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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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羊群心態、一廂情願、意識形態優先、選擇性無視證據……
為何知識分子會走向極端，一窩蜂支持那些看來漏洞百出的「思想」？
朱家安／左派作家、被這本書批評到的人
李柏翰／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副教授
周偉航／新媒體（人渣文本）主筆
蔡至哲／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學者
——一致推薦
❓社會上的知識菁英為何常擁護某些謬論？為何一段時間過後，
他們轟轟烈烈支持的理念還常被發現不合時宜，甚至根本違背常理？
回顧20世紀，不少西方知識菁英枉顧常識、倫理與事實證據，去支持一些事後看來荒謬的政策或意識形態，
讓今天的我們大感訝異、不解其中緣由。本書要試圖論證：知識、智商與論述能力非但無法避免犯錯，
甚至可能更容易使人誤入歧途！法國新生代社會評論家賽繆爾．菲圖西在書中援引喬治．歐威爾、
強納森．海德特、史迪芬．平克、湯瑪斯．索威爾等多位思想家、學者的研究與洞見，
搭配認知科學與心理學的學術文獻、歷史資料、科學數據，藉以嚴正提醒讀者：手握愈大話語權的人，有時會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愈大的破壞。
我們會看到，知識分子常執著於某種意識形態或信念，死抱著結論不放，甚至引用謬誤論點為其辯護。
↪反極權主義的諷刺作品《動物農莊》曾遭親共人士退稿，歷經萬難終於出版後，喬治．歐威爾在序言寫道：「英國知識分子已對蘇聯生出一種國族忠誠心，對他們而言，去質疑睿智的史達林就是一種大不敬。」
↪「否認」、「一廂情願」也是知識分子常犯的毛病；例如在1930年代初期，英、法兩國知識分子對納粹擴張不以為意，還在媒體上打趣或輕描淡寫希特勒與納粹黨，這就好比「愈害怕罹患某種疾病，愈不去醫院做相關檢查」，最終鑄成大錯。
↪在美國，喬治．佛洛伊德事件後，最支持削減警察預算、對執法機構敵意最明顯的，正是最富裕的人；與高社經地位族群相較，低收入公民遭竊盜或人身攻擊的機率高出了七倍。生活無虞之人高調社會倡議而衍生出的成本，往往不會反射到自身上。
↪我們正面臨高學歷人口過剩：以美國而言，新聞相關科系每年畢業人數已超過全國記者總數。若放眼整體社會科學領域，許多這類出身人士從事的新興職業（如「敏感度審閱員」、「性別官僚」）或可解釋近年矯枉過正的意識形態審查、不健康的公共辯論環境與取消文化。
一個社會的主流信念往往並非出自嚴謹的理性思辨，而是各種主觀造成的動態結果。作者認為這就是人性，我們能做的唯有保持警覺。因為很不幸──知識分子的某些奇思異想未必只會停留在紙上談兵這一步，而嚴重的後果卻是社會全體得要承擔。
▍好評推薦
這本書有什麼問題？
○ 人身攻擊
○ 暴力內容
● 我不喜歡我出現在書裡
這本書主張，現代社會科學社群之所以被左派占據，有其背景因素。最簡化地說：左派改造社會的傾向帶來學術題目，再帶來學術傳統，然後從眾效應啟動——咻啪！一個充滿左派的社會科學領域就誕生了！這本書引用人類認知機制和學術生態，來發展一個關於左派社群如何壯大的陰謀論，關心批判思考的人能讀到捷思╱偏誤的特定應用；右派能讓自己心情好一點；而左派則能當成一個挑戰，看看你能否說明：自己的政治思想真是自主的產物。
——朱家安／左派作家、被這本書批評到的人
不是說所有知識分子都會出錯。只是當議題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時，知識分子也同樣會被群體共識、身分投資與話語時尚帶偏。但他們卻因更有文化資本、更接近制度與輿論的中心，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把偏見包裝成真理、把荒謬包裝成進步、把破壞包裝成解放。就此而言，本書也是一部有關現代社會如何形成錯誤常識的書。
——蔡至哲／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學者
為何知識分子會走向極端，一窩蜂支持那些看來漏洞百出的「思想」？
