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書《罪行》是在夜裡寫的。白天要跟當事人商談，跟法官和檢察官通電話，去探監和出庭。夜裡寫作。我睡得不怎麼好，不知何時我就會坐到書桌前，開始寫作，每夜寫上三、四個鐘頭。香菸、咖啡，只有電腦螢幕的亮光，被照亮的鍵盤。那是些我身為律師所經歷過的故事。費茲傑羅寫道：「在靈魂的真正黑夜中永遠是凌晨三點。」那是段好時間，不會有電話響起，也沒有人寄電子郵件來，只有我和我故事中的人物獨處，他們還完全屬於我。

文稿透過文學經紀人送到一家出版社。幾天之後，出版社寄了封電子郵件給我：「我們願意出版這本書。」我把這封電郵印出來，貼在牆上，心想現在一切都解決了，心裡很高興──我根本毫無概念。

一個月後，我跟出版社的人見面。他帶我參觀出版社大樓，對我而言那是個全然陌生的世界。某個房間的地板上堆著幾百份寄到出版社來的文稿，而編輯群真的全都讀過。午餐時我們談起印刷數量、市場定位、新聞宣傳，也談到代理商會議。這種會議一年在出版社舉行兩次，代理商會看看那些新書，討論封面、折頁文字、書名，討論整個程序。這是重要的日子，之後這些代理商會把書介紹給書商，書商熟悉他們的讀者群，而沒有哪個書商能在購買之前把所有的書讀完。可是一本書的成敗就決定於此。事情很簡單：如果書店裡沒有那本書，自然也就不會有人買。寫書是一回事，把書出版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在開始寫作之前就已經認識我的審稿編輯，我們是大學同學。她把稿子寄回來給我，裡面做了大約兩百個註記。我覺得看起來很糟。我們幾乎討論了每一個句子，我很佩服她的耐心。審稿之後是校對，檢查拼字、標點，然後是校樣，最後決定封面。我記不得我們討論過多少封面，相關電郵超過一百五十封。看到為了做出一本像樣的書，有多少人在辛苦工作，這實在令人感動。我們會討論用紙、版面、就連精裝書裡的書籤絲帶顏色也得挑選。過了好幾個月，第一本書才印出來。等到書印出來了，我把書揣在身上整整三天，走到哪裡都帶著。

我的第一場朗誦會在布蘭登堡的一家書店舉行，大約有五十名聽眾來參加，大多數在六十歲以上，他們很有禮貌，而且很感興趣。我平時在法庭上也要面對公眾，但是朗誦會的情況不一樣。也許是我沒有把握。聽眾提出我幾乎無法回答的問題：你為什麼寫作？為什麼你現在才開始寫作？為什麼你用這種方式寫作？當然還沒有人讀過那本書，那本書才剛上市一個禮拜。

接下來有另外幾場朗誦會、訪問、人物特寫和談話性節目：德國幾乎每一州都有自己的書籍介紹節目。那段時間我常搭火車，睡在奇怪的旅館裡，有時候我覺得我的生活似乎是由出版社的宣傳部門在安排。那本書在八月出版，大家都說到了聖誕節，情況就會平靜一點。事情並非如此。在那段期間，出版社的版權部門把版權賣到了國外，合約以英文寫成，我最多只能讀懂一半。出版社人員幾乎替我扛下了全部的工作，去進行所有的交涉，令我相當佩服。儘管如此，我有時仍不免要跟譯者、各出版社和編輯討論。我走訪了幾個國家，不去不行。在那些國家也是由出版社安排一切，從訂旅館到安排口譯人員，乃至於協調跟記者見面的時間，有時候一天會接連有十幾個訪問。這些事當中沒有一件是我自己做得來的。

第二本書《罪咎》，我在夜裡只能寫一部分。我還是睡不好，但那時我夜裡也在處理訴訟案件。刑事辯護律師休假從來不會超過十四天，因為不能撇下當事人，把他獨自留在監獄裡太久。為了那本書，十八年來我頭一次休了整整一個月的假。我想要寫作，而且就只是寫作。五月裡，我去到威尼斯，租下一間屋子，把自己關在裡面，把第二本書寫完。我沒做別的事，白天寫作，夜裡就在空蕩蕩的市區散步。我只在白天把電話開機一個小時，不回覆電子郵件。寫作突然又順利起來。書在八月出版，從那時起直到聖誕節，一切都跟頭一本書出版時一樣。

寫第三本書《誰無罪》時，我必須閱讀舊的官司檔案，去檔案室查閱資料，跟倖存者交談。寫作變得更嚴肅。律師事務所的工作還是跟以前一樣多，每一次我的祕書打電話來，我就會生氣，因為我又得重頭開始。審理案件一整天之後，我越來越難再回到我的稿子上。

然後，事情發生了。某一場朗誦會後，我在一家飯店的大廳暈倒。就這樣暈倒了。我的頭撞到櫃臺的大理石板，人滑到地板上，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失去知覺。我在柏林跟一位醫生談起這件事，她很坦白地說，我必須做出決定，同時過兩種生活是不行的。寫作，或是去律師事務所工作，兩者只能擇一。就是這麼簡單。

