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典分析合輯（二冊）:《祕密外交》、《戰爭大幻象》
Secret Diplomacy: How Far Can It Be Eliminated? +The Great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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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套書組合：《祕密外交》、《戰爭大幻象》共二冊
《祕密外交》
當祕室交易才是國家間外交的「惡靈」，世界會走向和平還是通往戰場？
──理解國際政治與陰陽面向的一部歷史批判之書──
│書評推薦│
《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成功區分了外交手段的保密與外交政策的保密，並對後者提出了嚴厲譴責。
《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為戰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提供了歷史哲學的基礎。
保羅．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經典著作《祕密外交》（Secret Diplomacy: How Far Can It Be Eliminated?）於1922年出版，深入剖析祕密外交在國際關係上的必要性。全書回顧外交制度的歷史背景，從十八世紀一路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並對長期主導國際外交的祕密運作方式提出嚴厲批判。
1919年，原為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眼見美國為了換取日本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妥協，犧牲中國利益，從那時起，他便卸下美國外交官的身分，不再與之為伍。或許正是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戰後的震撼，芮恩施才真正看清祕密外交的危險。他知道歐洲列強在檯面下簽訂密約、交換利益，讓無數人民為此付出代價。即使戰後高喊「公開外交」與和平理想，各國仍舊難以擺脫舊式權力政治的陰影。芮恩施以親歷者的視角指出，祕密外交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壞習慣，更是一把反覆引爆衝突的隱形導火線；若不加以約束，世界仍可能再次被拖入災難之中。
在本書中，作者以歷史階段為線索展開論述：從十八世紀歐洲傳統的外交策略談起，逐步剖析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同時期的演變與影響：
‧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維也納會議
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列強在維也納會議中重新劃分權力版圖，建立起以「勢力均衡」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表面上，這套體系成功避免了大規模戰爭；實際上，歐洲和平卻是由少數君主與外交官在密室中協商維繫，讓祕密外交以「維持秩序」的名義下，逐步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
‧政治強人主導的外交策略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外交進入由政治強人主導的時代。拿破崙三世善於以隱密協議操縱國際局勢；迪斯雷利在英國帝國擴張中靈活運用私下談判；俾斯麥則以精密的祕密結盟與外交算計，完成德意志統一。芮恩施透過三位關鍵人物，展示祕密外交如何成為權力政治的利器，也揭示個人意志在缺乏公開監督下，對歐洲命運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三國同盟外交與摩洛哥危機
十九世紀末成立的三國同盟，使歐洲正式進入以祕密軍事承諾為核心的結盟時代。各國在公開聲明之外，暗中簽署相互支援的協定，而摩洛哥危機則成為這種外交模式的危險試驗場。從只是局部的殖民爭端，因密約與強權角力而屢次升高為國際危機，祕密結盟讓歐洲局勢變得高度不穩定，並一步步逼近全面衝突。
‧協約國外交
二十世紀初，英法俄之間形成協約體系，表面上強調理解、合作與和平，但其背後同樣存在不為公眾所知的戰略默契。與三國同盟相對峙的協約國外交，使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導致任何局部衝突都可能擴大。即便在較為溫和的外交語言包裝下，祕密承諾仍持續左右國際局勢，最終將歐洲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歷史長河中，芮恩施看到「祕密外交」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為，既然外交會議已成為討論與解決國際事務的慣常機制，如何在「保密」與「公開」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他也在書中指出，或許有人會將私人企業治理的經驗套用在公共事務上，在商業策略上董事會討論的議題無須公開，那麼外交談判當然也不應公諸於眾，只是企業的利益考量是否適用於攸關公眾利益的準則？值得深入探討。
當人類已經在多次的戰爭中學到教訓，付出慘痛的代價，理論上應該會跳出這個惡性循環，殊不知歷史的巨輪總是一次又一次的輾壓著我們，不管是遠在19世紀的一次世界大戰，抑或是當前日趨緊張的地緣政治，坐上權力高位者總能在幕後伸出大手，悄然操控世界的走向。放眼現今政治局勢，當「祕密」二字不再只存在於外交談判，而是滲入各國治理與公共決策之中，真相被精心設計的表象所遮蔽，多數人只能在被安排好的劇本裡生活，直到某一刻才驚覺，自己始終未曾真正參與決定命運的過程。
時至今日，國際間的外交策略究竟已經跳脫密室政治的迴圈，抑或是一同沉淪，變本加厲的利用資訊落差，操控民眾輿論，造成人民更大的混淆，或許，唯有回到芮恩施的思考起點，重新檢視外交與權力應受的監督機制，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後，可以對當代國際政治的運作邏輯，有更清楚而清晰的理解。
《戰爭大幻象》
│史上唯一一位因為一部著作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上世紀初全球暢銷逾百萬冊，譯為10餘種語言版本│
“戰利品不會帶來真正的國家財富，刺刀與軍艦也得不到國際信用”
一本被輕忽的國際關係名著，一部成功預言卻被嘲諷為無效勸說的和平呼籲！
本書最早的版本出版於1909年，旨在解答人類史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戰爭因何而起？各國為何求戰？
雄辯滔滔的政治撰稿人及記者安吉爾以「戰爭在經濟上純屬徒勞」為核心論點，力圖阻止歐陸滑向毀滅；四年後一戰爆發後，許多世人反以「安吉爾錯了」草率對這本書嘲諷。
但1914年後的戰壕與停戰條約，恰恰驗證了他的預言——德國雖一度佔領法國比利時，卻無法掠奪其信用、貿易與產業能力；勝方同盟國亦未因「征服」而致富，反陷入債務與動盪，也埋下了二次大戰的遠因。
其實安吉爾的思想，在戰前已實際介入政策實踐並廣泛被各強國討論。
法國殖民部曾兩、三次公開援引本書法文初版，強調其主張；在法國參議院會議中，預算報告人更「長篇引用本書，並以極大篇幅闡釋其核心論點」。
當殖民帝國開始質疑「殖民地必須服從母國財政綁架」的常識，並以「相互繁榮」取代「單向榨取」，正是《大幻象》所倡「經濟相互依存」原則的具體實踐。
本書的立論也源於作者超越帝國主義時代掠奪思維，對經濟本質的洞察：國家真正的財富已非土地與黃金，而是植根於信用、契約與分工網絡的「無形結構」；而「心理準備金」（psychological reserve）——「世代誠信累積的無形資本」——比艦隊與砲臺更真實地守護一國繁榮。
時至今日「大幻象」從未消失，它只是更換了修辭——全球各國的強硬派人士仍認為爭搶「陽光下的領土」（現已轉為「科技自主」「供應鏈安全」「數位主權」等）符合本國利益，否則敵對國家必然出手……；只要我們仍將國家擬人化為鬥爭巨靈，只要政策論述仍混淆「軍事可能」與「經濟理性」，「大幻象」便會一再重生。
