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要在下課後：臺大法醫所教授的十堂真實案件思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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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真實案件×證據思辨
每篇以「案件背景」快速掌握事件脈絡，再跟著翁德怡所長進入法醫鑑定與案件現場，看證據如何被發現、解讀與檢驗。

★思考導引
每篇篇末設有「課後討論」，從案件延伸關鍵提問，引導讀者跳脫事件結果，進一步思考證據、偏誤、因果與責任。

3000人搶108個名額的熱門課堂，這次不用搶！
臺大最受歡迎的通識課堂，首度走向一般讀者！
十個真實案件，十堂證據的思辨課

Ruby盧春如（犯罪紀實作家、《上帝的黑名單》系列作者）
Tyler何星冉（《案件回聲》真實犯罪節目主持人）
老Z（老Z調查線主持人）
既晴（推理作家）
郭憲鴻 小冬瓜（單程旅行社社長）
喬齊安（台灣犯罪作家聯會理事
楊惠君（《報導者》編輯部顧問、《少年報導者》總監）
戴伸峰（犯罪心理學家、「犯罪浮世繪」主持人）

***** 一致強推 *****


一具從水中撈起、身上帶著多處傷痕的屍體，真的就是死於暴力？
死者體內驗出某種毒藥物，就能證明死亡是由它造成？
一份看似與鑑定結果完全吻合的自白，為什麼反而可能漏掉了最重要的一段？
每天打開新聞，我們都在看案件，也在不知不覺中做出判斷：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誰應該負責？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但我們看到的，究竟是證據，還是一個已經被說好的故事？

長年站在醫學與司法交界的翁德怡，從實林茶室食安事件、核二廠浮屍案，到毒駕死亡事故與多起重大司法案件，帶你走進醫學鑑定與司法科學的現場，重新審視那些我們以為早已有答案的案件。面對傷勢、毒物、自白與鑑定結果，她不急著帶你下結論，而是一步步追問：
這些證據證明了什麼？
有哪些結論其實並沒有被證明，只是我們的推論？
而在接受一個解釋以前，我們是否已經把其他可能性都納入考慮？

十堂課，從十個案件開始
每一堂，都帶著讀者練習問一個更好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容易相信一個完整的故事？
醫學能回答什麼，又不能回答什麼？
證據如何被發現，又該如何被解讀？
法律責任與科學因果，為什麼不能畫上等號？
面對證據不足，科學如何誠實地保留未知？
理解一個人，是否等於替他的行為開脫？

你真正要帶走的，不是十個案件的答案，而是十種思考方式。
從確認偏誤、證據判讀、醫學因果，到法律責任與人性理解，《推理要在下課後》不只帶你看懂案件，更帶你練習一種在這個資訊混亂、情緒先行的時代尤其重要的能力：
不讓故事取代證據，不讓推理超過科學能證明的界線。

作者

翁德怡 Te-I Weng
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臺灣唯一橫跨臨床毒物、法醫毒物與醫學鑑定的醫師

畢業於臺大醫學系，並進入臺大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博士班深造。
專長包括法醫毒物學、臨床毒理學、醫學鑑定與急診醫學。
長年投入法醫鑑定、臨床毒物與司法科學教育，並將真實案件帶進課堂，引導學生從證據、因果與責任出發，練習不被直覺與既定故事帶著走。
現亦擔任臺北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學者專家委員、緊急醫療諮詢委員、市政顧問，以及司法院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委員會學者專家委員。

目錄

目錄

【上課前】為什麼推理要在下課後
前言：在結論抵達以前，先看見證據的邊界

第一部　學會像鑑定人一樣思考
第一堂：確認偏誤：人為什麼會太快相信故事
我也曾相信那個故事
案件：暴力後死亡案件
主題：探討鑑定人如何從一個看似完整的因果故事中辨認確認偏誤，並重新回到證據本身。

第二堂：醫學能回答什麼？
太快完成的故事：一個未起訴的女嬰死亡案，AHT、毒品與行為人認定之間的距離
案件：未起訴的女嬰死亡案
主題：探討AHT醫學判斷與刑事責任認定之間的界線，以及醫學證據、毒物、受傷時間與行為人認定，為何必須分開判斷。


