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嬸仔，妳說背上有道15公分長的開刀疤痕，能讓我看看嗎？」
「好呀，哪有要緊？」
話才說完，魏林星顧不得客廳還有幾名男村民在場，便將上衣下擺高高拉起，直露出背上的傷疤，就連胸部也幾乎要走光。我看了連忙制止，她卻說沒關係，「歐巴桑了，嘸驚人看」。後來我要求魏林星到房裡拍照，她在兒子的協助下將上身衣物褪去，讓我拍下那道留在她背上，與癌症奮戰的勳章。

我在採訪筆記中寫下：「魏林星，74歲，肺腺癌，3年前左肺葉長了6公分大腫瘤，抱著『和你拚了』的心情說服醫生開刀……她說以前海的味道很香，現在南風裡只有臭味。」

多數人生病時不會張揚，遑論與陌生人談論病情；在台西村裡「等死」的多數老人家也是如此。但，例外還是不少。在魏林星、陳麗珠等受訪者的例子中，我覺得台西村民其實心底有很多話想說，也期待外界願意傾聽他們的處境，就怕沒人肯聽。

這次《南風》報導專題中，收集到許多看似不易採訪、拍攝的案例。事實上，這些採訪沒有那麼困難，若不是許多媒體早遺忘身為報導者應有的使命，這些弱勢者也不用苦等開口、曝光的機會。真的，這些受訪者讓我瞭解，有時候採訪並不難，就怕你根本不想聽不想看也不想報。

這些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也時常不經意地說，「死都死了，不然能怎樣？」「你報導了又能改變什麼？六輕會走嗎？」淨說些悲觀的喪氣話。然而，隨著採訪案例越來越多，我逐漸看清，他們嘴上雖然悲觀，但其實他們只是想安慰自己（或者也包含我），提醒自己不要抱太大期望。

但他們終究是想開口的，不是嗎？如果心裡沒有一絲期望改變的樂觀存在，他們根本沒必要受訪。也正因如此，每當我結束一段訪談，要與受訪者道別時，總覺得肩上的擔子特別沈重。

6月22日，《南風》專題報導登出後第4天，報導攝影展終於開幕。幾名台西村民風塵僕僕地轉了幾小時的車上台北，只為了能對遙遠的「外地人」說幾句話。那天，許萬順站在幾張台西村孩童的照片前沈思，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問他是否能在座談會中說些話。未料，他還是那些老話：「沒效啦，說了有用嗎？」婉拒了我的要求。
幾分鐘後座談會正式開始，我和幾名村民陸續談了些感想，許震唐甚至一開口就紅了眼眶，非常激動。座談會結束前，我抱著一絲希望再問許萬順是否願意發言；終於，他走到觀眾面前，陸續談起他的親友罹癌、農作欠收的事情。

「土地沒性命，人還能活嗎？」許萬順說。當時我坐在許萬順身邊，眼裡看見的不只是這名堅韌的農民，還有在他身後那張陳金鳳與丈夫遺照的合影。照片中，陳金鳳的臉孔因逆光而顯得陰暗難辨，但我們仍可看見她的眼神中，隱約折射出幽微的光，正似這些村民彆扭的發言。

《南風》報導攝影展開幕一週以來，有許多特地前來看展的彰化、雲林鄉親與我分享了不少心得。在這些觀眾中，最特別的該算是那些平日不住台西村，被迫離鄉背井工作的青、壯年村民們。
李文羌的兒子到展場時，身上仍穿著沾了油漆的工作服。當他拿到印有死去父親照片的DM時，忍不住流著淚對工作人員說：「這是我的爸爸呀……」
隔一天，康有智的女兒從基隆帶了幾名小孩到台北看展。站在父、母親的照片前，她強忍住淚水對我說，「謝謝你做了這樣的報導……我們村子的故事終於能被看到。」身為一名報導者，我覺得自己竟然要為這些本來就應盡的義務而被感謝，著實是教人難受的事。

南風，帶來的到底是生機還是死亡？發展，到底發了誰，又是誰在承受代價？
這些影像與報導能訴說的終究有限，但我仍期盼各位能共同參與這項討論，持續傾聽，持續發聲，因為他們的故事仍未結束，而我們不該再度將目光移開。
最後，仍然想說的是，身為一名報導者，我可以將故事、影像帶到讀者的眼前，但我永遠無法確切告訴你，南風究竟是什麼樣的味道，吹撫在身上又是什麼感受。
除非，你也願意一起站到南風裡。
＊《南風》同名攝影展至七月二十一日止，在八樓當代藝術空間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