安吉爾特別想探討的是，為何歐洲各國總是劍拔弩張、兵戎相見。他駁斥了「軍事力量能創造更多財富」的觀點，提出唯有在軍事衝突缺席的情況下，以貿易和契約法為基礎的先進經濟體制才能創造價值。
戰爭只會摧毀征服者企圖掠奪的財富，使整個征戰行動毫無意義。若能深刻理解這點，戰爭便無存在必要。研讀歷史、政治學與和平研究的學子，將在這部經典著作中找到諸多值得深思與辯論的觀點。
本書也國際關係中「複雜依存理論」的代表作之一。
《祕密外交》
當祕室交易才是國家間外交的「惡靈」，世界會走向和平還是通往戰場？
──理解國際政治與陰陽面向的一部歷史批判之書──
│書評推薦│
《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成功區分了外交手段的保密與外交政策的保密，並對後者提出了嚴厲譴責。
《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為戰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提供了歷史哲學的基礎。
保羅．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經典著作《祕密外交》（Secret Diplomacy: How Far Can It Be Eliminated?）於1922年出版，深入剖析祕密外交在國際關係上的必要性。全書回顧外交制度的歷史背景，從十八世紀一路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並對長期主導國際外交的祕密運作方式提出嚴厲批判。
1919年，原為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眼見美國為了換取日本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妥協，犧牲中國利益，從那時起，他便卸下美國外交官的身分，不再與之為伍。或許正是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戰後的震撼，芮恩施才真正看清祕密外交的危險。他知道歐洲列強在檯面下簽訂密約、交換利益，讓無數人民為此付出代價。即使戰後高喊「公開外交」與和平理想，各國仍舊難以擺脫舊式權力政治的陰影。芮恩施以親歷者的視角指出，祕密外交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壞習慣，更是一把反覆引爆衝突的隱形導火線；若不加以約束，世界仍可能再次被拖入災難之中。
在本書中，作者以歷史階段為線索展開論述：從十八世紀歐洲傳統的外交策略談起，逐步剖析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同時期的演變與影響：
‧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維也納會議
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列強在維也納會議中重新劃分權力版圖，建立起以「勢力均衡」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表面上，這套體系成功避免了大規模戰爭；實際上，歐洲和平卻是由少數君主與外交官在密室中協商維繫，讓祕密外交以「維持秩序」的名義下，逐步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
‧政治強人主導的外交策略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外交進入由政治強人主導的時代。拿破崙三世善於以隱密協議操縱國際局勢；迪斯雷利在英國帝國擴張中靈活運用私下談判；俾斯麥則以精密的祕密結盟與外交算計，完成德意志統一。芮恩施透過三位關鍵人物，展示祕密外交如何成為權力政治的利器，也揭示個人意志在缺乏公開監督下，對歐洲命運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三國同盟外交與摩洛哥危機
十九世紀末成立的三國同盟，使歐洲正式進入以祕密軍事承諾為核心的結盟時代。各國在公開聲明之外，暗中簽署相互支援的協定，而摩洛哥危機則成為這種外交模式的危險試驗場。從只是局部的殖民爭端，因密約與強權角力而屢次升高為國際危機，祕密結盟讓歐洲局勢變得高度不穩定，並一步步逼近全面衝突。
‧協約國外交
二十世紀初，英法俄之間形成協約體系，表面上強調理解、合作與和平，但其背後同樣存在不為公眾所知的戰略默契。與三國同盟相對峙的協約國外交，使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導致任何局部衝突都可能擴大。即便在較為溫和的外交語言包裝下，祕密承諾仍持續左右國際局勢，最終將歐洲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歷史長河中，芮恩施看到「祕密外交」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為，既然外交會議已成為討論與解決國際事務的慣常機制，如何在「保密」與「公開」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他也在書中指出，或許有人會將私人企業治理的經驗套用在公共事務上，在商業策略上董事會討論的議題無須公開，那麼外交談判當然也不應公諸於眾，只是企業的利益考量是否適用於攸關公眾利益的準則？值得深入探討。
當人類已經在多次的戰爭中學到教訓，付出慘痛的代價，理論上應該會跳出這個惡性循環，殊不知歷史的巨輪總是一次又一次的輾壓著我們，不管是遠在19世紀的一次世界大戰，抑或是當前日趨緊張的地緣政治，坐上權力高位者總能在幕後伸出大手，悄然操控世界的走向。放眼現今政治局勢，當「祕密」二字不再只存在於外交談判，而是滲入各國治理與公共決策之中，真相被精心設計的表象所遮蔽，多數人只能在被安排好的劇本裡生活，直到某一刻才驚覺，自己始終未曾真正參與決定命運的過程。
時至今日，國際間的外交策略究竟已經跳脫密室政治的迴圈，抑或是一同沉淪，變本加厲的利用資訊落差，操控民眾輿論，造成人民更大的混淆，或許，唯有回到芮恩施的思考起點，重新檢視外交與權力應受的監督機制，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後，可以對當代國際政治的運作邏輯，有更清楚而清晰的理解。
《戰爭大幻象》
│史上唯一一位因為一部著作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上世紀初全球暢銷逾百萬冊，譯為10餘種語言版本│
“戰利品不會帶來真正的國家財富，刺刀與軍艦也得不到國際信用”
一本被輕忽的國際關係名著，一部成功預言卻被嘲諷為無效勸說的和平呼籲！
本書最早的版本出版於1909年，旨在解答人類史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戰爭因何而起？各國為何求戰？
雄辯滔滔的政治撰稿人及記者安吉爾以「戰爭在經濟上純屬徒勞」為核心論點，力圖阻止歐陸滑向毀滅；四年後一戰爆發後，許多世人反以「安吉爾錯了」草率對這本書嘲諷。
但1914年後的戰壕與停戰條約，恰恰驗證了他的預言——德國雖一度佔領法國比利時，卻無法掠奪其信用、貿易與產業能力；勝方同盟國亦未因「征服」而致富，反陷入債務與動盪，也埋下了二次大戰的遠因。
其實安吉爾的思想，在戰前已實際介入政策實踐並廣泛被各強國討論。
法國殖民部曾兩、三次公開援引本書法文初版，強調其主張；在法國參議院會議中，預算報告人更「長篇引用本書，並以極大篇幅闡釋其核心論點」。
當殖民帝國開始質疑「殖民地必須服從母國財政綁架」的常識，並以「相互繁榮」取代「單向榨取」，正是《大幻象》所倡「經濟相互依存」原則的具體實踐。
本書的立論也源於作者超越帝國主義時代掠奪思維，對經濟本質的洞察：國家真正的財富已非土地與黃金，而是植根於信用、契約與分工網絡的「無形結構」；而「心理準備金」（psychological reserve）——「世代誠信累積的無形資本」——比艦隊與砲臺更真實地守護一國繁榮。
時至今日「大幻象」從未消失，它只是更換了修辭——全球各國的強硬派人士仍認為爭搶「陽光下的領土」（現已轉為「科技自主」「供應鏈安全」「數位主權」等）符合本國利益，否則敵對國家必然出手……；只要我們仍將國家擬人化為鬥爭巨靈，只要政策論述仍混淆「軍事可能」與「經濟理性」，「大幻象」便會一再重生。
安吉爾特別想探討的是，為何歐洲各國總是劍拔弩張、兵戎相見。他駁斥了「軍事力量能創造更多財富」的觀點，提出唯有在軍事衝突缺席的情況下，以貿易和契約法為基礎的先進經濟體制才能創造價值。
戰爭只會摧毀征服者企圖掠奪的財富，使整個征戰行動毫無意義。若能深刻理解這點，戰爭便無存在必要。研讀歷史、政治學與和平研究的學子，將在這部經典著作中找到諸多值得深思與辯論的觀點。