朱家安／左派作家、被這本書批評到的人
李柏翰／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副教授
周偉航／新媒體（人渣文本）主筆
蔡至哲／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學者
——一致推薦
❓社會上的知識菁英為何常擁護某些謬論？為何一段時間過後，
他們轟轟烈烈支持的理念還常被發現不合時宜，甚至根本違背常理？
回顧20世紀，不少西方知識菁英枉顧常識、倫理與事實證據，去支持一些事後看來荒謬的政策或意識形態，
讓今天的我們大感訝異、不解其中緣由。本書要試圖論證：知識、智商與論述能力非但無法避免犯錯，
甚至可能更容易使人誤入歧途！法國新生代社會評論家賽繆爾．菲圖西在書中援引喬治．歐威爾、
強納森．海德特、史迪芬．平克、湯瑪斯．索威爾等多位思想家、學者的研究與洞見，
搭配認知科學與心理學的學術文獻、歷史資料、科學數據，藉以嚴正提醒讀者：手握愈大話語權的人，有時會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愈大的破壞。
我們會看到，知識分子常執著於某種意識形態或信念，死抱著結論不放，甚至引用謬誤論點為其辯護。
↪反極權主義的諷刺作品《動物農莊》曾遭親共人士退稿，歷經萬難終於出版後，喬治．歐威爾在序言寫道：「英國知識分子已對蘇聯生出一種國族忠誠心，對他們而言，去質疑睿智的史達林就是一種大不敬。」
↪「否認」、「一廂情願」也是知識分子常犯的毛病；例如在1930年代初期，英、法兩國知識分子對納粹擴張不以為意，還在媒體上打趣或輕描淡寫希特勒與納粹黨，這就好比「愈害怕罹患某種疾病，愈不去醫院做相關檢查」，最終鑄成大錯。
↪在美國，喬治．佛洛伊德事件後，最支持削減警察預算、對執法機構敵意最明顯的，正是最富裕的人；與高社經地位族群相較，低收入公民遭竊盜或人身攻擊的機率高出了七倍。生活無虞之人高調社會倡議而衍生出的成本，往往不會反射到自身上。
↪我們正面臨高學歷人口過剩：以美國而言，新聞相關科系每年畢業人數已超過全國記者總數。若放眼整體社會科學領域，許多這類出身人士從事的新興職業（如「敏感度審閱員」、「性別官僚」）或可解釋近年矯枉過正的意識形態審查、不健康的公共辯論環境與取消文化。
一個社會的主流信念往往並非出自嚴謹的理性思辨，而是各種主觀造成的動態結果。作者認為這就是人性，我們能做的唯有保持警覺。因為很不幸──知識分子的某些奇思異想未必只會停留在紙上談兵這一步，而嚴重的後果卻是社會全體得要承擔。
▍好評推薦
這本書有什麼問題？
○ 人身攻擊
○ 暴力內容
● 我不喜歡我出現在書裡
這本書主張，現代社會科學社群之所以被左派占據，有其背景因素。最簡化地說：左派改造社會的傾向帶來學術題目，再帶來學術傳統，然後從眾效應啟動——咻啪！一個充滿左派的社會科學領域就誕生了！這本書引用人類認知機制和學術生態，來發展一個關於左派社群如何壯大的陰謀論，關心批判思考的人能讀到捷思╱偏誤的特定應用；右派能讓自己心情好一點；而左派則能當成一個挑戰，看看你能否說明：自己的政治思想真是自主的產物。
——朱家安／左派作家、被這本書批評到的人
不是說所有知識分子都會出錯。只是當議題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時，知識分子也同樣會被群體共識、身分投資與話語時尚帶偏。但他們卻因更有文化資本、更接近制度與輿論的中心，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把偏見包裝成真理、把荒謬包裝成進步、把破壞包裝成解放。就此而言，本書也是一部有關現代社會如何形成錯誤常識的書。
——蔡至哲／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學者
目錄
導言
第一部 知識分子腦袋裡在想什麼
第一章 理性的博弈
理性的運作有著理智所不知道的理由
知識分子腦袋裡的理性博弈
知識分子、他們的社會身分認同以及真相的代價
意識形態囚徒的困境
第二章 把智力用在自我欺騙
人類怎麼運用智力
歲月變遷與錯誤
信念的連環扣和同向化現象
會帶來什麼後果？
知識分子怎麼樣將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
第二部 是什麼導致盲目
第三章 為什麼知識分子睜眼卻看不見
偏袒偏誤
抗拒面對事實的心態從何而來
