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志成城：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六卷

活動訊息

2026年7月選書

飛吧，鴻！：母親、我與中國（暢銷全球逾1500萬冊《鴻》最新系列作）

內容簡介

《眾志成城》是余杰所著《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第六卷，記錄了五十位抗爭者的真實故事，涵蓋了中國本土、香港、台灣、海外華人與外籍人士。書中收錄了包括高爾泰、齊家貞、葉文福、彭定康、陳昇、何林夏、毛國良、呂京花等勇士的生命足跡。

這些抗爭者具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及背景，有藝術家、作家、詩人、政治家、音樂人、出版家，也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們跨越世代，從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長者到年輕世代，生活軌跡與信仰各異，不畏強權地追求民主自由，展現出「自由鳥永不老去」的堅韌精神。

這些抗爭者以多種形式反抗極權政府，卻也遭受了不同形式的迫害，包括言論審查、市場封殺、鋃鐺入獄、剝奪自由，甚至被迫流亡海外。他們的生命或許只是滄海一粟，但他們的存在讓未來有了走向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希望。本書期盼能凝聚「眾志成城」的力量，成為連接海內外抗爭者的橋梁，讓他們得以相互激勵，更讓這些勇士得到廣大讀者的肯定與支持。

作者

余杰

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2012年1月，攜妻兒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潛心讀書思考、著書立說。2018年12月，入籍美國，拒絕鄉愁，享受孤獨。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著作多達八十餘種，1500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東方極權主義、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推廣類佳作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精神故鄉。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相信讀書這一古典的愛好能帶來巨大的快樂，祈願以書為媒，結識更多自由而勇敢的心靈。

2025年任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駐校作家及訪問學人。

目錄

凡例與致謝
序：全世界反共者，聯合起來！
一九三○年代
• 01｜高爾泰（1935—）： 坦克當前，鐵窗斷後，自由鳥永不老去
一九四○年代
• 02｜齊家貞（1941—）： 我是一隻沒有幾根羽毛也敢於高飛的自由鳥
• 03｜葉文福（1944—）： 詩人就應當捨身忘命地追求自由
• 04｜彭定康（1944—）： 極權政府可能一瞬間崩潰，勇敢者應當站出來捍衛民主
• 05｜毛思迪（1948—）： 魔鬼和中國共產黨是地獄造就的一對
一九五○年代
• 06｜朱承志（1950—）： 我已做好隨時被獨裁政權囚禁、審判的準備
• 07｜馮正虎（1954—）： 護憲維權，為民行道
• 08｜肯尼斯．羅斯（1955—）： 全球需要共同行動，抵抗中國對國際人權體系的侵犯
• 09｜王荔蕻（1955—）： 一個人為他人的痛苦而奔走呼號，這是保衛公民社會
• 10｜鄧相超（1955—）： 真正抗爭吶喊的人，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在爭取權利和兌現良知
• 11｜閔良臣（1956—）： 人民為什麼不能顛覆不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權？
• 12｜楊榮麗（1958—）： 我將用我的一生見證上帝的命令—好牧人為羊捨命
• 13｜陳昇（1958—）： 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不怕說會亡命天涯的話
• 14｜何林夏（1958—）： 史書既欲盡燒灰，監獄亦成理想國
• 15｜毛國良（1959—）： 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對本國的人權狀況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九六○年代
• 16｜呂京花（1960—）： 我是六四倖存者，一生都為自由與尊嚴而抗爭
• 17｜蕭強（1961—）： 人權工作時刻都在喚醒我們心中的道德勇氣、正義感和同情心
• 18｜張倫（1962—）： 我對誰都不跪，希望對得起生者，也對得起死者
• 19｜石平（1962—）： 揭露共產中國的野蠻邪惡，就是守護日本和自由世界
• 20｜徐琳（1964—）： 我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把自由的歌兒吟唱
• 21｜饒文蔚（1967—）： 為了說真話，我寧願從政法委書記淪為階下囚
• 22｜吳義龍（1967—）： 籌組中國民主黨，是我探索中國真正出路的方式
• 23｜魯珊．阿巴斯（1967—）： 讓我們帶著不屈的內在力量和精神，一同全力對抗極權體系
• 24｜郭利（1968—）： 我像是一個雪地裡的清道夫，希望其他人後面的路更好走
• 25｜楊金德（1968—）： 綱紀廢棄之日，便是暴政興起之時
一九七○年代
• 26｜莊文浩（1971—）： 在法治自由國家生活的我們，必須為被噤聲者發出聲音
• 27｜趙連海（1972—）： 為了下一代少一些苦難，活在這個時代就要有所擔當
• 28｜陸軍（1972—）： 反對制度性歧視，就是維護公民平等權
• 29｜鄭國恩（1974—）： 中共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是出於政治偏執狂
• 30｜艾芬（1974—）： 我是發哨子的人，我做了一個正常人、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情
• 31｜黃益梓（1974—）： 我忍受苦難，平靜、微笑、驕傲地像個得勝者
• 32｜王全璋（1976—）： 中國做律師就得不斷衝撞抗爭
• 33｜吳政亨（1978—）： 我深信公正和定期的選舉，最能抗衡潛在的暴政
• 34｜李志（1978—）： 誰也不能禁止我歌唱，誰也不能禁止人民熱愛自由
一九八○年代
• 35｜王林（1981—）： 我這復活的枯骨，要把生命傳給其他躺在死蔭幽谷的同胞
• 36｜苟中燦（1982—）： 為了將中國監獄虐囚的真相公諸於世，我不惜入獄十年
• 37｜戚洪（1982—）： 真正的中國，不屬於謊言與恐懼，而屬於那些願意說「不」的人
• 38｜容偉業（1983—）： 政府當我是罪人，但有罪的是任意踐踏人性和人權的政府
• 39｜麥克．蓋拉格（1984—）： 我們應該繼續揭露中共對內獨裁鎮壓和對外侵略行為
• 40｜李文足（1985—）： 我們盼望團圓，更盼望公義在這個國家被高舉！
• 41｜戴學林（1986—）： 賣書不為稻粱謀，只為讀者得真知
一九九○年代
• 42｜梁天琦（1991—）： 本土和勇武才能完成時代革命並光復香港
• 43｜趙威（1991—）： 恢復自由的唯一辦法就是摔碎枷鎖
• 44｜趙雅靜（1993—）： 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就是中國共產黨
• 45｜劉祖廸（1993—）： 中共必須死掉，香港才能浴火重生
• 46｜王睿（1996—）： 這個世界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高估了共產黨的強大
二○○○年代
• 47｜朗吉（2000—）： 我講述的不僅是我個人的苦難，也是所有藏人的苦難
• 48｜王逸戰（2001—）： 我有赤子之心，我與香港的土地永不分離
• 49｜彭婕妤（2001—）： 中共體制是一種奴隸制，年輕一代不能繼續當韭菜
• 50｜曾志健（2001—）： 肉體會被子彈射穿，反抗的意志卻不會被擊毀
附錄
•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1-5卷及《民主英烈傳》1-2卷人物列表