她說的沒錯。根本的問題在於寫作的過程，這個過程與我所知道的任何過程都不一樣。一切都在腦子裡形成，想法、氣氛、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整個故事都還很脆弱，既易逝又任性。一不小心，它就會消失無蹤，你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待它。美國作家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在一個遮光窗簾密掩的房間裡寫作，他的電腦不連網路，他戴著耳機，只聽見一陣沙沙聲，他說那感覺像在大氣層中的太空艙裡。另一位作者在一間閣樓裡寫作，戴著一頂特大號的帽子，帽沿幾乎要碰到電腦螢幕，好讓他看不見其他任何東西。有些作家為了能夠寫作而到日本或印度去。當然，據說海明威就連在戰壕裡都能寫筆記，也有些人在咖啡館裡寫作。不過，所有作家都需要的是寂寞，是他能夠不受打擾地跟一個故事獨處的時間。

這一點我必須學習。處理刑事訴訟所使用的策略不同，它是在檔案以及與法官、同事與當事人的談話中形成。主要的審判程序中，重點往往在於迅速掌握情況，想出該詢問一名證人哪些問題。那是個社會過程。但寫作不是，寫作正好與此相反。

當你寫作的時候，你無法再做別的事。每一件令你分心的事都會讓你進度倒退，每一通電話、每一封電郵、每一個約會都是干擾。可是相對地，你會在寫作中得到另一些東西，某種十分美妙的東西：你在你的腦袋裡旅行，與你筆下的人物相遇，到最後你完全活在自己的書裡。一段時間以後，這會令你如痴如醉，儘管有那一切的辛苦──寫作往往辛苦得要命──你可能會上癮。幾年前我讀到一篇對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訪問。他說，當他寫作時他才真正活著。當時我覺得這話有點可笑，如今我想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三個月以來我都在寫作，其他的事我都不再去做。律師事務所我只偶爾去，所有的朗誦會、各式活動和媒體邀約我都取消了，接下來這十二個月，我必須和我的新書獨處。中斷難免會有，但我盡一切努力將之減少。我明白不這樣做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一本書不是順帶形成的。要作家親自去處理對自己作品的運用，這個提議很荒謬。作家負責寫作，他們的書則必須由別人來銷售。就算有人瘋狂到想要自己來嘗試，這在國內也許勉強還能想像，在國外就不堪設想。一個德國作家要如何在日本「出版」他的書？或是在美國，甚至韓國？他要怎麼找到編輯？在國外他要如何約定與媒體見面的行程？要他去跟中國、俄國還是阿根廷的美術設計師討論嗎？還是跟那些國家的書商討論？或是跟一家報社、一家電視台？

電子書令我振奮，Kindle是個很棒的閱覽器，我自己的書桌上則有一台iPad。我每天使用網路，在線上閱覽報紙，我用網路蒐集資料，也有自己的網頁，可是我永遠不想自己來行銷我的書。而且你真要指望年長一輩的作家來做這種事嗎？像是德國作家馬丁．瓦瑟（Martin Walser）或瑞士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eng）？如果我需要一件襯衫，我會去店裡買，不會自己動手去縫。我們活在一個分工的世界。儘管大家對新科技、對一篇文字的快速傳播感到陶醉，寫作本身自從荷馬以來都不曾改變。寫作沒有捷徑，你還是得一句、一句、一句地寫。

還有，出版一本書要花錢。德國政府要抽百分之七，書商大約拿到零售淨價的一半，另一半分給紙張供應商、印刷廠、排版公司、代理商、出版社員工──從文件遞送員到編輯乃至發行人，每個人都得拿到薪水，最後作者拿到他的酬勞。總帳是個綜合計算：暢銷書支撐了詩集，假如沒有史蒂芬．金，就沒有德國詩人格林拜恩（Durs Gruenbein）。財務風險由出版社承擔。出版社會付給作家一筆預付款，不管他的書將來賣得好不好。大多數的作者很難靠預付款過日子，他們靠著獎助金、替報紙寫稿，或是擔任城市駐市作家來維持生計。就算這話不中聽，我還是要說：假如沒有錢拿，我就不會再寫作。當然，我寫作不是「為了」錢，沒有哪個頭腦清楚的人會這麼做，因為失敗的機率實在太大了。

大多數的作家說，他們寫作是因為他們不能不寫，說寫作是他們的生命。可是他們全都需要錢，來替自己買到寫作所需要的時間。沒有錢，就沒有文學，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德國作家圖霍斯基（Kurt Tucholsky）於一九二○年寫道：「德國作家的處境堪虞。如果他不是運氣好，或是很懂得掌握市場，還是有一份好副業，他就可能會餓死。」在這一點上，過去這九十年來沒有太大的改變。懇請各位想到這一點，倘若你們想從一個「網路交換平台」下載一本書的話。

（本文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著有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罪行》《罪咎》，及長篇小說《誰無罪》；本文原載於SPIEGEL DER 21/2012，姬健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