知識分子難以見其所見
見其所見：亞瑟・柯斯勒的旅程
為什麼知識分子會接受錯誤的論點（並否決正確的論點）
第四章 否認的舒適圈
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
對駁斥自身觀點的論據視而不見
第三部 學歷光環在褪色
第五章 大學成了非理性的殿堂？
文憑的普及化
非理性的殿堂
自我參照的學術界？
出了大學之後？
高學歷者過剩？
指的是哪些行業？
第四部 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
第六章 知識分子的信念
由上而下的社會工程
批判他們所在的社會
對人性的某種觀點
輕蔑普通人？
理解的必要
忽視知識的分散性
拒絕權衡取捨
第七章 為什麼知識分子會與侵略者同一鼻孔出氣
史達林、普丁、辛瓦與希特勒握有自主選擇權嗎？
誰該為同化失敗負責？
公正世界偏誤和自我厭惡
第八章 對大眾階級有害的荒謬觀念究竟帶來什麼好處？
荒謬觀念可以讓一個意識形態社群更緊密團結
對大眾階級有害的信念？
第五部 知識分子與公眾輿論
第九章 菁英的影響力
在理論上，菁英具有的影響力
在實務上，菁英具有的影響力
一小群知識分子改變得了歷史進程嗎？
第十章 輿論的可塑性
棘輪效應
我們每個人都是丹布勒斯嗎？
合理化意謂改變信念。意識形態會自行延續
我們今日走上的這條道路
即使是荒誕的言行，也能被合理化
道德的可塑性
結論
謝詞
第一部 知識分子腦袋裡在想什麼
第一章 理性的博弈
理性的運作有著理智所不知道的理由
知識分子腦袋裡的理性博弈
知識分子、他們的社會身分認同以及真相的代價
意識形態囚徒的困境
第二章 把智力用在自我欺騙
人類怎麼運用智力
歲月變遷與錯誤
信念的連環扣和同向化現象
會帶來什麼後果？
知識分子怎麼樣將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
第二部 是什麼導致盲目
第三章 為什麼知識分子睜眼卻看不見
偏袒偏誤
抗拒面對事實的心態從何而來
知識分子難以見其所見
見其所見：亞瑟・柯斯勒的旅程
為什麼知識分子會接受錯誤的論點（並否決正確的論點）
第四章 否認的舒適圈
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
對駁斥自身觀點的論據視而不見
第三部 學歷光環在褪色
第五章 大學成了非理性的殿堂？
文憑的普及化
非理性的殿堂
自我參照的學術界？
出了大學之後？
高學歷者過剩？
指的是哪些行業？
第四部 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
第六章 知識分子的信念
由上而下的社會工程
批判他們所在的社會
對人性的某種觀點
輕蔑普通人？
理解的必要
忽視知識的分散性
拒絕權衡取捨
第七章 為什麼知識分子會與侵略者同一鼻孔出氣
史達林、普丁、辛瓦與希特勒握有自主選擇權嗎？
誰該為同化失敗負責？
公正世界偏誤和自我厭惡
第八章 對大眾階級有害的荒謬觀念究竟帶來什麼好處？
荒謬觀念可以讓一個意識形態社群更緊密團結
對大眾階級有害的信念？
第五部 知識分子與公眾輿論
第九章 菁英的影響力
在理論上，菁英具有的影響力
在實務上，菁英具有的影響力
一小群知識分子改變得了歷史進程嗎？
第十章 輿論的可塑性
棘輪效應
我們每個人都是丹布勒斯嗎？
合理化意謂改變信念。意識形態會自行延續
我們今日走上的這條道路
即使是荒誕的言行，也能被合理化
道德的可塑性
結論
謝詞
試閱
▌知識分子怎麼樣將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
認知科學領域中的許多研究都顯示，我們替自己的決定（比如替自己的主張）找的理由通常是事後才形成的合理化解釋；它們並不是先前促成那些決定的原因。尤其我們用來解釋某個行為的理由，有時不過是藉口，我們用它們來向別人和向自己掩飾那些真正的、並沒那麼高尚的動機（社交上的從眾、自私、懦弱……）。有句諺語說，人做一件事往往有兩個理由：一個是聽起來好聽的理由，另一個是真正的理由。舉個例子，在一項研究實驗中，每位受試者得把一筆錢分給自己和一位同伴，同時也要回答他是否認為對方在前一個小時內曾做出利他行為。結果如下：在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選擇把所有錢都留給自己的受試者，最可能認為他們的同伴是自私的。換句話說，他們把自己欠缺仁慈心的行為合理化，包裝成一種對他人不良行為的正當、甚至正直的回應。雷韋爾說得一針見血：「人類的一大本領，就是為不正當的行為編造出高尚的動機。」
