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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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
還是一個統治中國的「外來帝國」？
一部直面「新清史」爭議、重探清代歷史定位的重要論辯之作

歷史學者汪榮祖集多年清史研究與學術論辯，分為「清史十論」與「清史八辯」兩編，兼具歷史論述與思想辯證，從滿族源流、明清鼎革、康雍乾盛世，到清帝國衰亡與《清史稿》評議，全面重探清朝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與意義。
近年以來，「新清史」學派強調滿洲性格與帝國邊疆，主張清朝並非傳統中國王朝，而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多民族帝國，甚至否定其作為「中國朝代」的歷史定位。對此，作者以大量史料與制度分析提出系統性回應，主張清朝乃中國歷代王朝承續的一環，其統治成功，正在於對中華制度與漢文化的吸納與融合，非以「征服者」自居。
書中不僅討論滿漢關係、中央集權、多民族帝國與漢化問題，更進一步觸及現代中國疆域、民族認同與歷史敘事等重大議題，為作者對清史研究的總結，也是一場關於「中國是什麼」的深刻歷史論辯。在歷史詮釋與身分認同爭議激烈的今日，本書談的不僅是清朝，更是一部回應當代中國史觀之爭的重要作品。

作者

汪榮祖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1971），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執教三十一年，獲榮退教授銜（Professor Emeritus）。曾獲美國維吉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1993），全美研究型圖書館2001年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2003年之後的十六年間，先後在海峽兩岸任教。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Routledge)等，中文專書《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史義通說》等，以及中英文論文和書評多篇。

目錄

題詩
自序
內編：清史十論
　一、論滿族源流
　二、論榆關內外實力的消長
　三、論甲申年的選擇
　四、論順治皇帝的漢化初衷
　五、論康熙大帝建立大一統的中國
　六、論雍正皇帝弭夷夏之界與加強中央集權
　七、論乾隆皇帝傾心漢文化
　八、論清皇朝的衰亡
　九、論慈禧太后
　十、論《清史稿》
外編：清史八辯
　一、以公心評新清史
　二、回應新清史之一
　三、回應新清史之二
　四、駁附和新清史論者
　五、再駁附和新清史論者
　六、中國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七、評歐立德的《乾隆帝》
　八、鐘焓評新清史書後
引用書目
附錄：評介鐘焓的英文書評

序／導讀

自序（節錄）
　　自秦至清三千年來，中國朝代興替承先啟後，其中雖時有分合，但總歸一統，乃中國歷史的客觀現象，無涉高妙的理論。西方的希臘羅馬史為上古史，蠻族入侵與基督教崛起為中古史、文藝復興後進入近代，界限分明，未見異議，亦泰西史的客觀現象。西潮東漸，國人也要以上古、中古、近代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信手劃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張冠李戴，端因有違客觀歷史現象之故。
　　宋元明清四朝為中華帝國史的晚期，多數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替執中國之政，而少數民族主政部分之中國，更屢見不鮮，故而神州大地原非漢族一家之天下。先秦之夷夏，漢唐之胡漢，更無論五胡之入主華北。將胡人政權視為「征服王朝」，是現代西方觀念，一個獨立的國家征服另一獨立國家，如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征服了印度，建立殖民政府。而中國之天下，非泰西列國態勢，漢人政權雖多，也有不少胡人與漢人爭天下，在中原建立中國政權，豈是殖民政府？指為征服王朝，乃是擬於不倫、魚目混珠，國人實不必盲目相從。蒙元取代趙宋，朱明取代蒙元，大清又取代朱明，非一朝征服另一朝代，而是延續三千年朝代之更替。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漸染漢文化而漢化，未嘗更改中華帝國基本的體制。南北朝處分裂之世，北魏拓跋族孝文帝之漢化尤其徹底，昭然於史冊。鮮卑與漢族共治組成「關隴集團」，經過長期分裂之後，隋唐重啟中華帝國的再生。唐太宗有鮮卑血統而不失為中國的英主，名曜青史。唐代許多宰相與軍隊，音韻學家如陸法言、詩人如李白、以及晚唐三大家都有胡人的血統，無不融入漢文化的洪流。滿族之漢化，誠事勢之必然，是即王夫之所謂：「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覩焉」。