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俗裡，週歲小孩會有一個抓周的儀式，在羅列的眾多器物中「選擇」她/他「喜歡」（或者說「嚮往」）的一項，而大人們就此預測他們未來的成就傾向，只是，對於結果大家並不當真，更不會有人日後拿來對證。

同樣是從小認證的仁波切，可就不一樣了。這樣一個沉甸甸的身份，不僅有著前世的重量，還會加上今生的負荷，且一切是佛祖準備的因緣，不可等閒視之、非同兒戲。

生長在印度拉達克的五歲小安杜，因著前世在西藏修行的記憶，六歲獲得仁波切認證、陞座，受到信眾簇擁、禮敬。藏傳佛教裡，這完全是一套標準的SOP，再自然不過了，安杜的一生（或者說轉世靈童的一生）也儼然雪地上的足跡，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故事就這樣一路想當然耳，作為一部紀錄片、一本書大概沒什麼好期待的了，也因此，韓國導演文暢庸紀錄安杜的《Becoming Who I Was》一片，以及後來寫成的這本《若有來生》所以吸引人。

文暢庸因另一部《東洋醫學紀行》，遇到了安杜和照顧他的老僧烏金，一開始非常好奇這對師徒之間勝於親人的濃厚情感，不料就這樣花了九年時間旁觀他們。《Becoming Who I Was》記錄小安杜自我追尋的過程，身為仁波切的他因看不見的東西受人崇拜，但也必須拿出看得見的東西證明自己值得崇拜。

由於中國封鎖邊境，安杜始終等不到西藏弟子來接，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烏金也非常擔心。「比起同齡孩子，具有仁波切身分的孩子雖然天生就特別聰明又有靈性，但也有因為無法戰勝命運而夭折的例子，甚至即便克服萬難繼續成長，後來卻罹患了精神疾病，成為廢人，讓周圍的人無比惋惜。」安杜等不到世俗的接納，卻等到了青春期的怒濤。前世今生的我，究竟是誰？宿命當前，我又如何成為我自己？ Becoming Who I Was是過程？抑或是目的？

文暢庸導演在本書《若有來生》的前言說：「如果長時間觀察某件事情，會在無意中發現另一件事情。長時間關注這兩人，讓我再度想起遺忘了的珍貴的人。」說明了紀錄片未說完、還沒說完的故事，是導演寫作本書的原因。比起仁波切，比起宗教信仰，安杜的成長、安杜和烏金相扶相持的關係更是導演最想記得的。

「協助仁波切就是我的人生。」

「只要和老師在一起，感覺都好。」

如果沒有烏金，小安杜勢必猶如孤兒。或許因為文暢庸導演是「局外人」吧，才有這樣充滿人性的視角，和感動。

《Becoming Who I Was》榮獲2017年柏林國際電影節Generation K-plus大獎、西雅圖國際電影節評審委員獎、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獨立電影大獎等諸多獎項。《若有來生》則讓我們知道它為什麼得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