第三堂：證據如何被找到？
證據不會自己發光：寶林茶室案，與那些差點消失的線索
案件：2024年台北寶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
主題：探討公共衛生事件中，科學如何從零散線索找到關鍵證據、辨識未知毒物，並釐清中毒原因。
第四堂：證據如何修正故事？
證據不會自己說話：核二廠浮屍案，與一段被毒物揭開缺口的自白
案件：核二廠浮屍案
主題：探討法醫證據如何揭露供述中的缺口，並透過客觀證據與供述的相互檢驗，修正原有的案件故事。

第五堂：死亡證明書之外
尾聲：死亡旁邊，還有沒有說完的家事
案件：核二廠浮屍案（阿奇死亡案）延伸人物：至然（頂罪者）。
主題：探討死亡原因之外，法醫鑑定與死亡證明書無法涵蓋的死者人生、家事與人性。


第二部　學會像司法一樣思考
第六堂：故事如何影響證據判斷
當故事太完整了（上）：故事如何先於證據抵達
案件：Dibucaine成分藥物祕密投毒
主題：探討故事如何先於證據形成，以及情節證據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案件。

第七堂：證據的界線
當故事太完整了（下）：證據究竟能回答到哪裡
案件：Dibucaine成分藥物祕密投毒
主題：探討科學證據可以確認哪些事實、無法回答哪些問題，以及面對證據留下的空缺時，如何避免用故事補上答案。

第八堂：法律責任與醫學因果
那天，他沒有立刻叫救護車：毒品、祕密與後見之明
案件：同志甲基安非他命
主題：探討毒品、既有疾病與延誤送醫如何共同影響死亡判斷，並釐清法律上的注意義務與醫學上的死亡因果，為何不能混為一談。

第九堂：法律判斷與科學因果
驗出毒品之後，真相才真正開始：新興毒品、快篩與司法制度
案件：重大毒駕死亡事故
主題：探討快篩、尿液與血液檢驗、新興或未知毒品及檢體保存，如何影響毒駕認定；並區分「驗出毒品」與「證明毒品造成事故」兩件事。

第十堂：理解加害者與責任歸屬
面無表情的被告：當一個人一再犯錯，我們還願意理解她如何走到這裡嗎？
案件：L所長執勤死亡案（量刑鑑定）
主題：探討量刑鑑定如何理解加害者的生命歷程與再犯脈絡，以及理解與究責之間應如何維持界線。

【下課後】
終曲：證據只能陪我們走到這裡

序／導讀

前言：在結論抵達以前，先看見證據的邊界

多年來，我在幾個看似彼此不相關的地方工作。
在急診，我面對的是仍在呼吸，卻可能已經無法說出究竟發生過什麼事的人。在實驗室裡，我面對的是血液、尿液、胃內容物，以及儀器螢幕上一串沒有表情的數字。在卷宗裡，我面對的是散落在病歷、影像、證詞與鑑定報告中的片段。它們來自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也以不同方式記錄著同一件事。而在法庭上，我面對的，則是所有人對答案的期待。
家屬想知道親人為什麼離開；檢察官與辯護人從不同位置追問證據能否支持各自主張；法官與國民法官則必須在有限時間裡，決定哪些事情可以相信，哪些仍然不能確定。
很多人以為，鑑定人的工作就是「提供答案」。彷彿只要攤開一份檢驗報告、一張影像或一項病理發現，再經過專家的說明，原本混亂的案件便會逐漸清楚：死因可以被找出，經過可以被重建，責任也終究能被放到正確的人身上。
然而，現實並不是這樣。
醫學與科學能夠回答的問題，有時比人們期待的少。
我們可以確認某種物質是否存在，可以判斷一道傷勢是否符合特定形成機轉，也可以比較一段臨床病程是否與已知疾病或中毒表現相符。可是，科學往往不能告訴我們是誰造成了這一切，不能完整重現當時的情境，也不能替法律決定每一項疑點最後應被賦予什麼意義。
科學可以提供證據，卻不能取代審判。
同樣地，審判也不能要求科學說出它無法證明的事情。

