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6日，史明老師在新莊寓所，寫下他對《手繪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註解：台灣史又擱欲產生次男。

第一次知道「史明」這個名字，是1990年我初到巴黎時，在摯友推薦下翻閱了《台灣人四百年史》，這本充滿神祕色彩的禁書，像一把神奇的鑰匙，開啟了我對史明老師的初步認識。

1995年我回到台灣，常常在街頭看到史明老師的獨立台灣會，他們的大鼓陣頭和宣傳車隊不時穿梭在街頭，當時的我，正投身於台灣首次民選總統的選舉，並自詡為參與真正社會革命的方式，對這樣搖旗吶喊的唐吉軻德式鼓聲，我觀察到路人的反應大多漠然，甚至掩耳怒視，我因此感到質疑。

接下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像都市游擊隊似的一員，投身一場又一場從北到南，有勝有負的選舉，一次次像是洗牌又重來的活動，逐漸蔓延成由內而外的慌亂，一種茫然的虛無感取代了原本的自得自滿。我反覆想著，日益加深的懷疑著，這樣透過一次又一次選舉的洗禮，台灣真的改變了嗎？落選與凍蒜的淺碟算計也讓我（開始）忍不住深刻反思,想以藝術從事革命的我，接下來應該要做甚麼？或是還能再做甚麼？

2012年左右，我跟著摯友去參加了史明老師在住所舉辦的春節潤餅聚會，他比我想像中衰老許多，但更吸引我注意的是，佇立在他客廳裡的那一幅拍攝米羅維納斯雕像的高反差黑白攝影。與他交談的過程中，史明老師不時提到諸多日文發音的當代西方藝術流派用語，在在令我吃驚。一個曾在中國革命聖地延安幽暗的窯洞中，握著步槍在油燈下苦讀馬克思的革命家，此時看來卻較像是個有著一頭銀白長髮的搖滾樂手。在後來多次的聚會中,我特別喜歡專注地看著他，他就像Corleone教父一般坐著，耐性地回覆與會中每一位從各地趕來、世代交錯的朋友們所提出來的問題; 有對歷史的迷惑，有對當前政局的焦慮，他不厭其煩一一教導。

記得有次跟他談到Manga漫畫時，他眼中亮光一閃，讓人難以忘懷。當時，他請人拿出一本《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漫畫，我好興奮，尤其當我知道那是他親手畫的瞬間，我全身簡直像被電流通過一般，我看著那些哲學性的素人線條彷彿以曼妙的姿態舞動著。於是問他為甚麼會想到要自己畫？他說他知道他的書很難閱讀，光看到那種厚度，一般人第一個感覺就是充滿莫大壓力。他緩緩述說自己長期在日本電車上觀察到，通勤群眾幾乎人手一冊地沉浸在書本中，而且其中漫畫書佔了很高的比例，他心想如果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漫畫出現，或許就有較大的機會可以讓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歷史。於是他花了兩三年的時間來畫。

後來呢？我急切地問。他說因?反應並不如預期，所以只畫到1895年日本人來到台灣就停筆了。我竟然大膽地向史明老師要求是否可以讓我試試看？史明老師問我需要多久時間可以完成？當時我誇下海口，給我三個月，我就可以完成。他馬上拿出那所剩無多的史明版漫畫送給我，而且交待我有任何疑問可以隨時來找他。

沒想到這是一段創作惡夢的開始，那時雄心壯志自認可以在三個月內完成的我，握著畫筆，卻航入了歷史迷霧的浪濤裡。

台灣是一個缺乏歷史記憶圖像的國家，每一張畫都是一種寫實與重組的挑戰，一筆一劃都殘酷地揭露自己對歷史的無知，跌跌撞撞間，說好的三個月一晃眼成了三年，中間曾因思路困頓而停筆，數度軟弱地想放棄，甚至企圖說服自己是因為維生的工作太忙碌而無法繼續，又或者自己對這種左派史觀的程度不足，斷斷續續地拿起筆又放下筆，任其既艱難且窘迫地交戰著。每次去見史明老師都自覺心虛，但他卻從沒有問我進度。忽然間我想起史明老師當年在東京書寫《台灣人四百年史》時的心情，是否也是如此？

記得有一次我親口問他，為甚麼你一個學社會科學的人，覺得自己可以畫漫畫？他淡然地說他們那個年代成長的人，都相信一件事情：只要你願意試，一定可以做得到。

現在回想起來，恍然大悟，史明老師能夠完成他的鉅作，除了近乎（宗教）信仰般的鋼鐵意志，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對台灣史觀有個人非常明晰的釐清與確立。我經常拿著畫稿去當面請教他，當年為甚麼殖民者要實行這樣的政策呢？又為甚麼殖民地的人一次次地反抗卻無法成功？黨國資本主義的實施原理是甚麼？二次大戰之後，台灣人為甚麼選擇回到祖國懷抱？不像其他東南亞國家選擇脫離殖民宗主國而獨立……？

感謝史明老師有如一對一上課般，當我在畫台灣歷史的時候，有效率地建構起一副清晰的圖像，體現他的四百年史的精神。這本書無疑是我與史明老師的對談紀錄，漫畫處在其中，反倒巧妙地成了一種媒介。

就是《手繪台灣人四百年史》創作過程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回首當時，串連成我人生中一段非常難忘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