可以想見，最聰明的人就是替那些各種各類行為找到正當理由的人。知識分子是最高明的偽善者。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過：「人具有推理能力是方便的事，因為我們能夠靠它找出理由或編造出理由來為我們想做的任何事辯護。」
以美國一所大學的進步派學生為受試者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請他們回答是否認為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一百個人是道德的。研究者給一半學生的情況版本是殺死一個黑人來拯救一百個白人；給另一半學生的情況版本是殺死一個白人來拯救一百個黑人。就前一種情況，學生大多認為這麼做不道德，並以「不可殺人」是無條件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來說明自己做的選擇。就後一種情況，學生大多則認為這麼做是道德的，而理由就是基於「最多數人的最大好處」這種功利主義道德計算。兩方都在捍衛自己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但援引的原則恰恰南轅北轍。可以想見，因為知識分子比其他人更擅長道德推理（例如，可以在結果優先還是義務優先之間隨時切換），他們也更善於把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在一九四○年代，波娃為蘇聯政權的「大清洗、流放及濫權」辯護，高舉的理由是「要評斷一個手段，不能不看它的目的，那是採用它的意義所在」。她寫道，史達林殺害政治反對派「的確是一樁醜聞，但如果這是為了使一個改善廣大人民命運的政權能穩定延續，那麼此等做法並不無意義與道理……也許此項舉措僅僅代表任何積極建設過程中必要的失敗部分。」歐威爾曾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深受進步派知識分子喜愛的《新聞編年史日報》（News Chronicle）刊登了德國人把俄國人吊死的照片，表達出對這種野蠻行徑的譴責。兩年後，同一家日報刊登了俄國人把德國人吊死的照片，表達的卻是熱切的褒揚，該報還鼓勵讀者到電影院觀賞行刑的影片。歐威爾也說：「當任何一種做法：酷刑、劫持人質、強迫勞動、大規模驅逐、未經審判的監禁、偽造、暗殺、轟炸平民，是由我們這一方採行時，它的道德色彩都會幡然改變。」
順帶一提，人把現實扭曲為對自己有利的這種能力，並不是為結果論道德觀（基於對我們行為後果的計算），而是為康德道德觀（基於對若干原則的不可妥協奉行）提供了有力論據。為什麼？因為每個人往往都認為自己的行為，無論是什麼行為，其結果都會是正面的（自己的自私是懲罰了自私者；自己的暴力是打擊了不公不義；自己的偷竊是懲罰了貪婪的資本主義等等。）羅素寫道：「一個希望以某種方式行動的人，他會說服自己這樣做就是完成一件好事。他判斷事實和機率的方式與那些抱持相反願望的人都截然不同。」當然，集體也會做出這些合理化行為，這就是為什麼人類每每是以善之名犯下惡行，正因為如此，雷韋爾的這段話說得極是：「一個社會用來當自我辯護理由的意識形態，不應該用來當作評斷該社會的依據，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不應該用來當作評斷他這個人的依據。」再者，波娃以共產主義「積極建設」的名義來將那種殺害政治反對派的行徑合理化時，她並沒有明確說明應該由誰（以及根據哪些標準）來進行成本效益計算，應該由誰來在人命價值與政治目標之間做出權衡。似乎一切就交由暴君自行裁斷。因此，這位哲學家的說法，無異於把任何獨裁者打著崇高理念的名義而行使的任何暴力（意思就是任何獨裁者行使的任何暴力）統統正當化了。結果論道德觀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就算一個人做某個行為的出發點沒有惡意，但他可能對效益的計算並不在行。波娃認為蘇聯的共產主義將會「改善廣大人民命運」；但它實際上導致了兩千萬人喪命。