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證明鑑定人比法院更接近真相，也不是為了重新評斷每一個案件的結果。法律與科學有各自必須完成的工作。法院必須依照訴訟制度、證據法則與整體資料作出決定；鑑定人的責任，則是說明專業證據究竟能支持到哪裡，又必須在哪裡停下來。
我投入鑑定工作，不是因為相信每一個被告都無辜，也不是因為認為創傷、弱勢或成癮可以取消責任。我相信，一個人做過的事，就應該負責；但他沒有做過的事，也不能因為他吸毒、有前科、貧窮，或者不討人喜歡，而一併算在他的身上。
死者的死因是否值得被仔細調查，不應取決於他是否討人喜歡；被告的生命軌跡是否值得被理解，也不應取決於他是否仍能獲得同情。科學與鑑定不應按照一個人的身分，決定自己要多認真。
然而，這個「停下來」，往往並不受歡迎。
法庭希望得到明確的回答，社會也期待每一件事情都有可以理解的結局。相較之下，「目前無法確定」、「證據仍然不足以」或「不能僅憑這項結果作出推論」，聽起來總是不夠有力，有時甚至像是一種退縮。但科學的誠實，往往就藏在這些不完整的句子裡。
鑑定人並不是因為知道所有答案，才具有專業。真正的專業，有時只是清楚知道一項檢驗回答了什麼，又沒有辦法回答什麼；知道一個醫學機轉在理論上可能成立，但其他科學證據，卻可能不符合眼前的這個案件。
鑑定人必須不斷提醒自己，自己能說什麼，也知道再向前一步，可能就已經跨越了證據的界線。
鑑定人也從來不站在偏誤之外。
我們會受到病史的影響，會被最先聽見的說法牽引，也可能因為一條推論看起來很合理，便太快把零散資料放進同一個解釋之中。專業不能保證一個人永遠不犯錯；專業要求鑑定人的是，鑑定報告必須願意被追問、被打斷、被重新檢查，也願意被修正。
本書裡的案件，有些來自急診，有些來自實驗室與卷宗，也有些曾經走進法庭。
這不是一本鑑定之神破解謎團的故事。鑑定人不是英雄，往往也不能像推理小說中的偵探一樣，在最後一頁替每一個謎團找到答案。
有些案件裡，科學確實讓原本模糊的事物逐漸顯影；有些案件裡，鑑定反而是指出，看似完整的推論仍留有裂縫；也有些時候，即使走過所有檢查、讀完所有資料，最誠實的答案依然是不確定。
這樣的答案也許令人失望。它沒有驚人的反轉，沒有突然被照亮的真相，也沒有一條可以毫無停頓地走到底的路。
但鑑定的價值，常常不是在證明某件事情確實發生。有時候，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指出哪些事情尚未被證明，哪些看似自然的連結仍缺少中間的證據。
這些案件真正共同的問題，不是誰比較聰明，也不是哪一方的故事比較動人，而是：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所相信的，究竟是來自證據呈現的資料，還是來自觀看者對證據所作的解讀？
只要經過｢人｣的觀看與詮釋，就不可能完全不留下觀看者主觀的判斷。我們帶著知識、經驗與直覺走近證據，也帶著曾經聽過的故事、已經形成的疑問，以及對正義的想像，試圖理解眼前的一切。
這並不表示所有的解讀都不可靠，也不表示人永遠無法接近事實。它只是提醒我們：所謂客觀，不是主張自己毫無偏頗，而是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毫無預設地觀看下，仍願意反覆檢查，結論裡的線條究竟是證據留下的，還是我們自以為在理解解讀它時親手畫上的。
因此，「符合」、「可能」、「不能排除」與「目前不足以確認」，從來不是可以彼此替換的說法。它們承載不同的證據重量，也決定不確定性是否被保留下來。
我希望這本書讓讀者看見的，不只是案件最後抵達的地方，而是結論形成以前，那些經常被省略的路：一份檢體所代表的意義，一個數值如何被解讀，一條因果關係需要經過哪些證據，又如何在不同專業的檢查、詰問與挑戰中逐漸形成。也包括鑑定人如何在別人的追問中停下來，重新檢查自己原先相信的解釋；又如何在發現證據不足時，忍住替空白補上答案的衝動。
當我們已經擁有一個看似合理的結論時，是否仍願意回過頭來確認：證據真的走到了那裡嗎？
我沒有上帝之眼。
任何鑑定人都沒有。
我看不見已經消失的現場，無法回到事情發生的那一刻，也不能從一具身體、一份報告或一疊卷宗裡，讀出所有人的動作與心念。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每一個案件裡，盡可能把已知與未知分開，把證據與推論分開，把可以確認的部分與仍須保留的不確定性分開。
這樣的工作並不一定能帶來完整答案。但它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腳下的路有多少是證據鋪成的，又有多少只是因為遠方看起來像有一條路，我們便以為自己可以走到那裡。
然後，鑑定人的工作就是誠實地告訴法庭，也告訴讀者：證據只能陪我們走到這裡。再往前，是它尚未照亮的地方。
而我不能替它補上想像中的風景。

