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耶本人不知道他跟我有一種奇妙的緣分：翻譯《長崎》的我在日本住過一段時間，翻譯《2018760176529》的我也曾在德國生活幾年。感謝這樣的巧合，我在譯寫之時，視線經常容易與作者重疊。

我清楚看見菲耶以一個外國人才有的旁觀者目光去洞悉某種文化的幽微之處，深入當地人習以為常的地方，如日本和室的壁櫃「押入」（Oshiire），如德國人最愛去健行（Wandern）的森林。

這份令人驚豔的觀察力與菲耶的記者經歷不無關係。他曾任路透社記者，對各種社會案件新聞感受敏銳。得到法蘭西學術院大獎的《長崎》即改編自日本的真人真事。而報導文學與虛構小說之間的相似與差異，正是菲耶的寫作舞臺。他的作品常與真實世界的時空串連，發生故事的某城某地皆有其歷史意義，並非單純的背景，儼然是另一個要角。長崎港內的人工島在日本門戶開放之前禁鎖西方商人，「長期以來宛如一間壁櫥，處於日本這座遼闊寓所的底部」，「可以這麼說，日本帝國始終假裝不知道有一個窩藏犯，名叫歐洲，住進了這間壁櫥裡……然而，多少技術、創意、知識，就在這個雙層空間裡短暫駐足，互相轉移？」而《2018760176529》所參考的背景實地條頓堡森林（Teutoburg）則是日耳曼人抵抗羅馬帝國入侵的古戰場，不僅抵擋軍團，也與文明抗衡：「在羅馬帝國衰亡時，森林的範圍拉長延伸，直到中古世紀，遭到幾次嚴冬的壓迫而受到局限：人們想拿林中木材取暖，此乃人之本性。從那時候開始，文明超越領先。伐木工人大批湧入，如受雇的殺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攻防，文明與蠻荒之間的拉鋸，出於恐懼，同時也製造恐懼。

在探討「恐懼」這個主題時，很難忽略遍佈菲耶作品中的極權陰影。菲耶寫作初期深受伊斯邁．卡達雷（Ismail Kadare）的影響，首篇小說問世以前已出版了論述這位阿爾巴尼亞作家的文集與訪談。卡達雷在一九九○年為逃離祖國的極權統治選擇流亡法國，著作豐厚，是二○○五年曼布克獎得主，近年亦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一。菲耶承襲他的魔幻寫實風格，處處揭露或諷刺獨裁專政之荒謬，例如《2018760176529》中的短篇〈π之謎〉、〈廢除原罪〉。此外，菲耶也關注在極權政體壓迫下長出的文學結晶。比方說，在他的架空小說《Parij》（衛城即將出版）中，《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得到諾貝爾獎卻無法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之憾，成了故事的靈魂軸線。

「恐懼」加上「極權」，多麼順理成章地，「消失」亦是反覆出現在菲耶作品中的主題。冰箱裡的食物會消失，森林，文明，心智會消失，人的一生也可能如融雪一般了無痕跡。在菲耶筆下，消失，很清楚地，永遠是神祕事件，絕對不是無，而是真真切切的有。從有到無的過程固然不可思議；隱藏在一樁樁消失背後的原因，以及消失之後在有無兩個世界裡的生存，則更令人倒吸一口氣。今年八月，菲耶在法國剛出版的新書《失蹤日本人》（Eclipses Japonaises）說的就是七○至八○年代在日本發生的多起無故失蹤案，後來證實：這些消失了的日本人都被抓到北韓訓練特務……

二十多年來，菲耶出版了近三十部作品，以中短篇居多。我喜歡他的文字精鍊簡潔，力道恰好，譯起來暢快，讀起來後勁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