在中國歷史上，清朝絕不是第一個多民族帝國，兩百八十九年的唐朝，豈非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但清朝卻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最成功的案例，而其成功多因不以征服者自居，乾隆二十六年有上諭有言：「第念滿漢大臣中有年逾七旬者，雖神明不衰而筋力亦宜體恤，自後遇朕在養心殿召見時，俱令其內右門出入，以昭優眷」，固未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分，又多歸功於漢化，而滿族的漢化，於今視之，已非常徹底。滿文化的要素，如薩滿教幾已在中國銷聲匿跡，如滿語已非絕大多數的滿人能說，如騎射早已成為古董。流傳的遺風如旗袍，也漸已式微，或非復原樣。滿人在文化上與漢人也難辨別。
　　滿族不可能單憑八旗武力「征服」明朝，更非勝利的關鍵。清朝得以取明朝代之，多歸功於漢人李自成，闖王攻陷京師，覆明於前，漢人吳三桂引敵入關，大清遂乘虛而得天下。愛新覺羅氏以少數族群成功統治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為傳統帝國所僅見，更多得助於漢將與漢臣。即使在入關之前，滿漢兩族的關係已很密切，貿易來往不輟，技術、政務，以及製造槍炮都有賴於漢族。皇太極尤起用漢人，有不少出任高位，如范文程早於一六一八就已出仕。滿洲在遼東的獲得全勝，若謂其戰力之強，毋寧說是明軍防禦之弱。最後入關得力於漢將吳三桂，清軍未必能打敗吳三桂與李自成的聯軍。清朝入關之後，西討南征也多有賴於如洪承疇等降將。建政之後，入境隨俗，建立帝制，政治與社會的漢化，可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理性化其統治的例子。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er）更闡釋新儒家對清朝官僚體制理性化的貢獻。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若干美國研究清史學者，別立異說，強調清朝的滿洲性格，以「滿洲為中心」的研究，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將漢族等同中國，然後切割滿漢，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因而中國僅是清帝國的一部而已。按此邏輯，清朝就不是中國的朝代！此說新穎，儼然成為學派，號稱「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美國以外，也頗有風從者，如日本的杉山正明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姚大力。但是學說或理論不一定正確，錢鍾書先生有言：長篇理論往往是空言禁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錯誤的學理，更能吹皺一池春水，必須正本清源。
　　新清史論者以漢人等同中國人，以族群認同等同國家認同，於是滿、蒙、回、藏皆非中國人，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中國乃清帝國一部分的奇論怪說。於是演為清帝國是一「多重人格的政體」（political schizophrenia），有異於中國的朝代，也就是說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所以把清朝轉化為現代中國，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誣史」（ahistorical）！彼輩否認漢化、否認大清是中國朝代的事實，無視清朝十帝，不僅自認是中國的皇帝，而且強調是合法的中國皇帝，如康熙在遺詔中稱自己是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之一，而且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無疑是清朝首屈一指的政治中心，而新清史卻要抬高奉天與熱河的政治地位，視為次京，以示有別於明朝；又強調清皇室未尊嫡長子繼承制以示有別於前朝；又將中央集權的清朝說成「分割而區域化的皇家制度」（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以示有別於前朝；以滿人信薩滿教來斷言清朝有自己的文化，而非漢文化，以示有別於前朝。按薩滿教始自金朝，滿人雖奉教惟謹，吉凶禍福依之，然薩滿教所主之神，因族而異，以愛新覺羅而言，春秋兩季大祭於堂子，所祀諸神包括釋迦摩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等。努爾哈赤又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建佛寺、道觀、玉皇等七大廟於興京。至遲到皇太極時，已與藏傳佛教，民間稱之為喇嘛教，來往頻繁。滿洲所行者，乃極為包容而多元化的宗教政策，絕非如新清史所說，分割而區域化的情狀。清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成功正因其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勝過蒙元政權。清朝雖不是漢人的朝代，但基本上上繼中央集權的漢制，難以否認。更妙的是，新清史將慈禧違反祖制垂簾聽政，與恭親王合作，說成重複清初太后與親王作的滿洲傳統。最後圖窮匕見，在新清史眼裡，蒙古、回疆、西藏各自有其認同，都不應屬於今日之中國！罔顧歷史事實，大肆呼應大清承繼北元之說，妄想裂解中國之用心，不可謂不詭詐。