試閱

第一部　學會像鑑定人一樣思考
第一堂：確認偏誤：人為什麼會太快相信故事

我也曾經相信那個故事
案件背景：
本案起因於一場街頭衝突。一名七十歲老翁遭一名四十多歲男子推倒、毆打，過程被監視器完整拍下。數日後，老翁因敗血性休克死亡。生前電腦斷層顯示腰大肌疑似血腫，死後解剖則發現腰大肌膿瘍，血液培養出 A 群鏈球菌。於是，一個看似合理的因果故事很快形成：外傷造成血腫，血腫受到細菌感染，最終引發敗血症死亡。然而，當醫學證據被逐一拆開檢驗後，真正的答案，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一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故事
一開始，我也相信那個故事。
那是一位七十歲的老翁。因為一場糾紛，他被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打倒在地。監視器完整拍下了過程。那不是一段模糊、難以辨認的影像，也不是只能依靠證人回憶拼湊的情節。畫面就在那裡：推倒、壓制、毆打，動作明確，也相當猛烈。
後來，老翁持續背痛。
死亡前一天下午，他因持續背痛到急診就醫。到了半夜，病情迅速惡化，出現敗血性休克，隔天早上死亡。死亡前約九小時的電腦斷層，在腰大肌的位置看見一處被判讀為血腫的病灶，卻沒有明顯膿瘍。
死後解剖時，體表沒有看見明顯傷口；腰大肌的病灶甚至不是肉眼即可辨認，而是在顯微鏡下才被確認為膿瘍。
生前抽取的血液培養出A群鏈球菌。這種細菌可能在很短時間內造成侵襲性感染、嚴重敗血症，甚至死亡。

把這些事情依照時間排列，很容易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死者遭受外力，腰大肌因而出血，形成血腫。即使皮膚表面沒有明顯傷口，也可能存在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破損。細菌從破損處進入人體，血腫成為細菌繁殖的溫床，感染逐漸惡化，最後形成腰大肌膿瘍，引發敗血性休克，造成死亡。
外傷、血腫、感染、膿瘍、敗血症。
每一個字都是真的。
當它們被排在一起時，幾乎就像一條已經鋪好的路。只要沿著它走下去，死亡原因、行為責任與案件結局，似乎都可以得到解答。
這個故事看起來十分完整。
外傷後形成的血腫確實可能受到感染；細菌也可能由皮膚傷口進入人體，引發感染。當一個人遭到猛烈毆打，幾天後死亡，體內又同時出現疑似血腫、細菌與膿瘍，把這些發現連在一起並不荒謬。
更何況，監視器已經拍到他遭受暴力。
影像一旦映入我們眼中，就很難再把它從後來的死亡中分開。
鑑定人也不例外。

