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前町九十番地》已出版六年有餘，現在來看，仍舊是一本奇特而充滿魅力的書，不僅傳主張超英特別，撰述者陳柔縉也有獨到的寫作角度。但據說，原本張超英並不想出版這本書，他念茲在茲的，反而是父親張秀哲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曾經出版又回收的回憶錄《「勿忘臺灣」落花夢》。沒想到因緣際會下，張超英反而先出了自己的回憶錄，並且就在半年多後於美國過世。在妻子張顏千鶴的接手努力下，相隔六十六年，《「勿忘臺灣」落花夢》終於第二次在臺灣出版。

相較《宮前町九十番地》，《「勿忘臺灣」落花夢》更是一本奇書，因為不同於後人研究或者當代作家的詮釋，它完全是張秀哲自己寫下的回憶錄，記錄了他從一九四九年以前，尤其著重在一九二○、三○年代，他如何思考臺灣主體性，與進行臺灣民族解放的運動。他的父親張聰明為了培育他，十三歲就送他到京都留學，爾後又到香港、廣州、上海就學，甚至也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到東京帝大研究。漂浪的人生讓張秀哲精通中英日文，臺、粵語與上海話也流利，這使得他的文章充滿多重語言的混雜，而這也是這本書珍貴之處，因為一九四九年前的臺灣知識分子面臨很多語言轉換的問題，其實留下的中文書籍有限。

此外，這本書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面對臺灣的認同問題。張秀哲在廣州加入國民黨，相信國民政府可以幫助臺灣脫離日本殖民，認同所謂的「祖國」，但他同時也與加入共產黨的臺灣青年合組了臺灣革命青年團，發行《臺灣先鋒》雜誌，他們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但有同樣認同的目標，就是反抗殖民。這在臺灣目前的認同脈絡中，可能是難以想像的，但當代的臺灣人也許應該正視，臺灣人確實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認同處境，認同不只是下結論，而是涉及我們的價值理念。

張家從張聰明開始，歷經清治、日治、國民政府以致當代臺灣，三代人的奮鬥已然超過百年。張聰明選擇經商，張秀哲是革命者，張超英則進入政府體系，在外交上替臺灣爭取空間，相較於同時代更常被提及的人，張家三代過去受到歷史關注也許較少，但透過這些書籍，我們更能體會到，或者他們才是顯露了每一代臺灣人在壓迫的制度下，奮鬥掙扎時的孤寂。

歷史的輪子不是只會往前走，有時是往後退的，在歷經多重殖民的國家更是如此。因為每一次殖民都會掩蓋掉一層歷史，以臺灣來說，要往前走，似乎有時是靠過往歷史的重新發現，好讓我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也才能往前走。這也是《「勿忘臺灣」落花夢》的意義，我們倒退著，先讀了張超英，再往回溯及日治時代的張秀哲，而一定有更多的「張秀哲」，還在歷史的掩蓋中，等著回到未來，成為新的故事，也是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