序／導讀

作者序／ 全世界反共者，聯合起來！
1945年4月9日，迪特里希．潘霍華和其他牽涉參與刺殺希特勒的人一道，在弗羅森堡集中營被處決。不到一個月後，盟軍攻佔柏林，納粹政權最終崩潰。
在參與暗殺計畫的人中，潘霍華頗為與眾不同，因為他是一名在歐洲和美國的基督教圈子中享有盛名的牧師、神學家和教師。1944年7月20日，對希特勒的未遂暗殺行動之後，他因涉嫌反納粹活動被拘禁。在被關押了大半年之後，更多證據顯示潘霍華與多位親屬深度參與了刺殺行動。於是，三十九歲的潘霍華無法迴避死亡的毒吻。
一位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被要求參與一項以殺人的方式改變歷史進程的政治行動時，該如何反應？這是潘霍華的真實人生和最後抉擇。他一邊向眾人宣講上帝之愛，一邊密謀刺殺暴君，兩者有矛盾嗎？那些偽善的教會至今仍然對潘霍華之死是否為「殉道」而爭論不休，但這已然與之無關。當時，潘霍華在德國教會內部是屈指可數的少數派—德國絕大部分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都臣服於納粹統治之下，心甘情願或半推半就地充當「德國基督徒」或「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基督徒」。但潘霍華始終堅信，對於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來說，殺死希特勒、結束納粹政權，是可做的唯一負責任之事—在屠戮與哭嚎充斥外面街道之際，僅僅躲藏在教堂中禱告是不夠的。潘霍華一步步邁向政治反抗的過程，並沒有違背他以往的思想，反而是他思想順理成章以及必然的結果，正如艾伯哈特．貝特格的解釋：「潘霍華在1935年把當今所謂『政治反抗』這個觀念介紹給我們。我們不能再清楚明確的切割認信和反抗。⋯⋯我們現在終於明白僅僅在口頭上認信，不論多麼勇於表達，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要背負殺人共犯這個罪名，即使我們都會傳講『唯獨耶穌』，還是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早在1932年，潘霍華及其家人已經開始參與反對納粹的運動。他曾受邀在柏林威廉大帝紀念教堂講道，講道的經文取自聖經歌羅西書三章一至四節。其中描寫聖保羅敦促他的教眾：「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潘霍華通過這些經文看到的，並非讓基督徒心安理得地退出這個世界的「屬靈的套話」，而是一種召喚，要求參與世界內部的嚴肅鬥爭。他對未來鬥爭的理解如下：「相反，正因為我們的思想集中在『上面的事』上，所以我們在地上抗議的時候更加堅持和決絕⋯⋯始於具有無限革命性的團體的基督教，難道如今卻要一直封閉下去嗎？難道每一場新運動都必須繞過教會開闢道路，而教會總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嗎？」他預言，「有人要求殉道者的鮮血」的時刻將會到來，這將是基督教抵抗納粹主義的結果。他更強調：「我們不能僅僅為那些被不公平之輪所碾壓的傷者包紮，更要修正這輪子本身。」是的，必須力挽狂輪，即便會被狂輪碾壓得粉身碎骨。
1944年7月，潘霍華在獄中寫了一首名為〈摩西之死〉的詩歌，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差遣我在死的面罩下做見證，／看我的百姓歡宴勝利。／我在你永恆中傾跌、沉落／但見我的百姓向前得自由。」毫無疑問，「自由」，是所有抗爭者最大的共性，抗爭的目標就是追求和捍衛自由—自己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以及所有愛自由者的自由。納粹敗亡之後，不僅德國人，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將納粹當作是獨一無二的邪惡和已經翻篇的邪惡。殊不知，東方很快崛起了升級版的紅色納粹—中共政權。西方左派通常會認為這種類比非常「政治不正確」（他們更願意將納粹議題特殊化處理），然而，就中共的罪惡和危害、殺人之多和統治時間之長而論，已然讓納粹望塵莫及。那麼，在反抗中共政權的漫長鬥爭中，有多少潘霍華式的抗爭者？
書寫「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就是講述堪與潘霍華類比的、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敢者的故事。平心而論，中共比當年的納粹更強大、更愚頑、更暴虐，所以反抗中共比反抗納粹更艱巨、更危險、更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反共也理應形成一項全球性的、最為迫在眉睫的、首要且共同的事業。過去，共產革命以「統戰」為一大「法寶」。1848年1月底，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德文寫成《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口號後來成為蘇聯、東德等共產國家的「國家格言」。反之，反共的事業更需要一種超越國家、種族、階級、性別和宗教信仰的抗爭者的大聯合—非「眾志」不能「成城」，非「二人同心」無法「其利斷金」。
在抗爭者系列第六卷《眾志成城》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物，對於中國來說，或是種族意義上的外國人、或是法律意義上的外國人、或是逃離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他們已然身處中共統治的區域之外，本可將中國的一切拋在身後，但他們身處自由世界並未停止反共使命。