本書也國際關係中「複雜依存理論」的代表作之一。
目錄
《祕密外交》
引言
1/ 18 世紀舊式外交
2/ 舊式外交的通信
3/ 維也納會議之後
4/ 拿破崙三世、迪斯雷利與俾斯麥
5/ 三國同盟外交與摩洛哥危機
6/ 協約國外交
7/ 1914年的危機：俄國野心與巴爾幹半島危機
8/ 戰時協約國的祕密條約：《倫敦條約》及《二十一條要求》
9/ 轉變的希望遲遲未至：巴黎和會
10/ 公眾信任的崩塌
11/ 國會與外交事務
12/ 公眾與外交
13/ 絕對君主制的遺緒
14/ 美國的近期經驗
結語
簡短參考書目
《戰爭大幻象》
第1部 戰爭的經濟學分析
第一章 戰爭的經濟理由陳述
第二章 當代治國之道
第三章 大幻象
第四章 不存在的沒收
第五章 對外貿易與軍事力量
第六章 無用的賠償
第七章 擁有殖民地的方式
第八章 爭奪陽光所及之處
第2部 戰爭的人性與道德面
第九章 支持戰爭的心理論述
第十章 支持和平的心理論述
第十一章 不變的人性
第十二章 好戰的國家是否會接管地球？
第十三章 武力因素的式微：心理層面的影響
第十四章 國家擬人化：錯誤的類比與後果
第3部 戰爭的真實結局
第十五章 防禦與侵略的關係
第十六章 超越軍備的思想防禦
第十七章 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第十八章 解決之道
後記 回應出版前的歐洲近期事件
註釋
引言
1/ 18 世紀舊式外交
2/ 舊式外交的通信
3/ 維也納會議之後
4/ 拿破崙三世、迪斯雷利與俾斯麥
5/ 三國同盟外交與摩洛哥危機
6/ 協約國外交
7/ 1914年的危機：俄國野心與巴爾幹半島危機
8/ 戰時協約國的祕密條約：《倫敦條約》及《二十一條要求》
9/ 轉變的希望遲遲未至：巴黎和會
10/ 公眾信任的崩塌
11/ 國會與外交事務
12/ 公眾與外交
13/ 絕對君主制的遺緒
14/ 美國的近期經驗
結語
簡短參考書目
《戰爭大幻象》
第1部 戰爭的經濟學分析
第一章 戰爭的經濟理由陳述
第二章 當代治國之道
第三章 大幻象
第四章 不存在的沒收
第五章 對外貿易與軍事力量
第六章 無用的賠償
第七章 擁有殖民地的方式
第八章 爭奪陽光所及之處
第2部 戰爭的人性與道德面
第九章 支持戰爭的心理論述
第十章 支持和平的心理論述
第十一章 不變的人性
第十二章 好戰的國家是否會接管地球？
第十三章 武力因素的式微：心理層面的影響
第十四章 國家擬人化：錯誤的類比與後果
第3部 戰爭的真實結局
第十五章 防禦與侵略的關係
第十六章 超越軍備的思想防禦
第十七章 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第十八章 解決之道
後記 回應出版前的歐洲近期事件
註釋
序／導讀
《祕密外交》
引言
祕密外交是否為現代政治的惡靈？這股力量是否迫使各國長期處於潛在的敵對狀態，從而阻礙了彼此信任的建立與真誠合作的開展？
或者，它只是一種交易的手段？用巧妙的方法為外交官的行動披上光環？而這些外交官，不過是一群才智平庸之輩，卻因長年操弄「國家機密」而自覺尊貴。甚或，祕密外交不如上述說法那般浪漫，它不過是源自一個更為野蠻的年代，其所展現出的保密與詐欺手段，只是一種隨時自我防衛的生存本能。
很顯然，祕密外交的運作方式與民主國家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雖傾向賦予人民代表較大的裁量權，以便處理公共事務；即便如此，祕密外交依舊鮮少受到肯定，畢竟，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乃是「以討論治國」（government by discussion），強調外交事務與內政事務同樣必須納入公開討論，並以此作為施政根基。
當人們試圖將私人企業的經驗套用於公共事務時，常有人會說：既然公司董事會無需公開其業務，外交談判也同樣不應公諸於眾。然而，兩者間的類比能否站得住腳，留待後續章節討論。因為企業的利弊考量，幾乎無法為公共事務提供充分適用的準則，特別是當決策牽涉到人命存亡時，更是如此。事實上，即便是股東，恐怕也不會樂意將攸關自身重大利益的決策，交由在密室中籌謀的董事會來全權決定。
我們撇開所有成見，甚至放下對那些公然違背道德行為的憤慨，嘗試檢視並分析歷史上幾位著名外交家的行動，探究他們是如何依賴祕密外交以取得重大的成就。
在18世紀，外交仍被視為一場鬥智的博奕，參與者可恣意施展各種手段，唯一的限制是必須避免事跡敗露而蒙羞。換言之，欺瞞的具體過程必須嚴加隱匿，使外界只能窺見結果，而無從得知其間的運作。
到了19世紀初，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法國外交大臣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俄國外交大臣博爾戈（Pozzo di Borgo）等著名外交家，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談論人道主義原則，卻依舊沉迷於無實質建樹的政治陰謀遊戲。而精於權術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更常被祕密外交的批評者視為令人憎惡的典型，他最終因自己的陰謀而自食惡果，失去了統治權。
普魯士首相、同時也是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的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確實對那些無足輕重的祕密權謀嗤之以鼻，並以此自豪。他對整個外交事業抱持某種輕蔑的態度，且往往以超乎尋常的坦率令對手措手不及。然而，他的治國方略仍奠基一種信念，認為只需透過精妙的謀劃，便能為歷史尋覓一條通往既定目標的捷徑。他奪下原屬天意的命運韁繩，領導德意志民族走向統一之路。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祕密外交是否是現代政治的惡靈？」
外交事務中所慣用的祕密手段，究竟該如何為當前世界的悲慘境況負責，這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毫無疑問，人們普遍認為，正是祕密外交與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將歐洲推向了慘烈的世界大戰。即使戰後停戰協定簽署之際，這些舊習依然如故，致使後續的局勢更加動盪不安。或許還存在其他更深層的原因，但祕密外交實在劣跡斑斑，自然成了眾矢之的，我們也理所當然將今日所承受的災難歸咎於此。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長期以來，祕密外交是滋生猜疑、恐懼與仇恨的主因。
通常沒有政治家會將謀劃公開並主動策動戰爭。他們幾乎無不採用那種祕而不宣的方式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做法終將導致猜疑、恐懼與仇恨。
不信任的種子被四處播撒，真實的訊息遭到質疑，虛假的流言卻廣為流傳。於是，人們再也無法確定何為真相，並以懷疑的眼光審視所有公共事務的動機，公眾的良知與意志也因此籠罩在陰霾之中。最後，當威脅進逼時，人民唯一能信賴的竟只有赤裸裸的軍事力量。
看來，我們從戰爭中汲取的教訓少之又少。那些危險有害的手段，依舊被固執且熱切地沿用，而昔日並肩作戰、共同浴血的國家，如今反而互生猜忌。國際聯盟的制定者深知，若要建立穩固的國際秩序，必須以健全的輿論與公正的往來為基礎，因此力求一切國際協議皆須公開透明。然而，盟約中的這項溫和規定，卻遭到少數強大締約國的漠視；諷刺的是，反倒是一些「局外人」，例如俄國，主動公開其條約，並將之提交聯盟事務局。
然而，戰後締造和平的第一步，卻是將巴黎和會(1919)的議事廳大門重重關上，將那些為人權獻身、流血犧牲的公眾徹底拒於門外，這無疑是悲劇的開端。和會在1919年1月17日發表的一份聲明，竟為這種祕密程序辯護，甚至宣稱：「若在報刊上討論彼此的分歧，只會煽動輿論，使妥協與讓步更加不可能。」
如此一來，為外交博弈埋單的群眾，與自認能獨攬責任的「仁慈」元老政治家，從此再無交集。在這場巨大的危機中，會議廳內的代表無法獲得堅定開明的民意支持，而場外的群眾則在失望之餘，對會議產生了的猜疑與輕蔑。
巴黎和會對外發布的蒼白聲明，難以令人信服。儘管多數議程內容已流傳到外界，卻與各種流言摻雜不清，以致真假難辨，最終，失望的民眾已無心再追究真相。
既然外交會議已成為討論與解決國際事務的慣常機制，如何在「保密的審議」與「結果的公開」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如果保密手段僅用於談判過程，其利弊影響或許不大；但若擴及於隱瞞談判目標與最終協議，問題便極為嚴重。我們不難想像，即便是一位力求與輿論保持密切聯繫的政治家，如林肯，也不可能時時刻刻都迴避保密聯繫。然而，整個外交體系的運作氛圍則是另一回事。任何試圖掩蓋行動意圖或結果的做法，無論在執行者眼中多麼有利或正當，終究只會釀成惡果。