　　滿族原是女真族，女真曾建立中國的金朝，為蒙元所滅，明取元朝代之，女真臣屬於明朝，設建州女真於大明之邊疆，接受朝貢，原有臣屬關係，清朝興起後多諱之，實錄於此多有隱晦，如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實錄有上諭曰：「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然殘存的《明清檔案》有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十月初十日就有上大明皇帝奏本，自稱「大明為君，而金國為臣」。清代明龍興之後，於前明的君臣關係，覺得很不光彩，故於實錄及相關文獻雖多所刪改，但文證未盡湮滅，青史沒有成灰，欲蓋反而彌彰。然則，明清代興乃中國朝代的更替，何來外國征服中國之謬說？
　　滿族崛起於明屬遼東，始於努爾哈赤（Nurhachi），他首創八旗制度，由八王共治，初無意於帝制，其意在其身後，由八和碩貝勒，共議政務，庶免失誤；然以其本人的強勢，實已凌駕八王之上，其個人的中樞決策，諸如和戰、升黜、遷都等大計，無不獨斷，不免破壞自創的共議之制。皇太極改號曰清，更建旗辨色，其後歸附日眾，仍析為八，以本部為滿洲，蒙古部落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十二旗，制度始備。入關之前，八旗制度有利於各族之間的聯繫，滿漢雜居，同耕共食，恩養歸附漢人，不少漢戶編入漢軍八旗，無論生產或戰鬥都可發揮作用。自天聰八年（一六三四），歸降的蒙古人編入蒙古八旗，所以八旗制度非僅限於滿族。
　　努爾哈赤生前自領兩黃旗，皇太極領正白旗，但皇太極繼位後改領兩黃旗，將之據為己有，而由多鐸領正白旗。皇太極的改旗，意在改革八旗制度，增長其個人權勢，已有走向中央集權的跡象。入關之後，取代朱明帝國，仿效明制設文館，又將文館轉化為內三院，即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內國史院，主三院事者即「內閣大學士」（滿語bithei da）。內閣設立六部，繼承明代的中央集權制，勢必與固有的八旗制度發生內部的緊張與矛盾。攝政王多爾袞重用漢臣，更加集中政權，不免漢化了努爾哈赤初創的舊制。洎乎明朝漸趨衰微，遂與關內的明朝爭奪中國之天下，以宣揚明廷之惡，為爭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不異於周武之取代商紂。順治入主中國稱帝，啟動有計劃的漢化工程，中華帝制愈來愈凌駕於滿洲舊制。皇帝獨尊，顯然已非八旗共治的局面。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鞏固北疆，以中國名義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首次確定中俄國界，開創龐大而穩固的多民族國家，完成中華帝國的又一次的大一統。
　　順治已繼歷朝皇帝祀孔，尊為至聖先師，康熙重儒，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通行海內外，尤重理學。理學起於北宋周程張三氏，喜談性理，集大成於南宋朱熹。程朱與陸王分為兩宗，康熙重程朱而不重陸王，躋朱熹配祀十哲之類，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御批資治通鑒綱目》等書，意在砥礪廉隅，納天下士子於軌物之中，以綱常明教落實君臣大義。此非徒托空言，見諸行事，詔命保薦經術之士。康熙一朝，程朱理學名家如魏象樞、魏裔介、熊賜履、張伯行等輩出。魏象樞（環極）崇禎舉人，在順治朝第一批進士之列，官至康熙朝刑部尚書，樸誠如寒松，於明亡後，未以南明為合法政權，而認同新政權的理學家。魏裔介（石生）也是崇禎舉人，也是順治三年進士，專治理學，深受順治器重，裔介亦「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之恩」，官至大學士，剛正不阿，到康熙十年才告老還鄉。熊賜履（敬修）則是順治十五年進士，曾疏請康熙「乞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諉為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以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為促康熙全面漢化之功臣。康熙十四年為翰林院掌院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賜履直聲，不畏鰲拜權勢，直陳朝政弊端，提出應對方案，因深得康熙賞識。