真正的鑑定，是檢驗每一個環節
一開始，我也幾乎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那個故事實在太合理了。它有清楚的時間順序、有容易理解的醫學機轉，也有令人無法忽視的監視器畫面。死者在暴力事件後持續背痛(之前有沒有背痛不知道)、就醫，最後死亡。
「他就是被打死的。」
這個結論幾乎不需要再被鑑定。它已經存在於影像、時間與情感共同形成的直覺裡。
然而，鑑定人的工作不能停在「幾乎」。
我必須重新問一次：這條因果鏈裡的每一個環節，真的都有證據支持嗎？
當一個故事已經足夠合理，再繼續追問，甚至會顯得不近人情。可是，醫學上的「可能」，與個案鑑定中的「足以確認」，從來不是同一件事。
真正使這條因果鏈開始鬆動的，不是我突然靈光一閃，自己對之前的推論感到懷疑，而是鑑定會議中其他專家的追問。有人提醒我：A群鏈球菌雖然可能造成極快速的病程惡化後死亡，但若感染的確由外傷處開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由局部感染迅速進展到劇烈的全身性惡化，臨床或病理上通常應看見嚴重的局部感染，例如壞死性筋膜炎。
在這裡提到的鑑定會議，不是把一份大致完成的報告送上會議桌，再請與會者逐一表示有沒有意見；也不是由資歷最深、職位最高或聲音最大的人先說出結論，其餘人再替那個答案補上理由。臺大法醫所的鑑定會議中，原先主筆做成的鑑定意見常常被挑戰、質疑，甚至被推翻。這不是原先撰寫的鑑定人無能，而是現代醫學是一個高度分工且又需整合的專業。
一個死亡案件可能同時涉及病程、影像、解剖、組織病理、微生物與毒物分析。現代醫學判斷早已複雜到不存在一位能夠掌握所有領域的「鑑定之神」。每個人看見的都只是其中一部分，也都可能因為自己的訓練與經驗，專注在某些證據，卻忽略了另一些證據。
因此，報告撰寫人必須把自己的因果推論完整攤開，讓不同專業逐段檢查。有人提出疑問時，不能只在會議紀錄中留下一句：「經討論仍維持原鑑定。」而必須真正回答：這個問題是否指出了原來推論的缺口？如果是，鑑定報告是否因此需要修改？
會議的價值，不在於坐了多少位專家，也不在於最後是否形成一致意見，而在於不同意見是否有可能改變結論。如果所有質疑都只是被聽見，卻不能影響報告，那麼即使會議室裡坐滿專家，也只是讓一個人的判斷披上不同專家決定的外衣。

本案的時序性於是被重新拆開。
如果腰大肌膿瘍是整場感染的起點，感染理應先在局部形成較明顯的病灶，再向鄰近組織直接侵犯，之後才進一步蔓延全身。若真是如此，死亡前九小時的電腦斷層，理應非常容易看見腰大肌及周邊組織受到感染後產生的變化；死後解剖時，也不應完全沒有肉眼可辨的明顯膿瘍，卻只有顯微鏡下才看得見。
典型的腰大肌膿瘍(psoas muscle abscess) 通常不會在極短時間內突然成為明顯的病灶。由局部感染形成膿瘍，再向外擴散，需要一段時間。本案從遭受外力到死亡不到一週，這樣的時間序列，並不支持一個由腰大肌出發逐步向外蔓延的成熟局部感染。
更重要的是，解剖發現感染性病灶並不只出現在腰大肌。肺部、心臟、心包膜與腎臟等多個並不相連的器官，也都可見感染性病灶。
這種分布不像感染由腰大肌出發，再沿鄰近組織逐步擴散；它比較像細菌先進入血液，再經由血流播散到全身不同部位。腰大肌不是感染的起點，只是眾多被波及的部位之一。
A群鏈球菌最常見是經由口咽進入人體，部分感染途徑是經由皮膚進入人體或其他部位侵入。即使死者確實遭受外力，也不能因為細菌進入人體需要一個入口，就把「可能存在肉眼看不見的傷口」當成已被證實的事實，本案外表並沒有任何傷口。
醫學鑑定不能只問一件事「可不可能」，還必須問：在這個人、這段時間，以及現有影像、病理與微生物結果中，這項可能性是否獲得足夠生理病理學(pathogenesis)機轉的支持。
病史與醫療紀錄可能不完整；影像有解析限制，病理切片只呈現被取樣的位置，微生物檢驗也會受到採檢時間、採檢位置與治療的影響。解剖呈現的是死亡後的身體，並無法重播生前每一個變化的先後順序。

疾病進程確實需要鑑定人的推論。沒有推論，病歷、影像、解剖、病理與微生物結果只是一堆分散資料。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仍能分辨哪些拼圖確實存在，哪些只是因為故事需要，才被想像成應該存在。