有人主張在外交上必須信任專家。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存在著微妙的灰色地帶，一般人難以掌握，唯有思慮周全、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方能統籌全局，洞悉其中脈絡。
然而，有一點差異值得注意：在工程、科學、會計、企業管理，乃至醫療領域，公眾總是完全仰賴專業，儘管對醫療的信任感稍嫌不足。在這些領域中，方法和程序皆可驗證，並且能透過數理的計算得出預期的結果。
但在國際政治中，由於牽涉複雜的人性及難以精算的變數，並不存在任何可供專家驗證的數學公式。如何在眾多的選項間做出判斷，取決於當事者的智慧，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在現代生活和國家事務中，是否真有人能僅憑自身智慧，在此類問題上作出比廣納民意更為明智的決策。
一個健全的社會，在面對每個重大議題時，都能善用專業人才。外交的專業不僅限於外交部或使館官員；許多獨立觀察、深思熟慮、見多識廣的人士，也能提供官方不可忽視的見解與判斷。在這類探討中，我們必須以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外交，將其視為國家內部乃至整個世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當外交被少數特權階級掌控時，「保密」才顯得合理。然而，在一個更開放、公眾更廣泛參與的社會中，這種秘保密性便顯得不合時宜。任何從政治角度為祕密外交所作的辯護，歸根結底只有一個觀點：人民因無知且缺乏經驗，不適合評斷外交事務。這種論點既不合理，也毫無說服力，難以成為現代國家施政的依據。
當一個緊密團結的社會，為了在與其他相似社會的競逐中生存，必須動用一切可行手段以捍衛自身利益時，保密至少在表面上具備了某種正當性。因此，對保密的辯護，唯有在涉及國家對外行動時，才真正站得住腳。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外交領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念，自馬基維利（Machiavelli）與格勞秀斯（Grotius）的時代以來，便持續在思想界引發分歧。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不僅在自身思想中體現了他們的主張，也藉由其學說與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追隨者。
馬基維利主義的外交觀念認為，外交的功能在於構建一套複雜的國家行動系統，透過力量與物質資源的平衡與制衡，來引導國家實現其最根本的目標。幾乎所有職業外交官，或多或少都信奉此一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俾斯麥被認為是精於此道的大師。他的行動總能為歷史發展提供捷徑，並更快地達到他預想的目標。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彷彿是歷史法則注定的結果，而這位偉大外交家的精心運籌，更加速了這個進程的實現。
如今，我們已能看清俾斯麥外交手法的侷限性。他雖對歷史發展的原則有著深刻洞察，卻始終未能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及民意潮流相協調，而是仰賴強硬的支配手段與王朝的權力聯結來主宰局勢。他更像是一位「外交強人」，而非人民所寄託的偉大代表。因此，他所謂的「坦率外交」，本質上仍是他與君主之間的私下交易，而非屬於人民的公共事業。
俾斯麥的政策基礎過於狹隘，他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始終侷限於普魯士的視角。他先是在戰場上擊敗奧地利帝國，迫使其退出德意志邦聯，隨後又在普法戰爭中吞併洛林（Lorraine），從此與法國結下宿怨。更為關鍵的是，他未能鞏固德意志帝國(亦稱德國)與中歐諸國的關係，使得後來的德國不得不向海外擴張，進而激起英國的憂慮與敵意。儘管他在歐陸四處樹敵，俾斯麥仍能憑藉犀利的外交手腕避免與全世界衝突，但他所塑造的格局，卻未能為平庸的繼任者提供穩固的基礎。這段曾被譽為「偉大外交成就」的歷史，實際上並未為帝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根基；這正是19世紀最傑出、最成功的威權外交的最後結局。
那麼，對於祕密外交所造成的戰爭，我們又怎能為其正當性辯護呢？在這樣的制度下，政治家將「預防性戰爭」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敢於坦然承擔大規模屠殺的責任，因為在他們的計畫中，這似乎成了一種必然的手段。
凡是純粹以政治意志為導向的國家，其政府勢必有意識地規劃，並竭力使國家結構、經濟現實乃至整個歷史進程，都臣服於既定的政治意志。在這種「純粹政治國家」中，外交不過是政治的另一種展現，與其本質上毫無二致，並且與國家的興衰緊密相連。事實上，操縱式外交，也就是祕密外交，正是政治因素在國際事務中最徹底的體現。
對許多人而言，這不過是「高度政治化時代」的遺緒；現今社會正逐步超越政治，追尋更廣泛、更普遍且更根本的行動原則。
政治的根本特質就是爭奪公認的統治權，並藉由外在強制力來規範人民的行動。政治乃是「民族國家」理念的一環，若從不同政治組織間的生存競爭來看，它起初是某一特定階級將權威強加於被統治者之上，在內部權威鞏固之後，轉而動用政治力量，從外部社會謀取優勢，甚至凌駕其上。這種鬥爭哲學，正是馬基維利與格勞秀斯之間最鮮明的對照。如今，人們已開始意識到，將人類行動建立在如此狹隘的基礎上，必然會帶來長遠的禍害；若對社會與經濟法則蓄意干涉與扭曲，更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現在，一種更為宏觀的外交理念正逐漸影響人們的思想，儘管它在日常實踐中尚未完全實現。這種理念將人類視為一個利益相扣、文化交融的複雜共同體，而非如同馬賽克磚那樣，由互不相干的小區域拼湊而成。隨著這種理念日益壯大，外交努力的核心將不再著眼於掩飾分裂意圖或特殊陰謀，而是致力於將人類的共同利益公開透明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人類的共同使命，在於讓世界適宜居住、賦予人類生活更多尊嚴，並保護彼此免於恐懼與殺戮。這種基於合作與包容的理想，雖然在當前的國際社會中仍只有部分實現，卻已激起全世界人民的熱切期盼。
在不依賴強大盟國施加壓力的情況下，區域內的政體能否充分的合作與自由的交流，仍是一個問題。然而，一旦這樣的體系真正建立，傳統外交的特殊功能便會逐漸消失。屆時，國際事務將由行政會議取代外交對話來處理。葡萄牙轉型為共和國之際，甚至有人提出應撤銷所有外交職位，改由領事全面接管對外事務，如此一來，國際事務便能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
以格勞秀斯精神為依歸的外交，即便在最黑暗的陰謀時期，也始終有人堅持。然而，主張充分討論與公開透明的國際互動模式，卻直到近年才逐漸普及。如今，國際對話的模式已日漸透明，不再依賴閉門談判，而是透過多國共同參與的會議、常設委員會或專門小組來推動，從而擺脫了脫離民意、獨斷行事的外交官壟斷。
國際會議至今確實仍深受舊有祕密外交精神的影響。然而，這種更大型、多國參與的協商形式，本身便不利於過往的封閉作風。我們可以預期，更開放而直接的外交互動，將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步成形。
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觀察傳統外交手段在新格局下如何被運用。同時，它們必須做出多大程度與多快速的調整，以適應會議所帶來的責任與透明精神，這將會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課題。
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開創了國際談判公開化的先例，也成為外交公開化的重要契機。美國國務卿查爾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開幕演說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基調。這場會議被譽為新時代的開端，讓重大議題與核心利益得以公開辯論，並依據其利弊得失作出決策。一時間，巨大的熱情席捲人民，眾人無不期待會議的豐碩成果。