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南巡，「賜履迎駕，詔對良久」，康熙二十七年授禮部尚書，康熙四十八年，熊賜履病故，得報有硃批道：「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 爾還送專禮去纔是」。至康熙五十五年，又宣聖旨要李煦與江南織造曹頫照看熊氏後人，曹頫親往熊家看視後奏報「長子熊志伊風痰時發，次子志契年九歲，志夔年八歲，現在攻書，俱閉門不交外事，家中粗可過活，奴才先送與銀兩百兩，為其家盤費之資，理合具摺奏聞，伏乞聖鑒」，康熙硃批說「好，知道了」，足見康熙對漢臣熊家關懷備至。誠如《孟子．離婁下》所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仁臣忠，清帝施漢臣以禮，漢臣事清帝以忠，滿漢之界遂因儒家君臣大義而淡化。
　　張伯行（孝先）康熙二十四（一六八五）年進士，任福建巡撫時，曾「疏請蠲免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旱荒田地額賦」，最後官至禮部尚書，清廉耿介，深得康熙賞識。湯斌（孔伯）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進士，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直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希望亦傳「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以「昭示綱常於萬世」。康熙時授翰林院侍講，參與修纂明史，官至工部尚書，以操守廉潔，狷潔如月聞名。陸隴其（稼書）康熙九年（一六七○）進士，歷任知縣，以愛民清操自守，革除陋規，務農重穀。主義理不離事物，所以尊朱闢王，強調居靜窮理，力求務實，庶免玩物喪志，始能經世致用。李光地（晉卿）出生後兩年清已建政，認同清朝，更無懸念，於康熙九年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行事慎重，在閩時逢三藩之亂，堅貞不屈，深得康熙信任，又力薦施琅收復台灣。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授翰林院掌院學士，任經筵講官，奉命續修《朱子全書》，以修得儒學無尚的正果，稱朱熹盡得先聖家法，雖推動朱學最力，但不廢陸王，以為可以攻錯，歸之務實。崇尚理學的儒生，自晚明入仕於清，為順康兩朝高官者，不下十六人之多，皆立身正直，認同新朝。後人多知清初勝國遺老，因夷夏之辨，不肯仕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尤著名於世，然有更多儒家學士，視李闖順朝為寇仇，而以崇儒之滿清為效忠之新朝，足見文化認同重於族群認同也。康熙開儒學一代風氣，以孝治天下，凡丁憂官皆不便留任，極重儒臣品藻，「理學因而昌明」。皇帝與士人、庶民一起以修身為本，御著《幾暇格物編》，與名儒碩學相較，不遑多讓。惟康熙不從理學家輕武備、詰邊功，而於武備與邊功，皆有大成。例如李光地薦施琅征台，收台後卻主張棄台，康熙固未從理學家之迂腐。雍乾儒學已甚篤信謹守，趨於一致，甚少爭辯，一如隋唐而後，行科舉制度，沿用明代八股取士之法，直到二十世紀之初。
　　康熙於十七世紀後半葉與十八世紀初，曾六巡江南，每到江寧必幸明孝陵，拜謁如儀，曾說：「明太祖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謁明陵制」，康熙四十二年（一七○三）又曾遣大學士馬齊祭明太祖陵，略見清帝遵禮前朝，並以遼金一視同仁為中國朝代之意，昭然若揭。大清宗室愛新覺羅昭槤直言：「列聖，萬機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官，以為士子仿模規範」。雍正設軍機處，不假手內閣，以親信為軍機大臣，便於宮禁詔對，實由皇帝乾綱獨斷，更置中央集權於無可動搖之地。乾隆前期，清帝國如日中天，號稱康雍乾三朝盛世。乾隆晚期由盛而衰，要因內亂外患，與歷朝起落興滅的規律略同。道咸以降，晚清所遇之外患為中國三千年未遇之巨變，昧於應變要因西方列強乘工業革命之餘烈，以船堅利炮，殖民各地，中國亦承受其禍害。清廷喪權辱國，莫可奈何，難免被推翻的命運。章太炎反滿言論最為激烈，然其目的在宣揚革命，要因大清王朝無能抵禦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如不推翻大清，中國將隨之滅亡；然而清朝既傾之後，他即主張五族共和，並創中華民國為國號。清帝國的崩解並未如奧圖曼帝國或蘇聯帝國崩解後，不同的民族各自獨立成國，端因中國域內多民族歷經幾千年的衝突與融合，以漢族為主的歷史民族，在二十世紀之初成功形成中華民族，不僅因漢民族占全人口的絕大多數，且因絕大多數的漢人之中，由於與少數民族的互動，已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剩下絕對少數尚未漢化的少數民族，根本沒有立國的條件。中華五十六個民族之間，不免有矛盾，就像省籍之間也有會有矛盾，但總的來說，現代中國基本上已完成民族的「大熔爐」（melting pot），絕不似北美黑白種族矛盾之嚴重難解。美國是多民族的移民國家，文化與人種多元，熔爐不成，「色拉盤」（salad bowl）的比喻庶幾近之。
