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勞動新藍圖

導讀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青年就業，在台灣，是一必須加以嚴肅面對的問題，不論對於何一社會行動者而言。社會要永續發展，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種生活領域中，青年問題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如果青年世代是困窘的、艱難的、對於未來是渺茫的，社會必然存在難以正面發展的結構困境，而在其中，代表著經濟生存基礎的就業問題，顯然更為重要。

就從相關的青年就業事實說起吧。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以2014年10月的數字為據，台灣20至24歲的年輕人，有10.5萬人失業，失業率為13.62%，25至29歲者，失業人數為9.4萬，失業率6.68%，30至34歲則仍有6.9萬人沒有工作，失業率為4.04%，而35至39歲的「熟青年」，也仍有5.2萬人處於失業狀態中，失業率仍有3.22％。如果以同時間台灣平均失業率3.95%觀之，可以發現，不但25至34歲這個年輕族群的失業率，明顯高於台灣國民的平均值，而且在20至24歲應屬甫踏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中，竟有四倍於所有勞動者的失業數字，如果再聚焦於這些觀察上多屬初次尋職者的群體，同時間之2014年10月，仍有11.1萬青年人尚未找到工作，約佔總失業人口45.7萬人之24.3%，接近四分之一強，吾人已經可以如此斷語：台灣的青年，失業問題不可謂不嚴重。

在青年失業問題的嚴峻之餘，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觀察者所說的「Yo-Yo轉銜」（Yo-Yo-Übergänge）現象：相較於過去習以為常之「生命週期」，求學－就業－晉升－成家－退休，一個所謂「線性與正軌（Linearitätund Normalität）」，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不停變換與紊亂的上下起伏（Auf-undAb-bewegung），年輕族群所面對的，可能是一種在自營作業與從屬性勞動、在年輕與成年地位（zwischenSelbständigkeitundAbhängigkeit,zwischen JugendstatusundErwachsenenstatus）之間的不規則游移與過渡，淪為危險的、隨時翻轉的、無從預見與計畫的轉銜；在此，國家顯然處於尷尬地位：為了協助年輕族群踏入勞動市場，國家推動許多的促進就業計畫，以減少青年的經濟困窘，立意自然良善，但如以結論論斷，國家諸如之類的促進青年就業作為，經常帶來「失業與教育問題」的混雜，產生更多的所謂「等待區間」（Warteschleifen），最後可能將明明是結構性的青年就業勞動、乃至於生涯發展問題，變成個人不幸或不努力，反將問題原因個別化，將多數青年人的被迫與毫無選擇，例如中斷就業、回到學校，解讀為青年個人的自由意志選擇，觀察視野可能遺憾地變為所謂社會資本，僅聚焦於個別歧異的物質、社會與個人資源問題，錯失了結構性的議題化契機。簡單的說，我們看到了問題，卻誤會了成因：我們將這種青年族群的不斷游移於就業與教育之間，歸因於個人的「不夠優秀」或「肯定其願意進修」，不斷地用累積與發展社會資本的概念與講法，加以鼓勵或責難，卻完全忽視背後真正的勞動市場因素。

不論失業或是前述的不穩定轉銜與過渡，青年族群可能面臨的結構性危機，無疑就是社會排除（soziale Exklusion）：簡言之，「喪失一定的社會與政治參與機會」，就是社會排除，更重要的是，如此之社會或政治參與，對於遭排除之個人與群體而言，通常具有一定程度之重要性，不論在政治、經濟、勞動、文化、教育等場域，甚至攸關當事者之生活與存續。從應然的規範面出發，納入與排除（InklusionundExklusion）之社會分析，總是以「特定個人與群體不應遭排除」作為前提，然後去進行實體面的觀察與分析，也因此，雖然性質上偏向社會學式的認識典範，但是，納入與排除概念之運用，卻同樣無法逃避作為前端的規範性內涵之建構與確立，不論它叫做自然法下的天賦人權、國際法秩序中的國際人權，亦或內國憲法保障下的基本權利。納入與排除，在二次大戰後的歐美國家中，一直伴隨著社會的發展，不論早期的諸如有色人種、遊民、愛滋病患、長期失業者、移民，或是1980年代末期在美國開始受到關注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再稍晚出現在法國之所謂遭排擠/排除者（exclusion）、德國的社會寄生蟲（Überflüssige），乃至於全球化時代的新貧（workingpoor,NeueArmut），不同的古典與新興型態，不斷的敘述著遭排除於重要社會過程之外，努力而困頓的尋求「納入」之道的個人與群體。而在當代，青年，顯然是無從逃避的這些個人與群體。如果說，因為失業或僅得從事微薄就業，造成7項安全的無以為繼：勞動市場、僱用、就業、工作、技術能力、所得與利益代表，淪入社會排除之列，青年之前景當然堪慮。