其中，末代港督彭定康、最早揭露中共計畫生育和強制墮胎暴政的美國學者毛思迪、長期擔任「人權觀察」執行長的人權律師和政治評論家肯尼斯．羅斯、致力於研究中共對維吾爾人等少數族裔進行種族滅絕的德國學者鄭國恩、在美國國會發出抗中呼籲的前眾議員麥克．蓋拉格等人，他們在種族和國籍上與中國風馬牛不相及；還有港荷混血、出生於加拿大的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雖有一半港裔血統，卻與中國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出於對普世民主自由價值的堅守，他們成為中共政權的反對者和批判者，正如莊文浩所說，「在法治自由國家生活的我們，必須為被噤聲者發出聲音」。他們雖然不會被抓捕入獄，但仍然需要為此付出不菲的代價—中共以舉國之力對他們發起誹謗和抹黑，對他們實施所謂的「制裁」，讓他們無法像親中的政客、商人、名流那樣到中國發大財。
還有若干來自於被中共戰爭威脅的台灣以及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不同族群的抗爭者。他們當中，包括公開宣稱「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不怕說會亡命天涯的話」的台灣天王級創作型歌手陳昇；在美國和世界舞台上為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奔走呼號、家人身陷中共集中營的魯珊．阿巴斯；歷經千辛萬苦逃離中國、抵達達蘭薩拉並在國際舞台訴說自己親身經歷的前藏族政治犯朗吉；還有香港抗爭者吳政亨、容偉業、梁天琦、劉祖廸、王逸戰、曾志健等人—他們分屬不同的世代，政治立場和抗爭方式也各有不同，但他們認同香港而不認同中國，並參與了「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偉大事業。他們的存在實實在在地表明，中共所宣揚的大一統的中國早已左支右絀、千瘡百孔，中共消滅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自由之聲。
更有不同時代的「潤學」實踐者，他們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用腳投票、逃離中國—「坦克當前，鐵窗斷後，自由鳥永不老去」的高爾泰，「我是一隻沒有幾根羽毛也敢於高飛的自由鳥」的齊家貞，「我是六四倖存者，一生都為自由與尊嚴而抗爭」的呂京花，「我竭盡全力幫助中國人對抗網路長城」的蕭強，「我對誰都不跪，希望對得起生者，也對得起死者」的張倫，「揭露共產中國的野蠻邪惡，就是守護日本和自由世界」的石平⋯⋯在法律意義上，他們放棄了中國國籍，已經是美國人、澳洲人、法國人、日本人，但他們關切的眼光、批判的矛頭從未離開中國。近年來，更有若干逃離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如郭利、陸軍、趙威、王睿、彭婕妤等人，他們肉身翻牆，與中國訣別。如高爾泰所說「用泥汙的肢體，帶著創傷的靈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雖「早就不像人樣」，雖「世路之崎嶇，人心之詭譎」，卻沒有放棄反抗極權中國的偉大事業。
反抗者們從不同的起點開始他們的反抗生涯。
朱承志、馮正虎、楊金德曾經是成功的企業經營者和商人，但在私有產權不受保障的中國（儘管中國憲法中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條文，現實生活中卻從未得到實施），他們的私有財產被枉法蠶食鯨吞，他們因為捍衛自己的財產而鋃鐺入獄、淪為賤民。他們在維護個人權益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必須爭取更為廣泛的人權和自由。朱承志慷慨解囊援助北京訪民、年復一年祭拜林昭墓地；馮正虎在日本機場上演現實版的《幸福航站樓》，讓維權成為行為藝術和國際新聞；楊金德衝冠一怒卻迎來與狼犬同籠的虐待，導致身體殘疾且連累家人⋯⋯在這個極權帝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必須保衛私有財產，正如英國思想家洛克所說，私有財產設置了道德的邊界底線，侵犯了人類的私有財產，或者把人類的私有財產變為公有，那是破壞了人類的底線道德，使道德處在失範和無序狀態。哪裡沒有私有財產，哪裡私有財產沒有得到保障，那裡的道德就會塌陷。私有財產之所以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因為私有財產是人類正義之源也是正義本身。
毒奶粉、毒疫苗、武漢肺炎病毒⋯⋯近年來中國製造的諸多公共衛生災難，無不源於中共的極權體制。在極權體制下，政府從不解決問題，而是致力於解決那些指出問題並幫助解決問題的人。作為毒奶粉受害孩童的父親，郭利和趙連海都在維權過程中成為囚徒；作為毒疫苗受害者本人，趙雅靜生命垂危卻仍然被捕入獄，其丈夫也被囚；身為「發哨人」的艾芬，面對當局的打壓和網路五毛的攻擊，平淡回應：「我做了一個正常人、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情。」一次災難之後，中共從不反思和改變，然後再重複同樣的悲劇。在此意義上，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就是中國共產黨，如評論人劉歷心所指出的那樣：「一場在民主國家很容易就能解決的問題，在一個資訊壟斷，壓制言論的極權國家就會演變成一場人造災難。瘟疫本身並不可怕，而促進瘟疫迅速蔓延的極權主義傳播模式才是災難的根源。從極權國家的每一場災難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保護作用，這種制度所帶來的政治激勵和經濟激勵都是民眾的籌碼，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這種籌碼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換一個民選政府，而民選政府要想繼續執政就要接受這種監督模式。因而就不會發生切爾諾貝利，大饑荒，豆腐渣工程以及潰壩洪水之類的人道主義災難了。」