從更廣的層面來看，我們也許應該提防某些修辭術，因為那些巧妙言辭有時很可能會讓某些大有問題的澎湃激情顯得正當（或起碼擔保了它們在道德上的合宜性）。如果成功者「剝削」了其他人，那麼憤恨和嫉妒就是合理的。（對康奎斯特來說，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重要的心理效用：它「為富人掠奪窮人這個簡單的主張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如果某個群體操縱仇恨來為己方謀利，那麼這種仇恨就會變成是道德的。如果現狀是一種壓迫，那麼動用肢體暴力就是一種抵抗行動。如果破壞和劫掠是對不公不義的不平之鳴，那麼就是值得嘉許的。如果反抗自由是一種掙脫資產階級成規樊籠的反叛行為，那麼就是值得讚賞的。把懦弱偽裝成和平主義的話，那麼這樣就是英勇的。把戰爭描述成一種去納粹化行動的話，那麼入侵一個主權國家就成了自衛行為。歐倫多夫這位納粹「特別行動隊」（導致超過一百萬名猶太人被槍殺）分隊隊長（他亦是傑出的經濟學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把自己的暴行合理化，稱之為……正當防衛：「蘇聯企圖攻打我們。要阻止他們進攻，我們就得先下手為強……大家都知道猶太人支持布爾什維克。所以我們也得殺掉他們……為了長久保障國家的安全，我們也殺掉孩子。」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 寫道，「從古至今，盲目的刺客總是將被害者視為他得不顧一切對抗的迫害者，最強大的帝國總是將最弱的鄰國視為它不除不快的威脅，然後發動攻擊。人存心要做一件事時，總是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
認知科學領域中的許多研究都顯示，我們替自己的決定（比如替自己的主張）找的理由通常是事後才形成的合理化解釋；它們並不是先前促成那些決定的原因。尤其我們用來解釋某個行為的理由，有時不過是藉口，我們用它們來向別人和向自己掩飾那些真正的、並沒那麼高尚的動機（社交上的從眾、自私、懦弱……）。有句諺語說，人做一件事往往有兩個理由：一個是聽起來好聽的理由，另一個是真正的理由。舉個例子，在一項研究實驗中，每位受試者得把一筆錢分給自己和一位同伴，同時也要回答他是否認為對方在前一個小時內曾做出利他行為。結果如下：在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選擇把所有錢都留給自己的受試者，最可能認為他們的同伴是自私的。換句話說，他們把自己欠缺仁慈心的行為合理化，包裝成一種對他人不良行為的正當、甚至正直的回應。雷韋爾說得一針見血：「人類的一大本領，就是為不正當的行為編造出高尚的動機。」
可以想見，最聰明的人就是替那些各種各類行為找到正當理由的人。知識分子是最高明的偽善者。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過：「人具有推理能力是方便的事，因為我們能夠靠它找出理由或編造出理由來為我們想做的任何事辯護。」
以美國一所大學的進步派學生為受試者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請他們回答是否認為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一百個人是道德的。研究者給一半學生的情況版本是殺死一個黑人來拯救一百個白人；給另一半學生的情況版本是殺死一個白人來拯救一百個黑人。就前一種情況，學生大多認為這麼做不道德，並以「不可殺人」是無條件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來說明自己做的選擇。就後一種情況，學生大多則認為這麼做是道德的，而理由就是基於「最多數人的最大好處」這種功利主義道德計算。兩方都在捍衛自己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但援引的原則恰恰南轅北轍。可以想見，因為知識分子比其他人更擅長道德推理（例如，可以在結果優先還是義務優先之間隨時切換），他們也更善於把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在一九四○年代，波娃為蘇聯政權的「大清洗、流放及濫權」辯護，高舉的理由是「要評斷一個手段，不能不看它的目的，那是採用它的意義所在」。