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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天我終於如願到了女乃社。與我們同行的牡丹村村長說，這個女乃舊部落已廢棄多年，連他們都是第一次來此。換句話說，自1874年到2015年，已經有好久好久沒有人跡。我們沿著四重溪溯溪而行，披荊斬棘，終於到了在1874年6月2日被北路日本軍焚燬的牡丹人舊居。村長在進入舊部落之前，虔誠禱告，表示希望沒有打擾到祖靈。然而，當晚與翌晨，我在女乃社諸事不順，相當突兀。

3月5日至7日的不尋常過程，後來逐漸在我心中發酵。首先，我想我是得罪了女乃社的祖靈，或者是女乃社祖靈不喜歡我把他們寫入小說。我領悟到，不管是整個女乃社的亡靈也好，「阿台」個人也好，對祂們而言，1874年是悲痛、殘酷與不堪回首的過去。祂們寧可隱匿於深山之中，伴著當年的石屋殘柱而不受外界打擾（更不願被公開、回顧）。

相反的，另外有一股冥冥之力，牽引我到安徽，到合肥，然後到佳冬，到北勢寮。如果我們車子沒有莫名其妙故障，我們很難如願找到忠英祠及北勢寮白軍營。而且我們神差鬼使帶了安徽花生，帶了酒來祭拜。這些淮軍亡魂給台灣遺忘了超過百年之久，他們在天上或地下豈能甘心。他們埋骨台灣，然而紀念他們的鳳山淮軍昭忠祠，只存在了三十年左右，就為日本人夷平，遺骸不知何在。如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包括台灣史學者在內，幾乎無人重視鳳山曾有淮軍昭忠祠的存在。至於白軍營及忠英祠，香火少得可憐，甚至給當地民眾的抗日志士祖先牌位掩蓋了。

試站在這些淮軍的立場，他們當年來台，是為台灣居民對抗日本人。後來投入獅頭社戰役，也是為了台灣居民。他們為台灣人而埋骨異鄉，後世台灣人卻毫不知曉，也不領情，他們豈能瞑目。更不堪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因為時代的變遷，這個島上正逢原漢關係的反省與再出發，在轉型正義的思潮下，大家因為同情原住民被百年欺凌，因此開始譴責鄭成功為入侵者，也責怪「開山撫番」始作俑者沈葆楨，對前朝的清廷更是毫無好感。可是淮軍將士何辜？他們也不願渡海，更不願打仗。他們也是受害者。（註3：有關鳳山「武洛塘山淮軍昭忠祠」的始末，後來就繼續尋訪，略有所成，過程也充滿神奇，請見第三八七頁附文。）

因此，他們試圖提醒台灣人，有關他們的存在與功勳。

於是，我驚悚了。我也必須承認，直到去尋訪忠英祠與白軍營的那一刻，我心中還是有偏見，認為這些死在獅頭社之役的清軍，和死於牡丹社事件的日軍一樣，都是一丘之貉的外來侵略者，而非正義之師。這次踏查，促使我重新省思。來台的淮軍，在同治十三年面對犯境台灣的日本，是奉命保國；在光緒元年，出兵獅頭社，是奉命衛民。他們盡忠職守，竟因而埋骨異鄉，且又為了後世的意識型態而蒙上侵略者污名，怎能不抗議，怎能不發聲。我一向倡導日本大河劇的「只要忠於職守就是好人」的價值觀。怎麼可以在這方面，竟那麼「媚俗」（Kitsch，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的用詞）。

回顧歷史，我們也許可以質疑獅頭社之戰是否是可以避免。我們自史書來看，可說是王開俊擦槍走火釀的禍。而沈葆楨是否反應過當，使撫番變剿番，也可以討論。但史論不可讓這一九一八位淮軍蒙受不名譽或永遠淡忘。

尤為諷刺的是，後來犧牲的一九一八名淮軍，埋沒於荒煙蔓草，不存於後人記憶，也消失於史冊典籍。而一開始就被當時《申報》批評為濫殺惹禍而自身也慘死的游擊小官（相當於今之「營長」階）王開俊，反而一人成神，獨享人間煙火。後來2016年1月31日，我終於在屏鵝公路嘉和海邊近七里溪河口找到了這一間遷建後的王太帥鎮安宮。那是光緒元年四月二十日左右，淮軍將找到的九十七人屍骨與王開俊頭顱後合埋之處，故建有塔，並有「王」字標示。更妙的是，我之前在屏鵝公路的五路財神廟旁，也找到了小神座「五營元帥」、「保家衛民」，我相信也是王開俊。因為王開俊帶領一營「五哨」，於是被民眾誇大成「五營」，而也由「游擊」晉升為「太師」（《封神榜》的大官）。

如果張光亮、王德成、田勤生等殉職將士地下有知，當然是不服氣的。他們之死可說是為王開俊所累。而如今王開俊獨享建廟祭祀而他們卻遭埋沒、遺忘，情何以堪。

於是我漸漸改變想法，決定不寫牡丹社事件而改寫獅頭社戰役，就是這本《獅頭花》。因為在獅頭山的濛霧與溪谷之中，有太多遭埋沒的英魂，有太多給遺忘的台灣歷史，有太多的血淚與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