還有人邁向更決絕的反抗。在六四屠殺中覺醒的毛國良和吳義龍，經歷了牢獄之災之後，不僅沒有偃旗息鼓，而且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民主化突破的標誌是取消黨禁，由一黨獨裁走向多黨競爭。所以，組黨是中共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但若不去踩踏中共的底線，民主共和永遠是水月鏡花。苟中燦則潛行於暗夜，蒐集和發布中國監獄中最黑暗的那一部分資料—強迫苦役、大規模執行死刑和祕密器官移植。戚洪以新科技的手段，在重慶鬧市區打出反共標語的光幕，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如他自己所說：「真正的中國，不屬於謊言與恐懼，而屬於那些願意說『不』的人。」
有很多抗爭者是夫妻並肩作戰，中國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也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此前寫到的李和平與王峭嶺、本卷中寫到的王全璋和李文足，以及王宇和包龍軍、于世文和陳衛、劉賢斌與陳明先、丁子霖與蔣培坤、王若望與羊子、劉曉波與劉霞、鄒幸彤與野渡、許志永與李翹楚、李卓人與鄧燕娥、袁嘉蔚與馮達浚⋯⋯他們相濡以沫、不磷不緇，正應了聖經中對愛情的頌讚：「愛情，眾水不能熄滅，洪流不能淹沒；如果有人拿自己家裡所有的財產去換取愛情，就必被藐視。」
「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抗爭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自由與公義。若沒有自由和公義，人就不再是人，而淪為奴隸。大多數中國人身為奴隸而不自知。而抗爭者們意識到奴隸的身分，挺身掙脫奴隸的枷鎖、洗刷奴隸的烙印，並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讓人不自由的外在力量，就是獨裁政權。海耶克在《自由的憲章》裡討論自由的概念時，以「人在人際之間的行為不受恣意的強制力所干預」來作為個人自由的界定。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海耶克認為，作為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它對受管轄下的人行使強制力的唯一依據，就是要防止恣意的強制力；政府在行使公權力去阻止恣意的強制力時，必須以法律規定方式來進行，否則其強制力便等於非法的。以此而論，恣意行使強制力乃至國家暴力的中共，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的存在。言論的自由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思想的自由、新聞出版的自由，在中國仍可望而不可及。為了爭取這些自由，抗爭者們還要付出被禁、被囚、被酷刑的慘痛代價。作為詩人的葉文福堅信「詩人就應當捨身忘命地追求自由」，作為大學教授的鄧相超堅信「真正抗爭吶喊的人，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在爭取權利和兌現良知」，作為雜文家的閔良臣反問「人民為什麼不能顛覆不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權？」，作為出版家、出版社總編輯的何林夏平靜地迎接「史書既欲盡燒灰，監獄亦成理想國」的命運，作為詞曲作者的徐琳放歌「我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把自由的歌兒吟唱」，而原本仕途通達的饒文蔚則是「為了說真話，我寧願從政法委書記淪為階下囚」，被封殺的民謠歌手李志用反語告訴歌迷「兄弟喝多了在哭，愛人迷失了太久，這時我總會想起，人民不需要自由」，而因賣書而坐牢的編輯戴學林「賣書不為稻粱謀，只為讀者得真知」，在推特上縱橫馳騁的王荔蕻從高級軍官的女兒變身為國家敵人只因為領悟到了簡單而樸素的真理：「一個人為他人的痛苦而奔走呼號，這是保衛公民社會。」
在美國，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國憲法中所保障的最基本自由之一。宗教信仰自由常被稱為「第一自由」，這項自由在美國立國文件中舉足輕重，許多其他各項自由藉此而來。宗教信仰自由—近似「良知自由」—是人類思想和相信的權利，亦是一個人根據其道德良知，為其所篤信的事物作出表達和付諸行動的權利。信念帶動行動，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不能根據信念而行，信仰的自由則形同虛設。然而，在以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共產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屢屢遭到剝奪和打壓。本卷中描述的楊榮麗、黃益梓、王林等牧師、傳道人和基督徒，以及維吾爾人和穆斯林魯珊．阿巴斯、藏人和藏傳佛教信徒朗吉，所遭受的種種殘酷打壓，以及他們在逼迫中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堅守，讓更多人意識到：宗教信仰自由和良知自由是至關重要的，這些自由是人類尊嚴的基礎，值得人類為之而奮鬥。
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和牧師約翰．多恩說過：「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當社會不公義的事發生，而且頻頻發生，你不要說跟你無關，因為你不是孤島。喪鐘為他人響起，就是為你響起。所以，世界各地反對極權中國的人們，應當勇敢地、公開地聯合起來，一心一意，眾志成城，千萬雙手一起出力，埋葬中國共產黨這個空前絕後的惡魔。