最容易相信的，往往最危險
確認偏誤最危險之處，在於它通常不是帶著惡意扭曲證據。它更常以一種溫和、合理，甚至令人安心的方式出現：「這樣解釋很合理。」、「這些發現應該有關。」、「如果不是這樣，其他還能怎麼解釋？」於是，我們非常容易看見支持原先故事的資料，卻容易忽略那些不符合原有方向的證據與其他可能的解釋。
當一個故事把散落的資料串成完整因果，人自然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因為混亂有了方向，矛盾的片段開始形成秩序，我們終於可以說出一段有起點、有過程、有結果的敘述。
正因為故事非常合理，所以它才危險。荒謬的說法容易使人警覺；真正難以察覺的偏誤，往往藏在一個有時間順序、醫學聽起來合理，也符合道德直覺的故事。
一名老人遭受暴力後死亡，我們自然希望暴力與死亡之間存在一條清楚的連結。這不只是推理上的需求，也是一種對正義的期待。
可是，科學證據不會因為某個答案更符合情感需要，就變得更充分。
法官思考的不是抽象的醫學資料，而是監視器中真實發生的暴力、一名已經死亡的老人，以及等待司法說明的家屬。法院也不能像醫學論文一樣，永遠停留在「可能如此，也不能排除其他解釋」；它終究必須作出決定。
但關於醫學致病機轉問題不能只由監視器回答，而必須回到病歷、影像、解剖、組織病理、微生物結果與死亡前後的時間順序。
醫學證據不足以確認外力導致感染致死，不等於否認暴力存在，也不等於替施暴者開脫。法律仍可評價毆打、壓制與傷害行為；但死亡能否歸因於這些行為，不能只因畫面令人憤怒就自動得到答案。
醫學鑑定必須忠於醫學證據。醫學鑑定不是替任何一方尋找最有利的答案，而是檢查每一方提出的答案，看其能不能通過醫學證據的檢驗。

雖然我一直相信鑑定會議很重要，但這不表示我在被質疑時，總能立刻心平氣和地接受。當別人挑戰我的推論時，我的第一個反應往往不是感謝，而是防衛。
在法庭上受到質疑時，我有時還能在心裡告訴自己：提問的人不熟悉醫學，沒有看過完整資料，或者把一個複雜的醫學問題想得過度簡化。這些理由確實存在，也很容易成為保護自己應對尖銳質疑的方式。
鑑定會議卻不一樣。坐在會議桌旁的人，同樣讀過病歷、看過影像，在病理、感染、影像與法醫領域具有自己的專業。當他們問我，如果真的是壓制所致的挫傷血腫導致腰大肌膿瘍，為什麼解剖時肉眼未看嚴重的局部感染？為什麼死亡前九小時的電腦斷層沒有明顯膿瘍？多重器官病灶更像細菌進行血行播散時，我很難只用一句「你們不懂」把問題推回去。
真正使人不舒服的，往往不是別人反對我的結論，而是我知道：他的問題可能是對的。
這時的我會防衛，可能是覺得自己的努力被否定，也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把情緒和證據分開。尊重同儕的意見，從來不是沒有情緒，而是在情緒過後，仍願意回到問題本身：這個疑問是否真的指出了原有推論的缺口？如果是，我是否願意修改自己的答案？
也正因如此，鑑定會議不能只是形式。真正的討論，必須容許別人指出原有推論的缺口，也必須讓報告撰寫人認真回答：這些疑問是否會改變原來的結論？

小說裡通常需要一位最後揭曉真相的鑑定之神；但在真實世界裡，較可靠的答案通常不是某個人靈光一現的成果，而是初步判斷經過不同專業反覆質疑、修正與驗證後，得到一個站得住腳的結論。
關於本案，我最後能說的，不是外力與死亡一定毫無關係，而是依可取得的醫學證據，我無法確認外力與死亡兩者之間已建立足夠明確的因果關係。相較之下，多重器官感染病灶與A群鏈球菌菌血症，更支持一個全身性、血行播散的感染過程。
這個結論不像「外傷形成血腫，血腫感染，最後敗血症死亡」那樣完整，也不容易歸責或向家屬說明。這解釋甚至會令人失望。
可是，鑑定人的責任正是必須誠實地保留這種不完整。法院必須在有限證據中形成心證並決定責任；鑑定人則必須說明醫學證據能支持到哪裡，以及從哪裡開始，已超出醫學可以確認的範圍。