　　清帝國作為中華帝國，不是列寧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非泰西列強的殖民帝國，而是實施自嬴秦以來的郡縣制，也就是行中央集權主義。自秦漢至明清的中華帝國歷時三千年，乃帝制之國，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尾聲，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截然異趣，歷朝所行皆秦制也。中國之疆域隨影響之遠近而有所伸縮，未嘗如泰西列國劃清國界。清代西征擴張到中亞，所用絕非西方殖民手法，而是以中原為根本的中央與藩邦關係，由理藩院掌管。中亞地區之外，東方的朝鮮與安南，亦是大清的藩邦。是以中華體制自贏秦至大清，一以貫之，也是本書內編清史十論的基調。
　　新清史論者最根本的錯誤，在於自知美國人並非都是白人，卻將中國人只等同漢人。彼輩專治清史一端，不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莫不自稱中國，執行中華官僚體制。新清史將清廷擁有中亞，歸功於數百萬之滿人，不悟清朝因擁有數億漢人之中國，才有能力納蒙古、新疆與西藏入中國版圖。褒滿貶漢未免主次顛倒，輕重易位！清朝於同光之際成立各國事務衙門，就已參與列國的世界，建立國與國的關係，皆自稱中國。辛亥革命後，清室將政權正式移交給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清朝是中國最後的皇朝，乃客觀之事實而非主觀的解釋。清廷詔書文證具在，怎能說民國不能承繼清朝的疆域？
　　二十世紀中國的疆域根據政權的移交，並非根據人種或文化。按文化，朝鮮與越南應入中國；按人種，西藏與蒙古，不應入中國。外蒙原屬大清，清亡後地位未定，北洋政府曾一度收入版圖，但二戰後因美蘇強權介入，國民政府屈從而使外蒙獨立。大一統清帝國崩解後，民國繼起，統一並非受阻於民族矛盾，而主要由於內亂外患，內亂因軍閥割據，政黨爭勝；外患因列強環伺，尤其是日帝先後占據東北與東南半壁，長達十四年之久。外患更激揚民族主義，足以凝聚欣欣向榮的中華民族。新清史論者的邏輯認為清朝是滿洲人的，擴張的疆域應為滿洲人所有，所以不應由漢人的民國來繼承。但事實上清朝不只有數百萬的滿族，更有數億的漢人。新清史論者又說清帝是各族的共主，清帝國崩解之後，滿蒙囘藏各族都應獨立成國。然而清帝國於一八六○年已經「參與列國之林」，已經是多民族的「國家」（nation-state）。清朝於一九一二年將政權交給民國，民國總統為何不能成為多民族的共主？民國繼承了「清之中國」（Qing China），成為五十六民族組成的中國。此一歷史事實不可能為新清史的理論而改變，而其所謂「種姓主權」論，未嘗聞美國的黑人、印第安人、奇卡諾等族群各有其主權而可獨立成國！新清史別立異說，視為創見，以見重於學界，在西方司空見慣，不足為異，但不少中國學者長期受到西學的影響，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驚喜其說之新奇，不加細究，趨之若鶩，其應若響。楊念群提出「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的第三條路」，折中取長，強調滿洲特性以補漢化論之不足，怎奈新清史論者意在以滿洲特性取代漢化論，視漢化為錯誤的概念，甚至污衊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去之而後快，又明言清帝國不是中國的朝代，強行其話語權，毫無妥協的餘地，傲慢地宣稱：「漢化這個概念受民族主義激發，曾長期主導中國的清史研究，然而時至今日，西方大多數中國研究者，以及部分中國學者都接受了新的基本架構」。所謂「新的基本架構」，就是要弱化清史研究的中國色彩。西方學者大多接受此說，固不足為異，部分中國學者接受，未免太無自信，輕信外國新奇之說。海峽兩岸固然有駁斥其說者，然亦有強為之辯說，質疑漢化，視之為國際視野，新的範式，並不介意顛倒中原與邊疆之地位，充當連魔鬼也不認同的辯護士，落筆之際，更脫不了新清史的陰影，有意無意之間，屈從其說，或謂新清史有功於清史之研究，或謂可以吸納新清史之理論，直欲隨之而顛覆清史而後已。予惡紫奪朱，故於內編十論，述清史之要義外，另有八辯，將與中外新清史論者辯難，多已發表於刊物之篇什，略加增刪訂補，試把話說得更為清楚，作為外編。

試閱

七、論乾隆皇帝傾心漢文化
　　雍正駕崩後，正大光明匾匣出，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遺詔由第四子寶親王弘曆紹登大寶，改元乾隆，另命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大臣，輔佐新君處理政務。雍正有鑒於前車之失，始建秘密建儲之制。乾隆繼統全無懸念，早在雍正登基時，禮成後即招十一歲的弘曆到養心殿「承福受胙」，視同太子。事實上，弘時被賜死後，也無挑戰皇位的皇子。乾隆初年，以寬宏濟雍正之嚴苛，釋放圈禁的宗室、復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又開釋岳鍾祺、傅爾丹、賜皇叔允禵公爵，並命刑部理庶獄，減罪增赦等等。惟寬大之餘，絕不容篡權奪位，昔東宮太子允礽之子弘皙，在失意皇族的包圍之下，有不軌之圖，但強弩之末難穿魯縞，很容易被乾隆解決，皇族再也不能挑戰中央集權了。