試閱

04 | 彭定康：極權政府可能一瞬間崩潰，勇敢者應當站出來捍衛民主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1944年5月12日—）：英國保守黨籍政治人物。早年出任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1992年獲委任為末代港督。他積極推動香港政治民主化，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推出政改方案。根據其政改方案，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會大幅度增加直選議席。再加之新機場建設等問題，彭定康很快與中共發生激烈衝突，中共痛斥其為與李登輝、達賴喇嘛並列的「千古罪人」。1997年6月30日，見證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卸任後被英國女王冊封為終身貴族。2011年，出任英國廣播公司信託基金主席。2003年至2024年，任牛津大學校監。2020年5月21日，彭定康指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港區國安法》是「令人髮指的行為」，是對香港自治的全面攻擊。2020年6月，加入英國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2022年，出版《香港日記》，在書中表示：「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我認為未來幾年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持續關切香港，為香港發聲，表明我們認同香港市民為自由民主勇敢奮鬥的價值觀。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

彭定康，生於英國蘭開郡波爾頓。其父早年是爵士樂鼓手，後來成為音樂書籍出版商。彭定康年少時就讀區內小學。隨後獲得獎學金，入讀位於倫敦西部伊令的天主教聖本篤學校。完成中學課程後，獲牛津大學伯里奧爾學院取錄，主修現代歷史，於1965年取得柯立芝旅遊獎學金，赴美國進修。

