大田。我想想當時自己完全不懂什麼社會化，小說〈一天兩個人〉裡的陳瑜剛社會化得慢，很像年輕時的自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舞台。年輕時雖然有舞藝，但有可能會跳上一個不牢固的舞台，我常說寫作大於成為作家的欲望與本質。我喜歡寫作，這才是初衷。但寫作之後會不會成為作家則是沒有去想的。這本書是我年輕時的一個寫作座標。

孤獨的起與終

Q：妳說《一天兩個人》是後來很多小說的原型，微型。為什麼？
A：我的小說有一個特色，有時會重複出現一些場域。就好像你會看到莒哈絲不斷重複她母親的片段，那是因為作者想要用不同的方式或者語言再說一次，我的短篇小說集《過去》《一天兩個人》也有一些些重複可見的片段，年輕時候的場域，出現在我的部分小說裡，我一直忘不了那些場域，可見那時的孤獨有多龐大，《一天兩個人》出現的開羅紫玫瑰，《在河左岸》的寶宮戲院，《少女老樣子》《豔歌行》都曾用不同的人提到相似的地方，有些重複再現的場景，是因為纏繞不去的魅影猶在，這些片段的再現，一直到《豔歌行》才可說是做了一個終結。當時的畫面是這樣的：一個年輕女子已經開始寫作了，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走到何方？常在台北街頭孤獨地搜索，獨自感知這城市。我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像個夢遊者。從《一天兩個人》到《豔歌行》可以說是一個人孤獨亂走在城市的起與終。而《一天兩個人》作為一個我創作的原型，也是因為如此，就好像奧德賽永遠是踏上鄉愁旅程的原型，鄉愁雖不是我的主題，但《一天兩個人》就彷彿奧德賽般，踏上漫長的原鄉之旅。我的心就是我的原鄉，不斷地觀照著心。(摘自大田出版《一天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