然而，會議初期的良好氛圍並未能持續下去。隨著議程從原則性宣言轉向實際利益的細節協商，舊有的祕密外交習氣明顯死灰復燃，阻礙了休斯原本公開透明的會議路線。甚至美國政府最初慷慨的提案，也被某個大國視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祕密外交的弊病再次滲透這場會議。各種揣測與傳聞四起，譁眾取寵的想像也乘虛而入，公眾很快便對會議的目標與宗旨感到迷惘。
必須承認，會議一開始所展現的氣氛，確實讓媒體在報導上表現出相對的克制與責任感。然而，毫無疑問，這次會議中那些充滿猶豫、過度保密的議題，更適合交由知情且成熟的公眾輿論來判斷。會後人們難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對公開的恐懼，其動機無非是無法承受世界輿論的檢驗。
從祕密外交到猜疑，再延伸到軍備競賽與戰爭，時至今日，這致命的循環依舊未被打破。我們曾以為，人類付出了如此慘痛的犧牲，並在大戰的黑暗中瞥見了一絲光明，理應能夠輕易擺脫這個惡性輪迴。然而，那段恐怖經歷所激起的憤慨，以及所喚醒的恐懼與驚慌，或許在未來仍將持續助長保守的反動勢力，並削弱將人民從恐懼與苦難中解放出來的力量。歸根究柢，最應受譴責的，正是領導階層的失職，未能引領國家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對美國政府與人民而言，消除國際事務中的祕密交易始終是首要任務。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精神，奠基於對公開往來與公平競爭的信念。美國幅員廣闊且地理上相對孤立，使得密謀與欺騙的外交手段顯得既不合時宜，也毫無必要。
回顧美國建國以來一百五十年的歷程，公開討論的精神自然而然地體現在諸多倡議之中。我們主張透過會議討論以和平化解國際爭端，並改善國際關係。此精神亦具體落實於外交政策，例如「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主張商業上的公平競爭；「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則是維護美洲姊妹國的政治公平。由此可見，美國的外交行事光明坦蕩，自然無需依附祕密手段以掩飾其真實意圖。
在國際事務中容忍保密，幾乎等同默許國家走向巨大的危機。美國已不可能再獨善其身，因為他國的行動與計畫，將直接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與長遠利益。若祕密外交繼續存在，終將使我們陷於未知威脅之中，被恐懼與猜疑包圍，而唯一能帶來心安的，竟是龐大的軍備保障。
在國際事務的舞台上，我們猶如行走在懸崖邊緣、徘徊於火山口旁。任何為改善人類處境所提出的良善倡議，都極可能於暗中遭到扼殺。例如，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 Knox）的滿洲鐵路中立化計畫，就曾因此受挫。
我們的權益在密室中被蠶食，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如同當年英法兩國背著我們，與日本達成協議，將北太平洋諸島交予日本，完全無視我國在這些島嶼的切身利益。
祕密外交往往讓目標透明、政策坦率的國家處於劣勢。美國不能甘願屈於此種局面。美國的公共事務傳統和憲政制度一向強調公開透明，因此，要美國涉足祕密外交這種舊式做法，簡直是不可想像。我們有責任竭盡所能，確保未來不會再有其他國家操弄這類陰謀遊戲。
各國對於在國際事務中實現「絕對公開」的呼籲，反應不一，意願與熱忱各有差異。然而，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只要民意能夠有效表達，幾乎都會一致支持公開的方針。
英國的公共事務傳統原本傾向於此，但在印度等殖民地的帝國利益影響下，其政策動機日漸狹隘，認為一旦涉及帝國利益，背離公開外交亦屬理所當然。
蘇維埃政府之所以全面公開國際事務，最初的目的在於對抗舊政權。然而，由於所有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皆可在黨內會議中自由通報與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有效強化了政府對政黨的控制力。無論其真正動機為何，透明公開的外交政策確實鞏固了其政權的穩定性。
中國人民對公眾輿論抱有深厚信念，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訴求，是確保外交往來公開坦率，讓全世界都能知悉內情，並據此作出公平判斷與聲援。在過去十年間，他們始終堅信，在世界輿論的舞台上，正義的力量終將支撐他們度過重重難關。
歐洲大陸的人民無疑是祕密外交的最大受害者，因此自然會歡迎更公開、更坦率的外交。然而，歐洲的當權者卻發現自己已難以從錯綜複雜的陰謀中脫身。正如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言：「歐洲外交總是在遮天蔽日的叢林中運作，這些古老的恩怨根深蒂固、糾纏交錯，使人難以辨清前方的道路，更難窺見光明。直到巴黎和會時，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些糾葛的根源竟是如此深遠。」
引言
祕密外交是否為現代政治的惡靈？這股力量是否迫使各國長期處於潛在的敵對狀態，從而阻礙了彼此信任的建立與真誠合作的開展？
或者，它只是一種交易的手段？用巧妙的方法為外交官的行動披上光環？而這些外交官，不過是一群才智平庸之輩，卻因長年操弄「國家機密」而自覺尊貴。甚或，祕密外交不如上述說法那般浪漫，它不過是源自一個更為野蠻的年代，其所展現出的保密與詐欺手段，只是一種隨時自我防衛的生存本能。
很顯然，祕密外交的運作方式與民主國家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雖傾向賦予人民代表較大的裁量權，以便處理公共事務；即便如此，祕密外交依舊鮮少受到肯定，畢竟，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乃是「以討論治國」（government by discussion），強調外交事務與內政事務同樣必須納入公開討論，並以此作為施政根基。
當人們試圖將私人企業的經驗套用於公共事務時，常有人會說：既然公司董事會無需公開其業務，外交談判也同樣不應公諸於眾。然而，兩者間的類比能否站得住腳，留待後續章節討論。因為企業的利弊考量，幾乎無法為公共事務提供充分適用的準則，特別是當決策牽涉到人命存亡時，更是如此。事實上，即便是股東，恐怕也不會樂意將攸關自身重大利益的決策，交由在密室中籌謀的董事會來全權決定。
我們撇開所有成見，甚至放下對那些公然違背道德行為的憤慨，嘗試檢視並分析歷史上幾位著名外交家的行動，探究他們是如何依賴祕密外交以取得重大的成就。
在18世紀，外交仍被視為一場鬥智的博奕，參與者可恣意施展各種手段，唯一的限制是必須避免事跡敗露而蒙羞。換言之，欺瞞的具體過程必須嚴加隱匿，使外界只能窺見結果，而無從得知其間的運作。
到了19世紀初，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法國外交大臣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俄國外交大臣博爾戈（Pozzo di Borgo）等著名外交家，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談論人道主義原則，卻依舊沉迷於無實質建樹的政治陰謀遊戲。而精於權術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更常被祕密外交的批評者視為令人憎惡的典型，他最終因自己的陰謀而自食惡果，失去了統治權。
普魯士首相、同時也是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的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確實對那些無足輕重的祕密權謀嗤之以鼻，並以此自豪。他對整個外交事業抱持某種輕蔑的態度，且往往以超乎尋常的坦率令對手措手不及。然而，他的治國方略仍奠基一種信念，認為只需透過精妙的謀劃，便能為歷史尋覓一條通往既定目標的捷徑。他奪下原屬天意的命運韁繩，領導德意志民族走向統一之路。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祕密外交是否是現代政治的惡靈？」