1966年，彭定康加入保守黨研究部工作。1970年，加入內閣辦公室。1979年5月，當選為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員。1983年，被任命為北愛爾蘭政務次長，並在1985年9月改任教育及科學部長，1986年9月又被調到外交部出任海外發展部長。1989年7月，首次晉身內閣，出任環境大臣。

1992年7月9日，在首相約翰．梅傑安排下，彭定康接替衛奕信，成為第二十八任香港總督，其任期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英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最後一日為止。與以往港督不同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唯一不是出身自軍方、殖民地部或外交部，而是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如果不是擔任末代港督，彭定康或許只是一位中規中矩的英國政客，港督一職讓他置身於東西方、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對抗的最前線，也將他推至一生中的高光時刻—此後，儘管他擔任過諸多要職，但人們永遠將他視為「末代港督」。他亦成為繼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勛爵訪問北京晉見乾隆皇帝之後，中西方交通史上另一個受中國統治者排斥且憎惡的重要人物。

彭定康上任後不久，便與中國陷入惡劣的關係。1992年10月，他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提及政制改革方案，將改革立法局選舉制度，除了「兩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席次，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席次（新九組），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變相使這九個席次成為直選席次），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政改方案提升香港議會組成的民主成分，更能反映民意，但實施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

隨著與北京的論戰升級，北京不少官員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為民主派跳「最後探戈」。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時隔多年之後，魯平在回憶斥責彭定康的話時，仍表示，「現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整個平穩過渡被他破壞了。給我們製造了很大的困難。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話，香港過渡的情況更平穩。影響香港的不止是政治體制，還有整個香港人的信心和經濟」。

儘管受到北京的強烈反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成功在1994年6月30日獲民主派佔優的立法局通過，並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落實。北京卻宣布終止「直通車」，不讓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且另組「臨時立法會」。

1996年10月2日，彭定康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最後一章提到對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憂慮：「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他的這一擔憂不幸而言中了：若干「港奸」配合中共在短短二十年間就斷送了香港的自治，將香港從「東方之珠」變成了一座人人「道路以目」的「警察城市」。

彭定康任內積極起用華人出任要職，以便為香港主權移交作銜接，他以公務員事務司陳方安生接替霍德，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以庫務司曾蔭權接替麥高樂，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

彭定康在1993年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確保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香港在彭定康任內成為全球第八大貿易地區。

彭定康在任港督期間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香港平民美食—蛋撻是其最愛，他是中環泰昌餅家的常客之一，並稱之為「世界上最好味的蛋撻」。他說，香港有全世界最好的食物，即使意大利北部的食物很好，也不及香港，因為香港有多種中國菜，也有很好的意大利、法國餐廳。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以港督身分見證了「香港回歸」儀式—實質上，這不是回歸，而是由英國的優質殖民轉為中國的劣質殖民，如作家奈保爾所說，「自我殖民」往往更加殘暴獨裁，可惜那時港人大都民族主義上腦，不知厄運將至。彭定康在日記中寫道：「江澤民、李鵬、周南、董建華和其他人坐成一排，對面有親王、布萊爾、郭偉邦（英國外相）、國防參謀長和我。我看著這群過時的老暴君，心想：『為什麼我們讓自己被這些人欺負？他們大多數根本沒什麼能力，並且對這個世界感到恐懼。他們就只會欺負別人。』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任何優雅的舉止和自然流露的威信。⋯⋯最後則是主權移交儀式。這個儀式拘謹且規模不大，最好越快結束越好。我回頭看了中方的高級賓客，這群列寧主義的活化石既富裕又有權有勢，行事齷齪、殘忍、腐敗，平庸到令人沮喪的地步。江澤民粗聲粗氣地高聲發表演說，還替自己拍手，而中國的賓客也在所有恰當的時機盡責地鼓掌。接著中國的儀隊踢起正步，降下了英國國旗並升起他們的國旗。」

卸任香港總督後，彭定康在1998年獲女王伊利莎伯二世頒贈名譽勛位，成為上議院議員。自1998年至1999年，出任根據《貝爾法斯特協定》設立的北愛爾蘭治安獨立委員會（通稱彭定康委員會）主席。1999年，獲得委任為歐盟委員會的兩名英國代表之一，專門負責外交關係。

1999年，彭定康獲聘任為紐卡斯爾大學校監。2003年，獲選任為牛津大學校監。2016年2月，他撰文以「學術思想的封閉」為題，指自己可能是世上擔任大學校監最多的人，任港督時他已是香港各大學校監。他透露當年不滿兼任校監安排，認為應由大學自行選出校監，但各校不容許。他指出，大學是自由的堡壘，教學不應受政府干預，指這是世界級學府的條件。大學應鼓勵思想衝擊，但這令大學對專制政府造成危險，現時香港及中國大學的自由正受專制政府威脅。中國政府正在實施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學術自由打壓，封殺大學教導西方價值，只教馬克思主義。