法國社會學家RobertCastel，從所謂「社會區塊」（gesellschaftlicheZonen）出發，分析社會納入與排除的真相，可以讓吾人從另一角度觀察青年族群的問題；Castel認為，從縱切面來說，「僱傭勞動」、「社會關係」與「市民地位」等三個準軸，可以依據每個社會成員參與實況暨可能性的不同，區別為程度不一的三個橫切面：

•「整合區」（ZonederIntegration）：在其中的社會成員，享有高度的勞動市場穩定性，連帶的享有高程度的生活水平與社會權利，社會關係充滿溫暖、感性與良善美意，雖然僱傭勞動負荷不輕，又有彈性化之壓力，但相對的其個人亦有較大之自由形成空間。整合區內的成員亦當無從避免危機，所得日漸有停滯風險，社會保障不再絕對，下一代的機會將很大程度取決於教育；

•「危險區」（ZonederVerwundbarkeit）：在其中的社會成員，已不再擁有僱用的穩定性，勞動市場上的危機連帶影響與威脅其社會網絡，社會保障之權利越來越受到限制，未來越發迷惘而不可測，個人與家庭之財務風險日增，生涯充斥不安與波動，易言之，「很容易受傷害」；

•「排除區」（ZonederAusgrenzung）：其中的社會成員持續性的不存在僱傭勞動，或僅有斷裂而短暫的、薪資低而無甚保障之微薄勞動，不存在因就業勞動而受普遍肯認之社會正面角色，社會網絡與關係趨向個人孤獨化或僅存在於相同命運者之間，越來越依賴國家制度性而帶有制裁權限之扶助，不論市場或國家都無法使其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

從Castel的闡釋可發現，青年族群，台灣的也不例外，顯然是危險區與排除區的受威脅群體，而青年作為一世代（Generation），如果遭逢之處境如此，則國家應該如何看待？政治學者BertholdVogel在討論青年微薄工作時，提出觀察，直言青年人的微薄工作，事實上都是政治決定的產物，並非產業部門或勞動市場自然而不可逆的發展結果，那麼，站在一「青年勞動政策」的角度，應提出何等之要求與方向，在面對前述如此嚴峻的就業情勢呢？諸位所看到的這一本小冊子，就是由此基底所出發的嘗試。

李健鴻聚焦於非典型勞動，特別是台灣社會怵目驚心的勞動派遣，別忘了，台灣數十萬派遣勞工中，有接近四成的比例是年輕人，在這被稱之為當代彈性剝削象徵的就業僱用形式，由於欠缺法律的詳細規範與保障，加上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勞動權利難以貫徹」之結構性困境，使得它在本地更形惡名昭彰，代表著青年族群晦暗的勞動未來。不能也不該再等待，李健鴻呼籲必須提出一正確的勞動派遣政策藍圖，他以制定專法為指向，提出應該有確保派遣勞工的就業安定、保障派遣勞工的勞動權益、明訂要派單位的雇主責任、正面表列派遣進用行業、建立派遣業的管理規範等五項立法原則，值得吾人深思。彈性安全的思維，必須適切地貫穿入勞動派遣的實踐中，這是李健鴻帶給我們的最深刻建議。

寡占經濟與勞動套利，是造成台灣青年勞動族群低薪化的最重要成因，洪敬舒認為，青年低薪有其結構性成因，不只是來自於技能錯置的矛盾政策，更重要的是勞動與政策套利，貧窮化成為青年最嚴重的危機，更將進一步延伸至家庭與社會領域，根本動搖台灣社會的現在與未來。該怎麼辦呢？洪敬舒直言，請放棄無效的加薪政策，力斥針對加薪的反動修辭，以提高最低工資，採取兩段式基本工資，同時阻擋作為套利元凶的無效率企業補貼與租稅減免，檢討資源投放的對象與效益，將具有創新經濟的中小企業、其他提供優質就業機會的企業，列為新政策的扶植對象，才能替台灣找到新世紀所需要的前導性競爭能量。改變作為國家危機的青年低薪，請先從正視問題、正確了解成因開始，洪敬舒說，如此方能改變政策內涵，重新找到新的方向。

同樣面對青年低薪問題，陳錦稷/黃義銓大膽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出所謂員工薪酬友善計畫，包括修正基本工資調漲公式，健全工資審議機制，擴充企業薪酬委員會職能，增設勞工代表等數個階段與方式，特別是後者，陳錦稷/黃義銓主張，落實企業內部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