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導讀

邂逅、吟遊與尋渡—賽荷其人其事
 
許宏儒（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收到群學出版社的邀請，為本書撰寫導讀，並向華人世界的讀者介紹米歇爾．賽荷（Michel Serres），實是榮幸，但也是莫大的挑戰。賽荷在歐陸為一重量級學者，可惜在台灣，卻沒有太多的人介紹他，遑論研究其思想。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實有引介其思想的必要性。然而，賽荷的思想遨遊眾學科，甚至解構與再融合了各種知識元素，儘管筆者的博士論文以賽荷的思想為研究主題，對他的學說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迄今也與賽荷保持聯繫，但要想在短短篇幅中，完整介紹賽荷靈巧輕盈的學術方法，引介他篤實深邃的理論思想，實是一艱鉅的任務。

再者，既然賽荷的思想如此龐大且橫跨縱通各個知識領域，而筆者的學術領域是教育學思想與教育哲學，對他的研究，主要也聚焦在他的教育學概念，因此，光是處理他在教育學上的概念，著實已花費筆者不少的心力，對於他其他的思想與概念，也只能說是略懂而已。在本書裡，雖然賽荷以平實的文字敘寫，但涉及到的是他對於地球「永續性」的整體性關注，範圍觸及倫理學、法學、歷史學、神話學、生物學、動物行為學……在樸實的文字裡，蘊含著的是內容與深度上的全方位，要導讀他的作品，對筆者而言實是一大挑戰。因此，與其稱此文為導讀，不如說是筆者個人的詮釋與分享。而本書的核心蘊意，就請讀者透過閱讀台灣第一本賽荷的中文翻譯本，細細挖掘與品味。
 
邂逅
 
2011年秋天，我回到法國。當飛機降落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的跑道上，許多酸甜苦辣的回憶又湧上了心頭，其中便包括2008年聖誕節前與賽荷的初次邂逅，與他充滿熱情的笑容與溫暖的雙手。
 
當時，我因博士論文研究，與法國當代偉大思想家米歇爾．賽荷相約在他巴黎的家中進行學術請益。第一次的見面，談話內容十分豐富，針對他許多的哲學概念，我怯生生地向他請教，深怕誤解與曲解他的思想，而顯得自己的無知。只見他毫無架子的，毫不保留的、鉅細靡遺的以最清楚的方式一一回答。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甚至舉他所理解、所懂的台灣文化脈絡為例，以及他的女兒至中國講學的經驗仔細說明，彷彿，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與我話家常。
 
知識的吟遊者
 
賽荷早先是一名數學家，接受傳統科學教育的培育，並經歷了1940年代Claude Shannon在資訊理論中關於「熵」的概念之發展。而後，他開始轉向哲學。在《闡明：與拉圖的五個對話》一書中，可以看到他學術上的三個關鍵點：
 
第一，他深受同時身為科學家、文學家與哲學家身份的Gaston Bachelard的影響。事實上，賽荷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萊布尼茲的系統和其數學模型》。他在數學上接受到革命性的觀念轉變，並開始關注當時物理學中的資訊理論，氣象學所處理的騷亂問題、滲透、失序和混沌問題、幾何學中不規則曲線和奇異吸子。
 
第二，量子物理。賽荷受到資訊理論的革命與變化所影響，開始領略生活世界當中的事物「既是物理學也是哲學」，尤其是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裡的不確定性、噪聲與喧囂。他於是開始思考以往在科學，以及在哲學當中，所謂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
 
第三，受到法國發現基因轉譯的機制而獲得諾貝爾獎，同時也是社會主義者的Jacques Monod及其《偶然性與必然性》一書的影響。從基因科學來探究生命，終究會領略與感嘆到生命的無常與變化，並且感受到偶然就是生命發光與創生的動力。
 
賽荷指出他「隨著這種變動的生活而生」。他認為這三個知識的革命促使他來到了哲學的世界。但事實上，在現今學科定義與學門界線分野的疆界架構之下，我們很難將賽荷歸類在某一個學科領域之中。除了哲學之外，他本身擁有希臘與拉丁古典研究學位、兩個數學學位。在寫作上，他的風格經常是隱喻式的，在行文中以文學或詩學的方式，間接的指涉、詮釋與批判某些學術概念或是理論。在取材上，他也遨遊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術疆界之間。即便是他的哲學思想，也很難看出是純屬於哲學領域的論述。或者說，他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總是處在「中介之處」，以一種動態的方式，跨越學科界線，連結學科當中的各個概念，甚至是交融與轉化每一個概念。即便賽荷自己也說，他無法找出自己是師承哪一位思想家或是承襲那一個學派 。他也在前述與拉圖（Bruno Latour）的對談中，認為他的研究方法是「一些」方法，而非「一種」方法 。
 