2016年11月，彭定康訪港六天。他在多場公開演講和受訪中指出，香港的成功基石在於法治，更換政府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銅鑼灣書店事件，他表示無法想像此事會在香港發生。他不贊同港獨，但相信民主理念比坦克更為重要。他沒有直接評論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表現，但表示「一個不聆聽民意的政府，讓民眾感到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長官應代表香港人面對北京，而不是代表北京面對香港人」。

2017年1月，彭定康在節目Newsnight中表示，英國與中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並已向聯合國備案，承諾會維護香港權益至2047年。可是，不少港人並未感到英國真正為了承諾和責任站起來，令他感到遺憾。他指出，英國管治香港的最後十至十五年時間，應推行更多民主，如香港有多五至十年的民主經驗，中國政府將更難令香港民主進程倒退，「我強烈認為我們已令這一代爭取民主人士的父母失望，如再令這些孩子失望，將會是個悲劇。」

2020年7月，彭定康接受CNBC訪問時，指林鄭月娥是香港歷史上「一個十分令人失望的內奸式人物」。

2022年2月，彭定康狠批歷任香港特首，包括當時在任的特首林鄭月娥，自己或家人都持有英國護照，而被迫害的年輕人卻沒有。他說：「這些人都是叛徒，包括警隊裡面的人也是。」

2022年7月1日，彭定康在倫敦舉行新書《香港日記》首發式，並發表演講。他批評香港警察用武器鎮壓香港人，以《香港國安法》破壞法治、攻擊新聞自由。他引用東德歷史預測，極權政府如果崩潰，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變，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來，捍衛美好、正確、良善的事。

彭定康指出，「警察」（police constable）李家超並不是因為政綱被選中當特首：「他被選中，是因為他負責警察，負責執行打壓起初和平示威的人，鎮壓那些反對香港的學校課程、爭取民主、反對逃犯條例的人。他們唯一回應二百萬人示威反對逃犯條例的方法，是購入更多的催淚彈、電槍、警棍。」彭定康回憶，他管治香港的時候，最多發生過一兩次僅有一、二百人的示威。

彭定康又說，香港現時是「愛國者治港」，但所謂「愛國」的意思是要支持共產黨。回應近日香港修改教課書，他指香港從來不是殖民地，「佔領」香港的，其實是眾多來自中國的難民：「香港絕大多數是由大躍進、大饑荒、在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被逼人吃人的難民組成。人們現在被要求忘記這些事件，就像人們不能在6月4日參與燭光晚會記念在天安門廣場被殺的人。」他還說，《國安法》侵蝕香港的普通法，被控的人未審還押而無法取得保釋。此外，《國安法》亦攻擊新聞自由：「《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是一個特別的針對對象，不只是因為他顯示一個來自中國的難民在香港可以有的成就，更是因為他有膽量留下來。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到台灣、英國、美國或加拿大，但他留下來，因為他想顯示他並不害怕他們。他們憎恨黎智英。」他最後說：「事情是會改變的。我們如何對待香港，會是一個例子，顯示我們有多願意爭取一個美好的世界。願榮光歸香港，願榮光歸香港人，你們造就了一個偉大的城市，而如果上帝允許，香港有一日將會再次偉大和自由。」

新書發表會當日，彭定康接受《追新聞》訪問，形容現時香港的情況「令人心碎」（heartbreaking）。他認為，所有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特點都是試圖改寫歷史：「有趣的是，中國人過去特別批評蘇聯共產黨，認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為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角色辯護，也沒有嘗試確保過去的共產主義觀點在蘇俄盛行。同樣，我認為中國人試圖講述關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殘暴行為的故事，都是以虛無主義的方式—他們堅信自己的事件版本，如：天安門廣場事件不是對學生的大屠殺、不是解放軍開槍殺人民。因此，我們必須非常清楚，歷史是不能『埋葬』的。你可以像古代的皇帝那樣『焚書坑儒』，但你不能『埋葬』事實。」他表示，在香港主權移交初年，北京並未對香港作過多干預，然而隨著習近平上台，香港形勢急轉直下。他認為有三件事讓習近平感到憂慮，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佔領中環」行動，以至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示威」—兩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向港府及北京「說不」，港警更以催淚彈及暴力鎮壓示威者。他認為，習近平畏懼香港所代表的真正價值，即法治、自由和公民意識，因而不惜高壓治港。

彭定康此前反對香港獨立的選項，但此時他開始理解港獨思潮為何誕生並很快蔚為壯觀：「我從來不是香港獨立的倡導者，因為我是作為外交代表，去確保香港可以回歸中國，並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在1997年之後的五十年維持不變。不過，爭取獨立的運動在香港滋長，這是一個現實，顯示中方所作所為何等惡劣和香港市民現在有多不信任中國。」他指出：「現在那麼少香港人會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感到驕傲，這是異乎尋常的。現在香港人有更強的公民意識，更強烈的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卻只有很少人認同他們是中國人。」

