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生於河南省延津縣的劉震雲，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89年考進魯迅文學院研究所。1982年開始在文學刊物發表作品，1987年在《人民文學》上連續發表短篇小說。最初以《塔鋪》與《新兵連》一舉成名，並在小說中透露出後來的創作宗旨：對底層小人物生活境遇的關注。隨後《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劉震雲中篇小說選》（九歌出版）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更引起文壇的強烈迴響。

在這些作品中，劉震雲迅速表現出成為大作家的潛在能力，他企圖擺脫小格局寫作，以簡潔直接的白描手法，將目光集中於歷史、權力和民生問題，不止內容環環相扣，也處處充斥著黑色幽默。其作品屢獲各項文學大獎，不斷地被評介、翻譯和改編。如改編成電視劇的《2018574569524》（九歌），被視為經典劇集；《手機（增訂版）》（九歌）改拍為電影，獲全年賣座第一的紀錄；《故鄉天下黃花》（九歌）被評為「二十年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一百本書」。《2018575209757》（九歌）獲得被大陸視為最高榮譽的茅盾文學獎。

而關於《溫故一九四二》，馮小剛在九?年代初一口氣看完，小說沒有故事，沒有人物，也貌似沒有態度沒有立場，主角寫的是民族，情節寫的是民族的命運。他提議把《溫故一九四二》改編成電影。然而經過多方的考驗，直到2002年項目正式啟動，馮小剛回憶說：
我們在北影的一間小平房裡開了論證會。與會者一致認為它是部好小說，同時也一致認為它不適合改編電影。因為沒有故事，沒有人物，沒有情節。專家們散去，小馮和小劉蹲在小屋外的樹蔭下，小劉問小馮：這事還做不做？我說：做。小劉說：人們習慣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義就不同了。小劉又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聰明人，一種是笨人；聰明的人寫劇本知道找捷徑，怕繞遠怕做無用功，善於在賓館裡侃故事，刮頭腦風暴；笨的人寫劇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無用功，卻能夠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對小劉說：我們肯定不是聰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但是「劇本送去立項，不日被駁回。理由是：調子太灰，災民醜陋，反映人性惡，消極。」中間再度幾經波折，總算在2011年2月成立劇組，「籌備8個月，於同年10月26日在山西開鏡，歷時135天艱苦卓絕的拍攝，於第二年春天封鏡。又經過7個月緊張的後期製作，終於在2012年的11月面世公映。」從小說到電影，經歷了十九年的孵育，數易其稿。是什麼樣的作品讓馮小剛念茲在茲地想要改編成大螢幕？

《溫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劉震雲於1992年創作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非虛構的調查體小說，呈現了1942年河南因饑荒死亡300萬人、竟被後人遺忘的真實歷史。身為一個河南災民的後代，劉震雲對這段歷史有著非常的情感。他表示：「我認為也是我的小說裡結構最嚴密的一部。《溫故一九四二》由災難一直到最後的離婚啟事，徵引了很多材料，但光是這些材料是拼湊不出一部小說的，它需要一個態度。小說裡沒有我的態度，有的是生活在1942年的很多人的態度。1942年有哪些人呢？其中蔣介石有一種態度，日本人有一種態度，英國人、美國人、蘇聯人有一種態度，災民也有一種態度，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美國駐重慶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等都有自己的態度。從當時的媒體看，《大公報》有一種態度，《中央日報》有一種態度，《河南民國日報》還有一種態度。誰的態度是最準確的？是災民的態度。災民的態度是什麼？是面對生死的幽默態度。我覺得它考量的是作者這些東西，所以最後出來的是這樣一個調查體小說。」

「如何將小說變成電影？」這是劉震雲當年的首要顧慮。後來大家採用了「笨人笨辦法」，一道走了一遍事件發生地，赴河南、陜西、山西，又赴重慶、開羅，行程萬里。劉震雲沿途訪問曾經的災民，一位年屆九十的老太太分享了她的經歷：「她說在逃荒的路上，她父親給她的親妹妹尋了個買主，她母親知道之後，急了，舉起扁擔就掄，人販子以為要打他，就跑，就躲，實際上萬沒想到，她的母親掄起扁擔是拍死自己要賣出去的孩子，她寧可把這個孩子拍死，也不能把她賣了。」劉震雲說，這段往事讓他沉默了好長時間，後來他把這件事寫到《溫故一九四二》裡，「我覺得這些細節非常有力量。」

面對小說與電影造成的迴響，劉震雲很高興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重新受到了矚目。「也許會有人說：劉震雲寫出來的也未必是真實的。」劉震雲自嘲，「但作品所反映出的劉震雲的目光是真實的，真實的歷史永遠是不存在的，只能說是相對的真實。」

＊文中劉震雲照片，由九歌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