當然，吾人會問：賽荷與後現代的關係為何？知名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拉圖，便曾經追問賽荷這個問題，而賽荷的回應是：「做研究的時候，我們會嘲笑自己對自身定位」。須知道，在法國學術界，學者對於被歸類為後現代的陣營，是十分小心而謹慎的。面對拉圖的問題，賽荷不想選邊站，也無法給予回應，因為他不想被歸類。更重要的是，由於賽荷融合了交雜的理論旨趣，使得他到底是現代主義者，還是後現代主義者的問題，顯得更加複雜。雖然他並不拒絕理性，然而他「並非是一個生氣的或是失望的理性主義者，因而成為了後現代主義者」 。因為賽荷所做的是種解構兼具綜合的工作。當然，這樣使得他的理論同時遭致後現代主義者和傳統實證論者批判 。他的工作是在兩者「之間」：既溝通連結，又交融與審慎。這種工作無關乎現代或是後現代。他並不全然讚揚（現代主義者所作的）區分，但也不全然讚頌（後現代主義者所作的）解構。
 
賽荷不想被定位或者歸類。事實上，他不喜歡用一個明確的字詞來定義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麼樣子。他說：「事實上，就您剛剛所用的那個字，也許我不是現代的。但重要的是……我應該用形容詞的表達來描繪我是這或是那嗎？尤其是誰有資格說？哪種旨趣最為正確？」是故拉圖認為，賽荷顯然不是反現代的，也不是後現代的，也不是失望的理性主義者。賽荷所做的事實上就是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進行交融轉化的工作。
 
賽荷遊走於各個知識領域之間，他希冀的是詩、是冒險、是神話、是歌唱、是想像、是故事。而這其中，有著各種知識、各種想法、各種詞彙的交融與想像──想像著更為交融的知識。
 
自然的「尋渡」者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教授Éric Lambin在其《幸福生態學》便指出，人類現代生活的一切進步與繁榮，卻使得人類距離滋養我們的母親――這片大地、這個美麗的地球越來越遠，連帶地，也使我們離幸福的人生越來越遙遠。就地質學上而言，從1950年代開始的「人類世」（l’Anthropocène），在整個地球上，印刻著是人類對於我們所居住的星球，所產生的永續性影響的刻痕。化學燃料的燃燒與廢氣排放、核能、輕重工業的開發與污染……影響的是對於地表、河川、土壤、海洋、大氣，以及各類物種與生態多樣性的整體性的與全面性的劇烈變化。人類從1950-1960年代開始，對於地球永續性的各項資源的消耗為70%；到了1980年代，已經達到最高點100%；至1999年已達120% 。隨之而來的是飢荒、物種的消失、氣候的異常、海平面的上升、環境生態的破壞。同樣的，我們離幸福的人生似乎越來越遠。
 
賽荷始終關注著這個星球所面臨最迫切的危機。他對於這個地球與這片土地，有著本質上的關注與愛。他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積極關懷著人與人之間、與其他物種、與土地、與生命、與地球，彼此間的連結，並積極的尋求通向彼此之間的渡（passage）與橋。從1990年代開始，賽荷經常談的就是「土地、村莊、法律、正義與地球」。其中，最聞名的一部著作，便是《自然契約論》（Le Contrat naturel）。
 
尋渡，首先得反求諸己。作為一名關心人類苦痛的學者，賽荷提醒著，我們是不是應該停下腳步、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我們現在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環境。的確，工業革命與科學的進步，確實為人類社會甚至世界帶來了有別於以往的樣貌。我們似乎比以前「進步」了些。但是，當人類正在歡欣鼓舞地慶祝這一個人類的嘉年華會時，環顧四周，我們是否遺忘了什麼？我們是否失去了什麼？當人類這一個物種誕生於地球當中，到了今天成為地球上的主宰時，我們應該試問自己，我們是否曾好好地「對待」我們的母親（地球）？我們有無好好地「對待」其他跟我們一樣生於斯、長於斯的生命物種？並且，世界以及其他生命物種，「他們給了我們牛奶、能源、居住環境、工作與肉品，那我們帶給母牛、樹木或是公牛的是什麼呢？到底給了什麼呢？我們給了死亡」。我們人類，為其他的物種以及地球，帶來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