外交事務中所慣用的祕密手段，究竟該如何為當前世界的悲慘境況負責，這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毫無疑問，人們普遍認為，正是祕密外交與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將歐洲推向了慘烈的世界大戰。即使戰後停戰協定簽署之際，這些舊習依然如故，致使後續的局勢更加動盪不安。或許還存在其他更深層的原因，但祕密外交實在劣跡斑斑，自然成了眾矢之的，我們也理所當然將今日所承受的災難歸咎於此。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長期以來，祕密外交是滋生猜疑、恐懼與仇恨的主因。
通常沒有政治家會將謀劃公開並主動策動戰爭。他們幾乎無不採用那種祕而不宣的方式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做法終將導致猜疑、恐懼與仇恨。
不信任的種子被四處播撒，真實的訊息遭到質疑，虛假的流言卻廣為流傳。於是，人們再也無法確定何為真相，並以懷疑的眼光審視所有公共事務的動機，公眾的良知與意志也因此籠罩在陰霾之中。最後，當威脅進逼時，人民唯一能信賴的竟只有赤裸裸的軍事力量。
看來，我們從戰爭中汲取的教訓少之又少。那些危險有害的手段，依舊被固執且熱切地沿用，而昔日並肩作戰、共同浴血的國家，如今反而互生猜忌。國際聯盟的制定者深知，若要建立穩固的國際秩序，必須以健全的輿論與公正的往來為基礎，因此力求一切國際協議皆須公開透明。然而，盟約中的這項溫和規定，卻遭到少數強大締約國的漠視；諷刺的是，反倒是一些「局外人」，例如俄國，主動公開其條約，並將之提交聯盟事務局。
然而，戰後締造和平的第一步，卻是將巴黎和會(1919)的議事廳大門重重關上，將那些為人權獻身、流血犧牲的公眾徹底拒於門外，這無疑是悲劇的開端。和會在1919年1月17日發表的一份聲明，竟為這種祕密程序辯護，甚至宣稱：「若在報刊上討論彼此的分歧，只會煽動輿論，使妥協與讓步更加不可能。」
如此一來，為外交博弈埋單的群眾，與自認能獨攬責任的「仁慈」元老政治家，從此再無交集。在這場巨大的危機中，會議廳內的代表無法獲得堅定開明的民意支持，而場外的群眾則在失望之餘，對會議產生了的猜疑與輕蔑。
巴黎和會對外發布的蒼白聲明，難以令人信服。儘管多數議程內容已流傳到外界，卻與各種流言摻雜不清，以致真假難辨，最終，失望的民眾已無心再追究真相。
既然外交會議已成為討論與解決國際事務的慣常機制，如何在「保密的審議」與「結果的公開」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如果保密手段僅用於談判過程，其利弊影響或許不大；但若擴及於隱瞞談判目標與最終協議，問題便極為嚴重。我們不難想像，即便是一位力求與輿論保持密切聯繫的政治家，如林肯，也不可能時時刻刻都迴避保密聯繫。然而，整個外交體系的運作氛圍則是另一回事。任何試圖掩蓋行動意圖或結果的做法，無論在執行者眼中多麼有利或正當，終究只會釀成惡果。
有人主張在外交上必須信任專家。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存在著微妙的灰色地帶，一般人難以掌握，唯有思慮周全、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方能統籌全局，洞悉其中脈絡。
然而，有一點差異值得注意：在工程、科學、會計、企業管理，乃至醫療領域，公眾總是完全仰賴專業，儘管對醫療的信任感稍嫌不足。在這些領域中，方法和程序皆可驗證，並且能透過數理的計算得出預期的結果。
但在國際政治中，由於牽涉複雜的人性及難以精算的變數，並不存在任何可供專家驗證的數學公式。如何在眾多的選項間做出判斷，取決於當事者的智慧，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在現代生活和國家事務中，是否真有人能僅憑自身智慧，在此類問題上作出比廣納民意更為明智的決策。
一個健全的社會，在面對每個重大議題時，都能善用專業人才。外交的專業不僅限於外交部或使館官員；許多獨立觀察、深思熟慮、見多識廣的人士，也能提供官方不可忽視的見解與判斷。在這類探討中，我們必須以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外交，將其視為國家內部乃至整個世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當外交被少數特權階級掌控時，「保密」才顯得合理。然而，在一個更開放、公眾更廣泛參與的社會中，這種秘保密性便顯得不合時宜。任何從政治角度為祕密外交所作的辯護，歸根結底只有一個觀點：人民因無知且缺乏經驗，不適合評斷外交事務。這種論點既不合理，也毫無說服力，難以成為現代國家施政的依據。
當一個緊密團結的社會，為了在與其他相似社會的競逐中生存，必須動用一切可行手段以捍衛自身利益時，保密至少在表面上具備了某種正當性。因此，對保密的辯護，唯有在涉及國家對外行動時，才真正站得住腳。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外交領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念，自馬基維利（Machiavelli）與格勞秀斯（Grotius）的時代以來，便持續在思想界引發分歧。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不僅在自身思想中體現了他們的主張，也藉由其學說與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追隨者。
馬基維利主義的外交觀念認為，外交的功能在於構建一套複雜的國家行動系統，透過力量與物質資源的平衡與制衡，來引導國家實現其最根本的目標。幾乎所有職業外交官，或多或少都信奉此一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俾斯麥被認為是精於此道的大師。他的行動總能為歷史發展提供捷徑，並更快地達到他預想的目標。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彷彿是歷史法則注定的結果，而這位偉大外交家的精心運籌，更加速了這個進程的實現。
如今，我們已能看清俾斯麥外交手法的侷限性。他雖對歷史發展的原則有著深刻洞察，卻始終未能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及民意潮流相協調，而是仰賴強硬的支配手段與王朝的權力聯結來主宰局勢。他更像是一位「外交強人」，而非人民所寄託的偉大代表。因此，他所謂的「坦率外交」，本質上仍是他與君主之間的私下交易，而非屬於人民的公共事業。
俾斯麥的政策基礎過於狹隘，他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始終侷限於普魯士的視角。他先是在戰場上擊敗奧地利帝國，迫使其退出德意志邦聯，隨後又在普法戰爭中吞併洛林（Lorraine），從此與法國結下宿怨。更為關鍵的是，他未能鞏固德意志帝國(亦稱德國)與中歐諸國的關係，使得後來的德國不得不向海外擴張，進而激起英國的憂慮與敵意。儘管他在歐陸四處樹敵，俾斯麥仍能憑藉犀利的外交手腕避免與全世界衝突，但他所塑造的格局，卻未能為平庸的繼任者提供穩固的基礎。這段曾被譽為「偉大外交成就」的歷史，實際上並未為帝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根基；這正是19世紀最傑出、最成功的威權外交的最後結局。
那麼，對於祕密外交所造成的戰爭，我們又怎能為其正當性辯護呢？在這樣的制度下，政治家將「預防性戰爭」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敢於坦然承擔大規模屠殺的責任，因為在他們的計畫中，這似乎成了一種必然的手段。
凡是純粹以政治意志為導向的國家，其政府勢必有意識地規劃，並竭力使國家結構、經濟現實乃至整個歷史進程，都臣服於既定的政治意志。在這種「純粹政治國家」中，外交不過是政治的另一種展現，與其本質上毫無二致，並且與國家的興衰緊密相連。事實上，操縱式外交，也就是祕密外交，正是政治因素在國際事務中最徹底的體現。
對許多人而言，這不過是「高度政治化時代」的遺緒；現今社會正逐步超越政治，追尋更廣泛、更普遍且更根本的行動原則。
政治的根本特質就是爭奪公認的統治權，並藉由外在強制力來規範人民的行動。政治乃是「民族國家」理念的一環，若從不同政治組織間的生存競爭來看，它起初是某一特定階級將權威強加於被統治者之上，在內部權威鞏固之後，轉而動用政治力量，從外部社會謀取優勢，甚至凌駕其上。這種鬥爭哲學，正是馬基維利與格勞秀斯之間最鮮明的對照。如今，人們已開始意識到，將人類行動建立在如此狹隘的基礎上，必然會帶來長遠的禍害；若對社會與經濟法則蓄意干涉與扭曲，更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現在，一種更為宏觀的外交理念正逐漸影響人們的思想，儘管它在日常實踐中尚未完全實現。這種理念將人類視為一個利益相扣、文化交融的複雜共同體，而非如同馬賽克磚那樣，由互不相干的小區域拼湊而成。隨著這種理念日益壯大，外交努力的核心將不再著眼於掩飾分裂意圖或特殊陰謀，而是致力於將人類的共同利益公開透明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人類的共同使命，在於讓世界適宜居住、賦予人類生活更多尊嚴，並保護彼此免於恐懼與殺戮。這種基於合作與包容的理想，雖然在當前的國際社會中仍只有部分實現，卻已激起全世界人民的熱切期盼。