　　乾隆原名弘曆，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生於雍親王府，王府最後成為喇嘛廟雍和宮。弘曆自幼由翰林院掌院教讀四書五經、《史》《漢》與《通鑒綱目》等書，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乾隆七年（一七四二）設立樂部，繼康熙所定樂章，重定中和樂章、音律、節奏，修正古樂，列入學官，以符中國古王，歌風揚雅的遺意。乾隆又事生母紐祜祿氏至孝，尊為崇慶皇太后，於圓明園為母建長春仙館居住，留園時經常探望母后，常陪母遊覽，又常在福海之東，衛城以南的同樂園與母共進晚膳，直到其母親於八十五歲高齡逝世，事母至孝始終不渝。同樂園也是乾隆與內廷諸臣聽戲之處，且每年新歲特於園中設買賣街，凡古玩、酒肆、茶館無所不備，以內監開店，由外城店肆採擇貨品。各大臣入園，皆競相購買，或集酒館哺啜，每當乾隆經過肆門，走堂者呼菜，店小二報帳，司賬折核算，眾音紛然並作，皇上顧盼解頤，至燕九日始輟。直到乾隆上賓，此例才停。乾隆明知虛擬而樂此不疲，略知其興趣之廣。圓明園另建有「鴻慈永祜」的安佑宮，為祭拜皇家列祖列宗的寺廟，按時參拜。清陵更是肅穆莊嚴，充分符合中華文化特有的孝道。誠如吏部尚書紀曉嵐，賦乾隆皇帝東巡恭謁陵所言：「帝王之孝，在徧合其歡心昭格之原，在克揚其大烈」，在在說明大清要像中國歷朝一樣，以孝治天下。
　　康熙薦舉博學鴻詞科，雍正繼之。乾隆登基即諭速行保薦，並引見中擧博學鴻詞學員，授翰林編修。應試者以登榜為榮，略知盛世已獲漢家士子之心。乾隆深知帝王之治，典籍隆文的重要，開始博採遺書，搜求藏書秘錄罔軼，禮部尊旨購求遺書。紀曉嵐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奉命編纂《四庫全書》，所採遺書的標準包括「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有俾實用」「士林宿望詩文」，以及沉潛經史的風雅之作，而不取「舉業時文」，以及族譜、尺牘、屏幛、壽言之類。書成共計三千五百零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約十億字，歷時十一年成書，由碩儒將之整理、編纂、校對、考據，而後分為經史子集四庫，應是中華幾千年古籍的精華。書成進表有言：「並五經以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崇儒繼統之意，頗獲乾隆嘉許，加賞紀昀，可說是繼明朝《永樂大典》後的又一龐大的中華文化工程。乾隆好文，在位既久，御纂、御定、御製之書由武英殿刻板，難以數計。乾隆盛世見諸漢學之極盛。
　　民國以後，有人批評乾隆修四庫，意在禁毀書籍、鉗制言論、興文字獄，以消除漢人反清復明的思想。乾隆於啟動四庫之時，確屢下上諭，要求禁毀忌諱、妄誕書籍，但絕不罪及收藏之人，以促競獻遺書。聚書之後，或全毀乖謬偏駁之作，或抽毀妄誕字句。若有心藏匿偽妄之書，則罪無可逭。惟禁毀之書主要是明末清初的著作，因多涉及詆毀清朝的稗官野史，遼金元三史中不雅的人名，以及戲曲劇本中誣詬滿洲祖先的載籍，要因乾隆以中國帝王自居，諱言其祖先在關外舊事，尤不願見明朝以漢人觀點說蒙古女真部落，視為狂謬違悖的政治語言，必需鏟除。乾隆修四庫固然有其清除謬論的政治目的，但禁毀的大多有關冒犯清朝的政治文字，於學術文化而言，並無大礙，並無損中華典籍的精華，更何況禁毀書目，並未全然消失於人間。禁毀之令雖然嚴厲，效果並不甚彰，如銷毀的錢牧齋著作，今猶見其全集之出版。更重要的是，乾隆以滿族出身的中國皇帝，主要由漢人學者參與編修四庫，崇尚程朱學統，與漢人士大夫一起弘揚儒家正統思想，清廷與漢儒之間獲致信仰上的一致，展示十八世紀乾隆時代的高峰。乾隆時代人口眾多、疆域遼闊，社會繁雜，再加上四庫所代表漢文化的榮景，實為中國歷史前所罕見，更加鞏固了大清皇朝統治中國的基礎。
　　乾隆事事師法康熙，於元年即重開博學鴻詞科，考取者授官如前，至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更選出潛心經學之士。乾隆亦能承繼乃祖遺志，愛好中華詩教，弱冠前已有詩文集曰《樂善堂文鈔》，錄其少作。乾隆御製詩多達四萬一千八百首，另有圓明園等詩集外別行，不在此數，總數足可匹敵全唐詩。論者或說量大質差，有謂：「清高宗亦以文為詩，語助拖沓，令人作嘔」，又謂：「清高宗七律對仗多糾繞堆叠，廷臣賡歌，每效其體」。乾隆寫詩未必求工，見其性情，乾隆進士趙翼所說：皇上學高思敏，御製詩「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未必盡是阿諛。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興致之高，以詩為常課，日必數首，親自繕寫，並令內監送儒臣注明出處，有不明原委者，許其回家涉獵，謂之「詩片」。詞臣或不免奉承迎合，仍可略見乾隆吟詩之勤，樂此不疲，對舊詩的鍾愛，絕非因討好漢人而吟詩！紀曉嵐等侍臣投聖駕所好，時有唱和，自盡奉承之能事，如紀氏恭和御制朝嵐元韻有云：「高山大澤氣潛通，皇心妙契先天理，碧綠青黃皆會心，淺見烏能窺所以，側峰橫嶺看茫然，小臣如入廬山裡」。乾隆亦喜與詞臣吟詩取樂，有記載稱：有詞臣撰寫墓志銘，誤將翁仲兩字倒置，乾隆即賦七絕一首曰：「翁仲如何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功；從今不許為林翰，貶爾江南作判通」，每句最後兩字都顛倒以示警，而正好入一東韻，可稱巧思。
