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各種現實狀況，蔡素芬是完全有理由不寫小說的。

她身為《自由時報》報社藝文中心副主任兼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以及兩個女兒的母親，身體曾經一度以「喘不過氣」向她發出警訊，逼使她以繪畫去釋放壓力，然而正是在種種現實的不可能下，她一點一點擠出時間，塑造人物布局故事，最後的衝刺階段復以跑步鍛鍊體力，終於以漫長的九年光陰熬煉出了《燭光盛宴》（九歌），同時也回答了這段時間如同潮水不斷向她拍打的疑問：「蔡素芬還要寫小說嗎？」

蔡素芬當然要寫小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寫，但就是一定要寫，命中註定的逃都逃不掉，那像是最終可以找到依靠的一種呼吸方式。」這是蔡素芬的「寫作天命觀」。人各有天命，蔡素芬認為，寫小說或者就是她的天命。她小學時就讀光了一圖書館的小說，高中時期大量寫詩，大學念中文系，似乎早已存在體內的小說程式從此正式啟動。第一個短篇小說「一夕琴」就得了《中央日報》小說獎首獎；第一個長篇小說《鹽田兒女》（聯經）則獲《聯合報》小說獎長篇小說獎，這部承襲了鄉土寫實精神的小說不但得了大獎，它還是一本暢銷書、長銷書，並被拍成連續劇搬上螢幕，奠定蔡素芬重量級作家的地位，但她產量不多，《橄欖樹》（聯經）、《姊妹書》（聯合文學）之後，上一本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聯經）的出版已經是2000年的事了。

《燭光盛宴》醞釀於十年前，但盛宴才起了頭，小女兒就來報到，蔡素芬只好繼續懷孕著故事，心想終有一天會把它生下來，這一想就過了許多年，其間她的「文學編輯」角色大大掩蓋掉小說家身分，編選《九十四年小說選》和《小說30家》又佔去太多時間和心神，待要回頭把情緒拉回到《燭光盛宴》便需要相當的力氣，這個不斷漂開又拼命游回的搏鬥過程，讓蔡素芬倍受折磨，「不知道能不能撐得下去？」但她因此成了閱讀最多華人作品的小說家，像懷孕的母親不斷在各類型創作中汲取養分餵養胎兒，但對於自己會生下怎樣的孩子，她其實全然的清楚。

小說家有兩種，願意解釋自己作品與不願解釋的，蔡素芬是後者，翻開她的每一本書，故事就是一切，小說家除了透過故事說話之外，其餘多保持緘默、故事所隱藏的意義，小說家織進文字裡的秘密圖像，蔡素芬認為那得讓讀者自己去發覺到，自己去解開密碼，也無論讀者怎樣詮釋，是家國想像、流離的命運或豔色愛情，小說家都無權置喙。所以當九歌編輯為《燭光盛宴》索求寫一篇後記，也只得到一篇四、五百字報告寫作狀態的短文，無一字提及故事內容。 那麼《燭光盛宴》到底是一本怎樣的小說？蔡素芬的回答還是「不適合說太多」，如果非說什麼不可，她也只願意用「一開始是因為政治……」輕輕帶過，欲言又止。「啊，你不覺得在意識型態的拉扯下，人都被扭曲了？」蔡素芬問，那像是感嘆，而她總是把感嘆埋進故事裡。

「一夕琴」的背景設定在抗戰，《鹽田兒女》寫社會變遷下的愛情，「變動的時代如何影響人的命運」，蔡素芬自謂這一向是她最感興趣的寫作命題，《燭光盛宴》的故事也就循著這樣的脈絡發展，以三線進行的書寫譜出三個女人交織的命運：白泊珍接受父親安排的婚姻，生下傳宗接代的孩子後離家出走，與好友桂花去擔任軍護，認識了軍官龐正，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台。在台灣，她開始發展家傳的瓜子蜜餞事業，與找來家中幫傭的台籍寡婦菊子培養出一段超越主僕的情誼，也因為菊子的暗夜被輪暴而懷孕，產下一名智能不足的孩子，她們又共同背負了一段不能說的黑暗秘密。而故事的敘述者「我」，菊子的姪女，任職出版社，單親母親，和白泊珍已婚的廣告導演兒子陷入熱戀，關於這一段愛情，蔡素芬用了不少溫軟而濕熱的文字去描述。

「妳好像不會寫情欲？」曾經有朋友開蔡素芬的玩笑。
「是沒寫過，不是不會寫。」她說。

蔡素芬用《燭光盛宴》封住了朋友的口，但她亦無意讓情欲變成小說的焦點。寫出經過設計的故事，兼及開創性實驗性，其間埋藏著讓人猜不透的情節發展，勾引讀者不斷閱讀下去，蔡素芬認為這是一個小說家的基本工作，除此之外，她不便為小說多說什麼，卻很希望聽到本土評論家對《燭光盛宴》提出評論。

許多年來，讀者以《鹽田兒女》記憶蔡素芬，如今她端出了《燭光盛宴》，用一場說故事的盛宴、感情的盛宴以及歷史流離的盛宴，證明自己不論如何漂移，寫小說終究還是她的天命，她最後的靠岸。

＊文中蔡素芬照片，由九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