在不依賴強大盟國施加壓力的情況下，區域內的政體能否充分的合作與自由的交流，仍是一個問題。然而，一旦這樣的體系真正建立，傳統外交的特殊功能便會逐漸消失。屆時，國際事務將由行政會議取代外交對話來處理。葡萄牙轉型為共和國之際，甚至有人提出應撤銷所有外交職位，改由領事全面接管對外事務，如此一來，國際事務便能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
以格勞秀斯精神為依歸的外交，即便在最黑暗的陰謀時期，也始終有人堅持。然而，主張充分討論與公開透明的國際互動模式，卻直到近年才逐漸普及。如今，國際對話的模式已日漸透明，不再依賴閉門談判，而是透過多國共同參與的會議、常設委員會或專門小組來推動，從而擺脫了脫離民意、獨斷行事的外交官壟斷。
國際會議至今確實仍深受舊有祕密外交精神的影響。然而，這種更大型、多國參與的協商形式，本身便不利於過往的封閉作風。我們可以預期，更開放而直接的外交互動，將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步成形。
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觀察傳統外交手段在新格局下如何被運用。同時，它們必須做出多大程度與多快速的調整，以適應會議所帶來的責任與透明精神，這將會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課題。
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開創了國際談判公開化的先例，也成為外交公開化的重要契機。美國國務卿查爾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開幕演說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基調。這場會議被譽為新時代的開端，讓重大議題與核心利益得以公開辯論，並依據其利弊得失作出決策。一時間，巨大的熱情席捲人民，眾人無不期待會議的豐碩成果。
然而，會議初期的良好氛圍並未能持續下去。隨著議程從原則性宣言轉向實際利益的細節協商，舊有的祕密外交習氣明顯死灰復燃，阻礙了休斯原本公開透明的會議路線。甚至美國政府最初慷慨的提案，也被某個大國視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祕密外交的弊病再次滲透這場會議。各種揣測與傳聞四起，譁眾取寵的想像也乘虛而入，公眾很快便對會議的目標與宗旨感到迷惘。
必須承認，會議一開始所展現的氣氛，確實讓媒體在報導上表現出相對的克制與責任感。然而，毫無疑問，這次會議中那些充滿猶豫、過度保密的議題，更適合交由知情且成熟的公眾輿論來判斷。會後人們難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對公開的恐懼，其動機無非是無法承受世界輿論的檢驗。
從祕密外交到猜疑，再延伸到軍備競賽與戰爭，時至今日，這致命的循環依舊未被打破。我們曾以為，人類付出了如此慘痛的犧牲，並在大戰的黑暗中瞥見了一絲光明，理應能夠輕易擺脫這個惡性輪迴。然而，那段恐怖經歷所激起的憤慨，以及所喚醒的恐懼與驚慌，或許在未來仍將持續助長保守的反動勢力，並削弱將人民從恐懼與苦難中解放出來的力量。歸根究柢，最應受譴責的，正是領導階層的失職，未能引領國家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對美國政府與人民而言，消除國際事務中的祕密交易始終是首要任務。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精神，奠基於對公開往來與公平競爭的信念。美國幅員廣闊且地理上相對孤立，使得密謀與欺騙的外交手段顯得既不合時宜，也毫無必要。
回顧美國建國以來一百五十年的歷程，公開討論的精神自然而然地體現在諸多倡議之中。我們主張透過會議討論以和平化解國際爭端，並改善國際關係。此精神亦具體落實於外交政策，例如「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主張商業上的公平競爭；「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則是維護美洲姊妹國的政治公平。由此可見，美國的外交行事光明坦蕩，自然無需依附祕密手段以掩飾其真實意圖。
在國際事務中容忍保密，幾乎等同默許國家走向巨大的危機。美國已不可能再獨善其身，因為他國的行動與計畫，將直接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與長遠利益。若祕密外交繼續存在，終將使我們陷於未知威脅之中，被恐懼與猜疑包圍，而唯一能帶來心安的，竟是龐大的軍備保障。
在國際事務的舞台上，我們猶如行走在懸崖邊緣、徘徊於火山口旁。任何為改善人類處境所提出的良善倡議，都極可能於暗中遭到扼殺。例如，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 Knox）的滿洲鐵路中立化計畫，就曾因此受挫。
我們的權益在密室中被蠶食，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如同當年英法兩國背著我們，與日本達成協議，將北太平洋諸島交予日本，完全無視我國在這些島嶼的切身利益。
祕密外交往往讓目標透明、政策坦率的國家處於劣勢。美國不能甘願屈於此種局面。美國的公共事務傳統和憲政制度一向強調公開透明，因此，要美國涉足祕密外交這種舊式做法，簡直是不可想像。我們有責任竭盡所能，確保未來不會再有其他國家操弄這類陰謀遊戲。
各國對於在國際事務中實現「絕對公開」的呼籲，反應不一，意願與熱忱各有差異。然而，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只要民意能夠有效表達，幾乎都會一致支持公開的方針。
英國的公共事務傳統原本傾向於此，但在印度等殖民地的帝國利益影響下，其政策動機日漸狹隘，認為一旦涉及帝國利益，背離公開外交亦屬理所當然。
蘇維埃政府之所以全面公開國際事務，最初的目的在於對抗舊政權。然而，由於所有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皆可在黨內會議中自由通報與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有效強化了政府對政黨的控制力。無論其真正動機為何，透明公開的外交政策確實鞏固了其政權的穩定性。
中國人民對公眾輿論抱有深厚信念，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訴求，是確保外交往來公開坦率，讓全世界都能知悉內情，並據此作出公平判斷與聲援。在過去十年間，他們始終堅信，在世界輿論的舞台上，正義的力量終將支撐他們度過重重難關。
歐洲大陸的人民無疑是祕密外交的最大受害者，因此自然會歡迎更公開、更坦率的外交。然而，歐洲的當權者卻發現自己已難以從錯綜複雜的陰謀中脫身。正如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言：「歐洲外交總是在遮天蔽日的叢林中運作，這些古老的恩怨根深蒂固、糾纏交錯，使人難以辨清前方的道路，更難窺見光明。直到巴黎和會時，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些糾葛的根源竟是如此深遠。」
試閱
《戰爭大幻象》
本書概要
當前歐洲軍備競賽（尤其英德之間）的根本動機是什麼？各國皆以自衛為由；但這意味著有人可能發動攻擊，因為這麼做有利益可謀。各國各自懼怕的是，鄰國是依循何種動機採取行動？
這些論述基於一個普遍假設：一個國家為了替不斷增長的人口與工業尋找出路，或單純為了確保人民能享有最佳生活條件，必然會走向領土擴張，並對其他國家行使政治武力（例如，德國海軍競賽被視為人口成長後，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間，這種需求終將透過征服英國殖民地或貿易來實現——除非英國加以防衛）。因此人們假設，國家的相對繁榮程度廣泛取決於其政治實力；由於各國皆為競爭的單位，最終的優勢將歸於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的一方，而較弱的一方則如同在其他形式的生存競爭中一樣，終將被淘汰。