　　康乾盛世也可見之於民間士大夫漢文化的興隆，明末大儒都成為清世大儒。顧炎武明古韻、閻若璩定古文《尚書》為東晉偽書、張爾岐明《儀禮》、胡渭審察《禹貢》地望、承宋明餘緒。黃宗羲及其門人萬斯大、斯同兄弟融合漢宋，尊重史學，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繼之，昌明浙東之學。乾嘉考據學名重一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與唐人劉知幾隔代並肩。乾隆朝吳門惠棟，有志於經術，尊聞博雅，可稱精妙；惠棟弟子江聲、余蕭客，鈎沉古經有成。余蕭客門人江藩古詩文豪邁雄俊，王鳴盛、錢大昕精研經史，篤於尊信。汪中（容甫）等江都學者博通經史，工詩文。休寧戴震綜竅形名，頗能裁斷，又深通小學、禮經，輿地、算數，為學深遽，所著《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才性為說，弟子段玉裁闡明《說文解字》，王念孫、引之父子疏通《廣雅》，以通解古書文義，王氏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到晚清俞樾、孫詒讓，都能夠繼承王氏父子之學，上溯古義，斷以己意。重樸實的經儒之外，尚有講究詞章的文士，如方苞、姚鼐興於江淮之間，行文貴儷辭，號稱桐城學派，於是有常州復興今文之學，宗漢代的公羊之學，劉逢祿繼莊存與而起，專主董仲舒學術。宋鳳翔更雜糅兩漢之間的讖緯之辭，義瑋文華。乾嘉而後至道光末年，魏源治今文好經世，龔自珍與魏源互相稱譽，詩文自成一格，詩作八百餘首，瑰麗奇肆，膾炙人口。德清戴望治學嚴謹，致力於訓詁，惜早逝不能永年。湘潭王闓運主張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講學授徒，門生滿天下。南粵陳澧調和漢宋，以博學見稱。至於戲曲小說，如李漁所撰小說，《無聲戲》及《十二樓》，幽默中帶有諷刺，想像力甚是豐富，敘事富有創意。李漁亦擅長戲曲、傳奇、昆曲、情節布局，人物塑造，措辭優雅，結構明晰。戲曲與小說莫不呈現中華傳統藝術之最。中國著名的瓷器，繼宋瓷之後，清瓷至康熙年間，景德鎮的產品大放異彩，已超越明瓷，並受到西方國家的青睞。更可一提的是清代最偉大的畫家是前明宗親石濤，原名朱若極，明靖江王朱贊儀十世孫，所畫的山水、蘭竹、花果、人物，構圖善於變化，筆墨恣肆，意境蒼莽新奇，變仿古之風，講求新格，極多傳世之作。於此可見，有清三百年間之主流學術與民間藝術，非漢文化而何？若謂清朝「視漢文化為滿洲文化的一部分」，則此滿文化中的滿洲因素所存餘幾？蛇吞大象能乎？不能也。
　　乾隆皇帝與其皇祖父一樣喜歡出巡，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正月奉皇太后南巡到杭州，渡過錢塘江，祭拜大禹陵，回程駐蹕江南，召見諸生，試以詩賦，五月返京。兩年後又奉太后南巡，渡黃河時祭河神，至長江祭江神。鑾駕至浙江嘉興閱兵，到杭州觀潮樓檢閱水師，回程在山東曲阜舉行祭孔大典，是年四月返京。時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再奉太后南巡，駐蹕姑蘇時有句曰：「牙檣春日駐姑蘇，為問民風豈自娛」？亟言南巡非在尋樂，到海寧必視察海塘，命令繕修防災，勒石塔山，永誌不忘。三年後又奉太后南巡，蘇皖兩舉人獻詩，授以內閣中書職，拔九名貢生為舉人。回京後由高晉等纂《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記錄四次南巡盛況，洋洋大觀。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時皇太后已經駕崩，最後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招試江浙一帶士子，示以恩寵。回鑾後自撰南巡記，有謂：「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茲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無言」。乾隆追蹤康熙足跡，顯而可見，六次南巡，照樣謁文廟、祭禹陵、視察堤堰、閱兵以示威嚴，蠲免稅賦等等。惟祖孫兩人時空迥異，必然有所不同。乾隆去前明已遠，毋庸再拜明陵，特召試士子，以示更重文教，垂諭勒石，有鑒於海塘為患，每出必奉皇太后同行，見其事母之孝。康熙之世，海內初安，尚有憂勤市恩之心，而乾隆正當承平盛世，國庫富裕，華夏無塵，探視民情，與士子交友外，多眷戀江南勝景，心存逸樂，多品嘗美食，遊覽名園，並將江南庭院複製到圓明園的長春園。