本案法院最後並未採納我的見解。判決在說明為何不採納我的鑑定意見時，另外採用了病危通知單上的一項記載：病人情況危急時，急診醫師曾將腰大肌膿瘍列為敗血性休克的可能原因。
然而，這是整份病歷中唯一一次出現「腰大肌膿瘍」的地方。死亡前的電腦斷層報告、後續醫療紀錄，以及申報健保給付所列的診斷，都未曾出現 腰大肌膿瘍這項診斷。這似乎不是將整份病歷放在一起閱讀後所得出的結論；從判決中也看不出法院曾再函詢原醫院，以釐清病危通知單上的記載，究竟是病況危急時的暫時判斷？還是經後續檢查確認的正式診斷？
同樣身為急診醫師，我知道病危通知單的功能，是在檢查尚未完成、資料仍不齊全時，先向家屬說明病人面臨的危險與當下可能的原因。它記錄的是那一刻的臨床判斷，未必等同於後續確認的正式診斷。病歷中出現的每一個診斷名稱當然都不應被忽略，但它的意義，仍必須與影像、完整病程及病理結果共同判讀。判決可以由多數意見作成，醫學命題卻不會因為兩票對一票而改變。

一個人死亡後，家屬期待答案，社會也期待責任。尤其監視器已拍到明確暴力，若醫學結論卻是：死亡較可能來自入口未明的A群鏈球菌全身性感染，而腰大肌病灶只是血行播散的一部分，並非感染起點，情感上確實很難接受，也可能讓人覺得死者遭受的傷害被忽略。
但是，「給家屬一個交代」和「一定要找到一個人為死亡負責」，仍不是同一件事。對家屬的尊重，也不應建立在把不確定說成確定。
如果為了讓死亡得到較完整、較容易接受的解釋，而要求科學證據說出超過它所知道的答案，我們可能在試圖修補一個傷害時，又製造另一個錯誤。
忠於科學，往往不會讓任何一方滿意：家屬可能覺得答案不夠明確，甚至懷疑鑑定有所偏頗；檢方可能認為鑑定削弱因果關係的強度；被告也未必因此免除其他責任；而法院最終仍須作出一個決定。
鑑定人的工作不是為了提供最能安慰人、最符合直覺或最容易被接受的故事，而是說明哪些已被證明，哪些仍是推論，哪些空白不能跨越。
對我而言，這個案件留下最深刻的提醒，不是法院最後是否採納我的意見，而是我再次看見：鑑定人從來不會站在「確認偏誤」之外。
我們很容易從判決、新聞或別人的鑑定意見中，看見某些人如何先有答案，再選取支持答案的證據，並批評他們落入偏誤的陷阱。但真正困難的，不是指出別人有確認偏誤，而是承認那個有「確認偏誤」的人也可能是自己。
我也會犯錯，也會先相信一個合理的故事，並在監視器畫面、死亡結果與醫學發現之間，自然地畫上一條線。一個好的鑑定人，不在於永遠不會走錯方向，而在於當問題讓原來的解釋站不穩時，是否願意忍住不舒服與立即想要防衛的衝動，把已經拼好的故事拆開，再重新檢查一次。
鑑定人不是全能，鑑定人也無法標榜每一次自己都比別人更客觀。我們同樣會被影像、時間、情感與完整故事吸引；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太快相信自己的推論。

這個案件教導我的是，當我再次看見另一個過於完整、幾乎能讓所有疑問與責任都找到位置的故事時，必須更加警覺。因為真正困難的，往往不是看見證據彼此的連結，而是在故事已經完整到足以讓所有人安心時，仍願意停下來，把它重新拆開。
鑑定結果未必使人釋然，鑑定所揭示的真相，也未必讓正義顯得更加完整。
鑑定人的工作，不是替任何人完成一個令人安心的故事，而是依當時可得的證據，作出符合當代科學原則的推論。鑑定人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在每一次證據推理即將越過科學所能支持的界線時，提醒所有人停下來。

課後討論：
為什麼確認偏誤這麼危險
如何分辨故事與證據
法醫如何重新閱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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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社會哲思＞社會議題＞犯罪/恐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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