作者挑戰了這整套學說。我將試圖證明這屬於我們已經走過的發展階段；一個民族的商業與工業不再依賴其政治疆域的擴張；現今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邊界未必重疊；軍事力量在社會與經濟層面都是徒勞的，與人民的繁榮毫無關聯；一個國家不可能靠著武力掠奪他國財富或貿易，或透過武力強加己身意志於他國，來使自己致富；簡言之，戰爭即使獲勝，也再無法實現各民族所追求的目標。
就經濟問題而言，他透過文明世界的財富根基於信用與商業契約（這些是勞動分工日益細緻，與通訊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相互依存的產物）的論述，確立了這個表面上的悖論。如果為了沒收財產而干預信用與商業契約，仰賴「信用」的財富體系就會崩壞，連帶拖累征服者；因此，若要避免征服行為反噬自身，就必須尊重敵方財產。但如此一來，征服在經濟上就失去意義，被征服領土的財富，終究仍掌握在當地居民手中。當德國併吞亞爾薩斯時1，沒有任何德國人能以戰利品名義獲得任何一馬克的亞爾薩斯財產即為證明。現代世界的征服過程，就像是先乘以X再除以X，最後只能得到原數。現代國家擴張領土對其人民財富的助益，就如同倫敦市兼併赫特福德郡一樣，對倫敦市民的財富助益微乎其微。
我也將指出，國際金融已變得如此相互依存，並且與貿易和工業緊密交織，敵國資產也無形延伸至其貿易領域。這導致政治與軍事力量實際上對貿易毫無助益；缺少資源的小國商人與製造商，反而能成功擁有豐富資源的大國競爭。瑞士與比利時商人將英國產品逐出英國殖民地市場；以人口基數計算，挪威的平均每人商船噸位甚至超越英國；缺乏政治實力的小國公債信用（作為安全與財富的簡易指標之一）往往高於歐洲列強：比利時年息3%公債報價92，德國公債僅82；挪威年息3.5%公債報價102，俄羅斯僅81
若是作為強加道德理想和社會制度於被佔領地區人民的手段，這些在經濟上無用的軍事力量，同樣也徒勞無功。德國無法透過「佔領」而將加拿大或澳洲納入成為其殖民地，例如消滅其語言、法律、文學和傳統等。這些被佔領地區人民在個人物質財產享有必要安全，即使軍事征服已完成，小型社區裡的居民透過廉價報刊所取得快速的內部資訊交流、被廣泛閱讀的文字等，更能夠發聲，並有效捍衛他們特殊的社會或道德財產。為理想而戰的鬥爭，已不能再以國家間戰爭的形式呈現，因為道德問題的分歧存在於國家內部，並與政治疆界相互交錯。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是純粹的天主教或新教、自由或專制、貴族或民主、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的；現代世界的道德與精神衝突發生在同一國家的公民之間，並與其他國家的相應群體產生非刻意的智識協作，而非在敵對國家的公權力之間展開。
這種社會階級分類必然重新導向人類鬥爭，其基礎在於階級和利益的抗爭，更甚於國家分野。戰爭不再具有適者生存的正當性，反而讓不適者存活。若認為國家之間的鬥爭是人類進步的生存法則，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對生物演化的深刻誤解。
好戰的國家並未繼承這片土地，他們代表的是腐朽的人類元素。靠蠻力在各種人類活動領域的作用逐漸弱化，伴隨著深刻的心理修正。
這些趨勢，是純粹現代條件（例如通訊快速發達）的主要產物，已使得現代國際政治問題與古代有著深刻且本質上的差異；然而我們的思想仍受過去時代的原則、公理、意象和術語所支配。
作者主張，這些仍不普遍為人知的事實，能透過改變歐洲的輿論，以目前尚未嘗試過的方式，解決軍備難題，使目前許多侵略動機失去作用，並降低遭受攻擊的風險，也減少防禦的需求。他展示了這樣的政治改革，如何在實際政治範疇內，以及應採取哪些方法來實現。
本書概要
當前歐洲軍備競賽（尤其英德之間）的根本動機是什麼？各國皆以自衛為由；但這意味著有人可能發動攻擊，因為這麼做有利益可謀。各國各自懼怕的是，鄰國是依循何種動機採取行動？
這些論述基於一個普遍假設：一個國家為了替不斷增長的人口與工業尋找出路，或單純為了確保人民能享有最佳生活條件，必然會走向領土擴張，並對其他國家行使政治武力（例如，德國海軍競賽被視為人口成長後，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間，這種需求終將透過征服英國殖民地或貿易來實現——除非英國加以防衛）。因此人們假設，國家的相對繁榮程度廣泛取決於其政治實力；由於各國皆為競爭的單位，最終的優勢將歸於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的一方，而較弱的一方則如同在其他形式的生存競爭中一樣，終將被淘汰。
作者挑戰了這整套學說。我將試圖證明這屬於我們已經走過的發展階段；一個民族的商業與工業不再依賴其政治疆域的擴張；現今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邊界未必重疊；軍事力量在社會與經濟層面都是徒勞的，與人民的繁榮毫無關聯；一個國家不可能靠著武力掠奪他國財富或貿易，或透過武力強加己身意志於他國，來使自己致富；簡言之，戰爭即使獲勝，也再無法實現各民族所追求的目標。
就經濟問題而言，他透過文明世界的財富根基於信用與商業契約（這些是勞動分工日益細緻，與通訊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相互依存的產物）的論述，確立了這個表面上的悖論。如果為了沒收財產而干預信用與商業契約，仰賴「信用」的財富體系就會崩壞，連帶拖累征服者；因此，若要避免征服行為反噬自身，就必須尊重敵方財產。但如此一來，征服在經濟上就失去意義，被征服領土的財富，終究仍掌握在當地居民手中。當德國併吞亞爾薩斯時1，沒有任何德國人能以戰利品名義獲得任何一馬克的亞爾薩斯財產即為證明。現代世界的征服過程，就像是先乘以X再除以X，最後只能得到原數。現代國家擴張領土對其人民財富的助益，就如同倫敦市兼併赫特福德郡一樣，對倫敦市民的財富助益微乎其微。
我也將指出，國際金融已變得如此相互依存，並且與貿易和工業緊密交織，敵國資產也無形延伸至其貿易領域。這導致政治與軍事力量實際上對貿易毫無助益；缺少資源的小國商人與製造商，反而能成功擁有豐富資源的大國競爭。瑞士與比利時商人將英國產品逐出英國殖民地市場；以人口基數計算，挪威的平均每人商船噸位甚至超越英國；缺乏政治實力的小國公債信用（作為安全與財富的簡易指標之一）往往高於歐洲列強：比利時年息3%公債報價92，德國公債僅82；挪威年息3.5%公債報價102，俄羅斯僅81
若是作為強加道德理想和社會制度於被佔領地區人民的手段，這些在經濟上無用的軍事力量，同樣也徒勞無功。德國無法透過「佔領」而將加拿大或澳洲納入成為其殖民地，例如消滅其語言、法律、文學和傳統等。這些被佔領地區人民在個人物質財產享有必要安全，即使軍事征服已完成，小型社區裡的居民透過廉價報刊所取得快速的內部資訊交流、被廣泛閱讀的文字等，更能夠發聲，並有效捍衛他們特殊的社會或道德財產。為理想而戰的鬥爭，已不能再以國家間戰爭的形式呈現，因為道德問題的分歧存在於國家內部，並與政治疆界相互交錯。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是純粹的天主教或新教、自由或專制、貴族或民主、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的；現代世界的道德與精神衝突發生在同一國家的公民之間，並與其他國家的相應群體產生非刻意的智識協作，而非在敵對國家的公權力之間展開。
這種社會階級分類必然重新導向人類鬥爭，其基礎在於階級和利益的抗爭，更甚於國家分野。戰爭不再具有適者生存的正當性，反而讓不適者存活。若認為國家之間的鬥爭是人類進步的生存法則，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對生物演化的深刻誤解。
好戰的國家並未繼承這片土地，他們代表的是腐朽的人類元素。靠蠻力在各種人類活動領域的作用逐漸弱化，伴隨著深刻的心理修正。
這些趨勢，是純粹現代條件（例如通訊快速發達）的主要產物，已使得現代國際政治問題與古代有著深刻且本質上的差異；然而我們的思想仍受過去時代的原則、公理、意象和術語所支配。
作者主張，這些仍不普遍為人知的事實，能透過改變歐洲的輿論，以目前尚未嘗試過的方式，解決軍備難題，使目前許多侵略動機失去作用，並降低遭受攻擊的風險，也減少防禦的需求。他展示了這樣的政治改革，如何在實際政治範疇內，以及應採取哪些方法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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