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惠文剛從倫敦塔維史托克婚姻關係中心進修回來。剪了一個新髮型。休業半年的會心診所在4月20重新運作，新書《還想遇見我嗎？》（三采）五月出版。于美人在超視開的新帶狀節目「非關命運」，她是固定的來賓。「非關命運」將測試台灣觀眾是否能夠接受一個不八卦不爆料不說笑，給專家空間卯盡全力解析心理的節目。

于美人是為了「做一個會讓自己興奮起來的節目」，而鄧惠文相信台灣有這樣的族群，願意自我成長與自我開發。

我們都有傷，想要說出自己的故事，想要從別人的故事中看見自己的傷，也想要聽見從別人的口中說出自己想說、說不出來或說不完整的話。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看心理醫生，這一個無限大的缺口，療癒的荒漠地帶，剛好由鄧惠文的書寫與言說補上。

這麼說應該沒錯，鄧惠文，她是台灣電視史上第一位躍升為明星級的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成為明星有其必須的條件，對鄧惠文，所有人的第一印象是美麗、高挑，氣質清新，當她開口說話，還要加上溫暖和聰慧。

雖然美麗和聰慧可以把一個女人帶到任何她所夢想的所在，但鄧惠文從未有過「美女意識」的自覺。她一心向著心理學和文學，從小就是「科學少女」與「文學少女」的合體，六歲開始寫日記一直到現在。學醫，鄧惠文說，也許她天生是一個不願意辜負期許的人。單身的母親期許成績優異的女兒讀醫，所以她努力念書考上台北大學醫學系，然後選擇了一個接近最初夢想的領域：精神科，成為一個熱愛書寫、戲劇和跳舞的心理醫生。

事實上在大眾還不認識這個名字的時候，鄧惠文已經在女性主義、醫學心理、性別醫療發聲，先後任職於台大醫院、萬芳醫院，也是KKBOX的駐站作家，她的第一本書《寫給妳的愛情床邊故事》（方智）出版時，那是還沒有成為媒體人與暢銷作家的鄧惠文。她希望成為這樣的人，「有一隻寫的清楚的筆和一張說的清楚的嘴」，這是國中時她崇拜的一個數學老師的名言，她把這段話抄在筆記上，當作人生的目標。

很多人不能理解鄧惠文何以拋棄公立醫院醫師的身份，那是很難卡到的位置，而她的理由是「我不會看病」。她不會那樣看病，如果一天三個小時排到五十位甚至更多的門診，她如何小心翼翼的，繞過曲折幽微的神經，輕輕碰觸到患者的心？她想面對的是一個人的全部，聽他們說話，不是根據表面症狀，匆匆開藥，因為下一個病人在等，「台灣的精神科無法幫助到心理這一塊」。 心理治療不同於心理輔導。輔導是教育，而心理治療，鄧惠文解釋，醫生和病人是一種獨特的陪伴關係。她選擇陪伴每一個個案，直到他們重整自己。治療師必須保留最大的想像空間給病人，所以這同時也是一種修練，「我有情緒，也會生病，每一個治療師都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雅子妃》出版時，三采從網海茫茫中蒐尋到鄧惠文寫過的一篇「雅子妃與紀子妃」，請她上「新聞挖挖挖」談雅子妃，就這樣，理性專業美麗溫暖的鄧惠文讓觀眾在電視前瞪大眼睛：「咱台灣哪ㄟ唔這款精神科醫生？」，那是她電視生涯的開始，一夕之間變成了觀眾熱愛的鄧醫生，第二本書《寂寞收據》（三采）出版時，鄧惠文已經是一個和「愛情心理」劃上等號的名字了。

但對一個不喜歡過度透明，極度在意自我空間的人來說，那是極大的衝突，也是一個需要快速調適，然後找到平衡的過程。

有失去，也有獲得。過去鄧惠文可以躲在暗處觀察、思考，現在成為被觀看的對象。她到市場買菜，女性同胞會圍攏過來控訴丈夫的外遇。約朋友在咖啡廳聊天，鄰座豎起耳朵竊聽。當她被說成「那個在電視上濃妝豔抹的醫生」時，也會有一種遭到誤解的委屈。

但電視為鄧惠文創造更多的機會，比如有導演找她以心理醫生的角度去分析劇情，這是個讓她興奮的工作。也有人詢問演出小劇場，鄧惠文怦然心動，「但我不能再出去了」。

相對於電視高曝光率，鄧惠文的書寫緩慢。以「失落」為主題的《寂寞收據》暢銷之後，兩年後始有《還想遇見我嗎？》，這一次的書寫核心是「取捨」──「照著習慣的標籤認知事物……背叛就是過錯、拋棄就是忘恩、守候就是付出，顯然比挖掘內心糾結或探索深層原因來得容易。但停留在這樣的階段就永遠無法瞭解自己，也無法瞭解別人。」

書寫不難，但基於對個案的承諾，鄧惠文必須轉化，必須閃躲太多，「所以多半是在等待」。書寫也是為了被閱讀，「我一定要寫在讀者看得懂的範圍，用日常生活的語言，寫別人的故事，寫我的感覺，不需要翻譯，媽媽們讀過以後可以直接講出來。」

但她也渴望一步一步的，把讀者帶進更深沉的領域，不只是愛情，還有關係治療，「期待我們都能與完整的自己相遇」。

＊ 文中鄧惠文照片，由三采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