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希望自己沒有生下來。」

二〇二一年獲得芥川獎時，我在頒獎典禮的演說上說了這句話（該演講稿全文收錄於《彼岸花盛開之島》繁體中文版）。對我而言這只是一句再平凡不過的表述，卻不知為何竟有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震懾感。

打十幾歲的少女時代起，我便不斷思考自身存在的根源與終結，關於出生與死亡。思索生與死的意義與本質是許多文學家與哲學家的共同點，這本身毫無稀奇之處，但我的思考卻更加徹底而根本，甚至可以說是鑽進了某種無解的死胡同。

我不斷想著：自己為何出生？為何非出生不可？出生必然是種幸運嗎？死亡又必然是不幸嗎？為何世人總是慶喜出生而忌避死亡？有沒有可能出生本身便是最大的災禍？有沒有可能未曾存在才是最幸福的狀態？為什麼我無法決定自己願不願意出生？那麼，我又能否決定自己如何死去？

很顯然的，這樣的思考很難獲得周遭共鳴，我也從未有機會能對親友闡述自己的思路──在華人社會傳統孝道的影響之下，這樣的思想甚至可能被貼上「大逆不道」、「驚世駭俗」的標籤。畢竟，如果出生是最大的不幸，那父母豈不是最大的加害者？於是我的整個青春時期，幾乎都陷在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孤獨徬徨與思索之中。

長大之後回想，十幾歲的我之所以糾結於這樣的思考，大概仍與我的同志身分息息相關。我明知自己性向乃天生如此，卻尚未擁有將之訴諸語言的知識與能力，更遑論將其告知他人──在那個時代、那個年歲，我甚至連「認同」、「酷兒」、「ＬＧＢＴ（Ｑ＋）」等基本詞彙都尚未習得。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自己打從出生之時便被刻下的畸形烙印，以及與世界脫節的格格不入感。若借用前人的話便是：「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我」。

或許是因為我始終無法徹底肯定自身存在的根源，連帶地整個人生也就如根基不穩的塔樓一般搖搖欲墜，隨時都可能「翻過去那邊，躺在死的事實裡」。我無法設想二十六歲或三十歲後自己的人生，彷彿眼前開展的就是一條逐漸縮窄的巷弄，到三十歲就「此路不通」，走不過去了。

對許多人而言，身為同志、身為ＬＧＢＴＱ＋族群的一份子，不過就是「性」、「愛」與「慾」的問題；但對我而言，性別與性向的認同本身，就等同於「生」與「死」的問題。

或許正因如此，我所書寫的小說，總脫離不了對生與死的思索：出道作《獨舞》開頭就是一個「死」字；得芥川獎的《彼岸花盛開之島》中「彼岸」的意象，就等同於生死的邊界。

青春時期對於生與死的思索，也同時導向了一個實驗式的假設：若我們都能決定自己是否願意出生，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樣的思考縈繞著十幾歲的我的心頭，但當時的我仍找不到合適的方式將之表述。

從那之後又過了十幾年，我終於寫下了《生之祝禱》這部小說，探討了出生的問題，可說是呼應了十幾歲時的思考。小說中假設了一個生產前需取得小孩同意的社會，這樣的設定或許乍看荒謬而令人皺眉（事實上也有許多人還沒讀過書，光聽到設定就表達厭惡），卻是有其倫理與哲學上的根據的。

寫出這本小說後我很常被問一個問題：「那麼李琴峰，妳自己是否贊同『合意出生制度』呢？」

我不會、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小說能做的僅有提出問題、引發思考，但對於小說所提出的問題，即使是小說家本人，也無法提供解答。我只能反問：「那你覺得呢？你是否贊同這樣一個制度與社會？若你覺得這是個理想的制度，那為何我們無法實現它？若你覺得這個制度有問題，那麼我們當今的社會與制度就沒有問題嗎？」

不論如何，《生之祝禱》是寫出來了，也的確引發了一些思考與反響。這是我的第六本書，原文出版於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回顧前六本書的軌跡：《獨舞》從「死」字開展，經過「生與死的邊界」的《彼岸花盛開之島》後，本書處理了「生」的問題。由此看來，我的寫作軌跡可說是一種「由死而生的求索」，竟與我跌跌撞撞的人生冥合。當然這並非有意為之，不過就是偶然罷了，但或許也是冥冥之中，我註定要走過這樣的路途。

感謝讀者閱讀這本小說，陪我走過這一段路。且讓我們下本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