彭定康強調，英國歡迎不願接受中共獨裁統治的香港人移民英國，香港社群將為英國帶來正面貢獻，但同時也是香港的重大損失。

對於未來二十五年香港的命運，彭定康坦言「難以預測」，「但我相信香港公民意識將比列寧主義或獨裁政權更持久；香港的價值會繼續存在」。

2023年3月，彭定康接受網媒「綠豆」訪問時表示，他為香港現狀感到憤怒和傷心，指「香港本應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地方，看到它被一種殘暴的意識形態和一群叛徒所摧毀，讓人感到非常沮喪」。他又讚揚移民英國的香港人為英國作出貢獻，自己樂於與他們同行。

2024年10月，彭定康退休，卸任牛津大學校監一職。他在受訪時向工黨政府發出警告，如果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英國多間大學繼續與北京過於親近，那麼英國將充斥著對中共不切實際的「幻想」：「毫無疑問地，面對中國學生，鑑於中國本身對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所代表的立場構成威脅，我們必須做好我們的部分工作，以免在高等教育上看到我們價值觀遭受侵蝕。」他反問：「你怎樣確保中國學生或香港學生，在英國大學獲得的自由教育與德國學生、美國學生或尼日利亞學生一樣？你怎樣確保教他們的人不會因為台灣、西藏或新疆等特定話題而受到壓力？你怎麼確保中共不會將中國學生或香港學生的行為報告後『送中』？我意思是，我們不應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被問及英國應否提升中國風險級別時，他表示：「我認為應該。這一點已經被軍情六處（MI6）、軍情五處（MI5）和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他強調，這不是英國在挖掘冷戰言辭，而是英國在認知中國政府的行為，以及他們如何指揮其下屬的行為而得出的結論。

2025年11月3日，由英國上下議院議員組成的國家安全戰略聯合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討論中英關係以及對英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彭定康獲安排在聽證會上發言。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全面的威脅，大家不能無視英美情報部門對此所作的警告，而中國之所以變得特別危險，是因為它感受到對其存在的威脅，這些「威脅」正是香港所代表的價值觀，包括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彭定康形容，中國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無法進行自我改革。談到中英關係，他認為，中國絕對算不上是英國的朋友，「當你將一名英國公民囚禁超過五年，期間禁止領事探訪，而這就是黎智英的情況，他是天主教徒，在獄中卻不准領聖餐」。他續稱：「當你懸紅通緝在英國居住的華人，有十八萬是香港人，鼓勵捉拿他們領賞，將他們送回中國囚禁，這些不是友好的行為。」他對工黨政府未有按承諾公開「對中政策審視」（China Audit）的全文不以為然，「當你發表報告時，只向國會提供一個非常簡短的答案，但卻附上一大段理由，解釋為何不能公開全文，因為這是一個『祕密』」，這樣的安排是「瘋狂」；又指政府很多部門因為擔心影響經濟或出口的機遇，而不敢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2025年12月15 日，黎智英被香港法院裁決「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彭定康表示，對於黎智英的裁決感到震驚（horrified），但並不感到意外（surprised）。他批評，中共明顯不履行《中英聯合聲明》，透過國安法官作出無陪審團審訊和裁決，「這是中國蔑視其簽署的協議和蔑視自由的有力證據」。他又指，黎智英在1997年後仍然留在香港人身邊，為人權並肩作戰，「北京和香港傀儡政府尤其痛恨那些勇敢反抗的人」。他希望世界上所有相信自由的人都能經常大聲呼籲釋放黎智英。

2026年2月9日，黎智英被重判二十年。彭定康發表聲明，批評英國政府未能向中國施加足夠壓力，令黎智英獲釋，指這不僅是道義上的失敗，也是外交上的失敗。

彭定康不懂中文，卻比大部分懂中文的西方人都更洞察中共政權的極權本質，正如香港政論家陶傑所論：「彭定康珍貴的心得，在西方世界能有幾人聆聽惜取，以護衛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人道自由和理性公義？值此空前亂世，縱容豢養中共成為過河拆橋的新強權，美國終於急了，而彭定康在出幽入冥之間已做了誠實的抉擇，取捨有道，俯仰無愧，世界秩序如何取向，也只能看歐美和人類本身的造化了。」

彭定康時代是香港最後的黃金時代。彭定康與香港的淵源，是英式優質殖民主義的一個典範，也驗證了劉曉波所說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當三百年殖民地的「狂言」其實是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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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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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6269295326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576
  • 商品規格
  • 18開17*23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人文歷史＞中國史地＞中國史地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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