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中部的林肯以格外精緻壯麗的哥德式大教堂而聞名，在城市的北邊，有一個名叫史堪普頓（Scampton）的小鎮，一不注意就會呼嘯而過，沒注意其存在，但是在二次大戰期間，許多轟炸機從這裡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起飛，滿載精巧的爆破裝置，目標是德國萊茵河谷地的工業區，癱瘓工廠、炸毀水壩、焚燒房舍。

畢勒菲德（Bielefeld）的高架橋是盟軍轟炸第一批的目標，時為1943年，一年之後的7月6日，徐林克在此出生；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再過一年才會結束。在這一年之間，軸心國的勢力逐漸遭到壓制，退回本土。在歐洲戰場，德國的城市成為被轟炸的目標，一如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台灣、再來是日本本土成為美軍轟炸的對象。

在這種情形下，國籍、種族與加害者、被害者之間的對應變得沒有意義。住在1944年德國萊茵谷地的德國人，命運或許跟奧許維茨集中營裡的猶太人並沒有太大差別；同一時間，台灣民眾躲美軍的轟炸，一如之前幾年中國人躲避日軍轟炸。

徐林克這一代面對戰爭的歷史，和上一代德國人是很不一樣的。上一代──也就是「為愛朗讀」中的韓娜或是小說家藍茨、鈞特葛拉斯那一代──創造、參與了納粹、第三帝國和二次大戰，而徐林克這一代則是生來就被扔在一個殘破、分裂的德國，背負了發動戰爭的原罪，然後他卻必須在自己成長過程中，學著逐漸瞭解到底大屠殺和納粹是怎麼回事。

或許如此，徐林克在1995年發表了《我願意為妳朗讀》（皇冠），用一種不同的角度來審視二次世界大戰與德國人的「罪行」。在書中，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有其可憐可憫可愛之處。據說徐林克說得一口漂亮英文，應該有部分得自他小時候學校的一位英文老師，這位老師讓徐林克愛上英文這個語言。他也是徐林克的體育老師，上課時脫下上衣，露出納粹武裝親衛隊SS的刺青。徐林克帶著這些迷惑和難以安頓的愛恨，認識上一代──戰爭的一代──的德國人。

漢娜‧鄂蘭在《責任與判斷》中觀察到這種道德的徬徨：

在戰後這段期間，我認為道德混淆的本質在於，那些全然無辜的〔公民〕確信他們彼此以及整個世界如何感受到罪孽；然而，那些罪犯卻少有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甚至連悔悟的臉色都少見。

徐林克讓《我願意為妳朗讀》的女主角也叫漢娜（韓娜），讓她在獄中學會認字之後，也讀了漢娜‧鄂蘭寫於1963年的爭議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對惡之平庸性的報導》。鄂蘭提出了「齒輪理論」，沒有這些平庸的加害者，整個國家機器的暴行無從完成。韓娜當然是整個第三帝國的齒輪之一，她也是徐林克藉著《我願意為妳朗讀》看待二戰德國的齒輪之一。

徐林克動念寫作此書是在1990年，當時柏林圍牆剛倒塌不久，他則在柏林的洪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住在東柏林，整個市容一片灰暗，猶如徐林克在兩歲之後所居住的海德堡，那種生為戰後第二代的感覺變得非常鮮活，彷彿東柏林的了無生氣讓一個四十多歲的法學教授、犯罪小說作家又變成十幾歲的青少年。

這個十幾歲的少年後來進了海德堡大學和西柏林的自由大學研讀法律，在學運風起雲湧的1968年畢業，之後成了波昂大學、法蘭克福的歌德大學的法律教授，在1988年擔任北萊因─西發利亞憲法法庭的法官，1992年開始在柏林的洪堡大學專任教授。

當被問及為何走上法律一途時，徐林克回答：「有句老話是說，如果你在自然科學方面沒什麼才能，不想當老師、牧師或醫師，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的話，那就當個律師。但我從來沒後悔過。我喜歡法律的一點是，它不像歷史或哲學討論個沒完沒了。在法律這一行，到了某個節骨眼，問題非解決不可，案子得要有個判決。」

然後，生活得繼續過下去。在《我願意為妳朗讀》接近結尾，主角麥可在開始以法律為業時重讀了《奧德賽》──這是個談一個人返鄉的故事，然後發現「瞭解一個人絕不會重複走進同一條河的希臘人，怎會相信返家？」但是顯然徐林克還不罷休，在新作《2018750060821》（皇冠）中繼續這個奧德賽式的主題，講一個少年發現一份殘缺的手稿，寫的是一個德國士兵在戰後返鄉。

少年要尋找佚失的手稿，但是，找到又如何？士兵果真歸鄉又如何？徐林克應該會同意張愛玲的說法──我們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