她寫道，史達林殺害政治反對派「的確是一樁醜聞，但如果這是為了使一個改善廣大人民命運的政權能穩定延續，那麼此等做法並不無意義與道理……也許此項舉措僅僅代表任何積極建設過程中必要的失敗部分。」歐威爾曾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深受進步派知識分子喜愛的《新聞編年史日報》（News Chronicle）刊登了德國人把俄國人吊死的照片，表達出對這種野蠻行徑的譴責。兩年後，同一家日報刊登了俄國人把德國人吊死的照片，表達的卻是熱切的褒揚，該報還鼓勵讀者到電影院觀賞行刑的影片。歐威爾也說：「當任何一種做法：酷刑、劫持人質、強迫勞動、大規模驅逐、未經審判的監禁、偽造、暗殺、轟炸平民，是由我們這一方採行時，它的道德色彩都會幡然改變。」
順帶一提，人把現實扭曲為對自己有利的這種能力，並不是為結果論道德觀（基於對我們行為後果的計算），而是為康德道德觀（基於對若干原則的不可妥協奉行）提供了有力論據。為什麼？因為每個人往往都認為自己的行為，無論是什麼行為，其結果都會是正面的（自己的自私是懲罰了自私者；自己的暴力是打擊了不公不義；自己的偷竊是懲罰了貪婪的資本主義等等。）羅素寫道：「一個希望以某種方式行動的人，他會說服自己這樣做就是完成一件好事。他判斷事實和機率的方式與那些抱持相反願望的人都截然不同。」當然，集體也會做出這些合理化行為，這就是為什麼人類每每是以善之名犯下惡行，正因為如此，雷韋爾的這段話說得極是：「一個社會用來當自我辯護理由的意識形態，不應該用來當作評斷該社會的依據，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不應該用來當作評斷他這個人的依據。」再者，波娃以共產主義「積極建設」的名義來將那種殺害政治反對派的行徑合理化時，她並沒有明確說明應該由誰（以及根據哪些標準）來進行成本效益計算，應該由誰來在人命價值與政治目標之間做出權衡。似乎一切就交由暴君自行裁斷。因此，這位哲學家的說法，無異於把任何獨裁者打著崇高理念的名義而行使的任何暴力（意思就是任何獨裁者行使的任何暴力）統統正當化了。結果論道德觀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就算一個人做某個行為的出發點沒有惡意，但他可能對效益的計算並不在行。波娃認為蘇聯的共產主義將會「改善廣大人民命運」；但它實際上導致了兩千萬人喪命。
從更廣的層面來看，我們也許應該提防某些修辭術，因為那些巧妙言辭有時很可能會讓某些大有問題的澎湃激情顯得正當（或起碼擔保了它們在道德上的合宜性）。如果成功者「剝削」了其他人，那麼憤恨和嫉妒就是合理的。（對康奎斯特來說，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重要的心理效用：它「為富人掠奪窮人這個簡單的主張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如果某個群體操縱仇恨來為己方謀利，那麼這種仇恨就會變成是道德的。如果現狀是一種壓迫，那麼動用肢體暴力就是一種抵抗行動。如果破壞和劫掠是對不公不義的不平之鳴，那麼就是值得嘉許的。如果反抗自由是一種掙脫資產階級成規樊籠的反叛行為，那麼就是值得讚賞的。把懦弱偽裝成和平主義的話，那麼這樣就是英勇的。把戰爭描述成一種去納粹化行動的話，那麼入侵一個主權國家就成了自衛行為。歐倫多夫這位納粹「特別行動隊」（導致超過一百萬名猶太人被槍殺）分隊隊長（他亦是傑出的經濟學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把自己的暴行合理化，稱之為……正當防衛：「蘇聯企圖攻打我們。要阻止他們進攻，我們就得先下手為強……大家都知道猶太人支持布爾什維克。所以我們也得殺掉他們……為了長久保障國家的安全，我們也殺掉孩子。」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 寫道，「從古至今，盲目的刺客總是將被害者視為他得不顧一切對抗的迫害者，最強大的帝國總是將最弱的鄰國視為它不除不快的威脅，然後發動攻擊。人存心要做一件事時，總是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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