　　然而新清史學者張勉治將康乾兩帝南巡，視為展示「滿族朝廷的獨特主義」（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以對付漢族士大夫的文化霸權，堅信「馬上治天下的必要」，而乾隆帝尤其不認同不能馬上治天下的中國傳統理念，故名其書曰「馬背上的朝廷」，強調軍事優勢的重要，說乾隆南巡是要重振八旗雄風，想要在江南展示他是「馬上皇帝」，對於漢人士子，極盡籠絡與駕馭之能事，並將南巡視同西征和北伐，並將武功全歸功於滿族與蒙古將士，建構一個在馬背上的滿族移動帝國，將內亞因素帶到江南，將滿族宗室意志加之於江南，多次南巡，即為不斷貫徹此一意志云。此君突發奇想，認為乾隆南巡意在維護滿族的宗室統治，但並不成功，根本是無中生有之談。張勉治對清帝南巡的新說多主觀意願，難符文獻可徵的南巡實情。他自稱受益於新清史反漢化觀，強調少數民族的自主性，將清朝說成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的學說，實被誤導。事實上，以北京為京師的大清皇朝無疑以中原為根本，以內亞為邊疆的帝國。重視內亞的研究並不能動搖清朝是中國的朝代，更不能主次顛倒。
　　天子出巡，不免勞民傷財，並非有清一代的創舉，秦始皇三度東巡，隋煬帝五下江南，惟自順治到宣統兩百八十年的清朝有十位皇帝，亦僅康乾兩帝有此壯舉。南巡勞師動眾，花費巨大，後繼之清帝，縱有心恐也無力為之！中國天子原是天下供奉一人，理當享受無限制的最大樂利，唯因儒家道德的影響，有所克制。耗資巨大的豪華皇家圓明園，初建於康熙，賜給雍正，雍正將之成為御園，在園中增添正大光明殿等辦公設施，開了「政從園出」的先例。乾隆對圓明園建設最勤，耗資最巨，然其口袋極深，他在位六十年，私人銀庫「總收入在八千萬兩以上，大約是清代國家兩年田賦稅收」，所以能不惜重金將蘇州庭院勝景，如獅子林等景點，複製於圓明園右側的長春園。圓明園規模愈大，景致愈多，乾隆愈流連忘返。以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為例，皇上留在圓明園的時間共計一百六十八天，約占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八時間。其餘一百零五天在紫禁城，主要為了慶祝新正、主持重要儀式。從八月到十月前往承德的避暑山莊，度過盛夏，多半停留六十六天。有美國學者認為中亞是大清的根，承德是才是中亞帝國的首都，不悟承德只是木蘭圍場與會盟之地，不是清帝國的政治中心，中心在北京。中亞邊疆由中央政府的理藩院掌管，理藩院的「尚書掌內外藩蒙古、回部及諸番部，制爵祿，定朝會，正刑罰，控馭撫綏，以固邦翰」；然則，清廷居於漢地，視蒙古、回部、青海、西藏為藩部，內中原而外邊地，豈是將中原漢地與邊疆藩部視為兩不相干的治地？再說清帝尊重儒教，在孔子的故鄉曲阜，如無特殊情況，一年之中往往居住四十四天，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在圓明園更長達一百七十五天之久。換言之，居住曲阜的時間要比承德為長。北京城內的紫禁城，以及近郊的圓明園，才是清帝的政治中心。
　　乾隆在圓明園內的作息，以乾隆二十年（一七五六）為例，皇上在紫禁城過完農曆新年後，到乾清宮處理政務，接見來自西藏達賴喇嘛的使者，在西暖閣進用早膳後，乘坐八人抬的大轎，從紫禁城移駕到圓明園，穿過二宮門，到奉三無私殿禱告，然後赴九州清晏寢宮休息。當天的活動包括乘船到慈雲普護景點禮佛，駕臨鴻慈永祜的安佑宮拜祖。回途在長春仙館逗留探望母后，再回到九州清晏寢宮休息後，到舍衛城南的同樂園進用晚膳。用完晚膳之後，就留在秀清村和如意館，最後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寢。
　　翌日恰逢農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誕辰。乾隆一早起來，就以食物等貢品祭拜玉皇大帝，用膳完畢後乘龍船到十字亭，坐上四人抬的轎子，移駕到蒙古包內，接見來訪的蒙古王子。會見後乾隆遊覽萬壽山，在佛樓拜佛，而後在同樂園進晚膳，餐後至岸邊等候母后駕臨，母子在九州清晏共同觀賞花燈表演。節目結束之後，乾隆親自護送母后，目送她離開後，回九州清晏就寢。正月初十，乾隆因事回紫禁城；不過，只停留了兩天，又重回圓明園，到同樂園晚膳。餐畢到山高水長去觀賞摔跤和煙火，並接見眾親王大臣。之後坐轎，移駕至十字亭，乘舟到同樂園吃夜宵後就寢。乾隆在圓明園的起居反映出他以園為家，游觀吟詩，悠游自在，不愧是風流天子。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登基後就將母后孝聖皇太后，安頓在長春園的長春仙館，經常陪伴母親同遊共餐，每逢端午佳節，必定會邀母到仙人承露台景點，觀賞龍舟競賽。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三月二日，乾隆與母后在山高水長景點觀賞花燈表演時，母后突然病倒，送回長春仙館寢宮後不久，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乾隆皇帝事母至孝，悲傷不已；厚葬之餘，特於鴻慈永祜內蓋恩母寺以為紀念。此寺直到民國後的一九三○年代，仍然屹立在圓明園的廢墟之中。
　　超過五百英畝的御園，有好幾百座樓閣亭榭，風景幽美，為從雍正到咸豐五朝清帝常居之所，盡情享樂。乾隆皇帝欣賞圓明園美景之餘，常在園內舉辦重要活動。盛大的宴會在紫禁城、香山與圓明園內分別舉行。乾隆自己在園內不同的地點進膳，在九州的寢宮與同樂園的餐廳用膳的時候較多，因附近有戲臺，以備餐後餘興之需。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曾在御園內舉辦豪華的慶祝農曆新年的盛宴會，賓客包括皇親貴族、功臣名將，以及來自蒙古與西藏的貴客。佳餚之後必有餘興節目如京劇表演，觀看煙火和摔跤，或吟詩做對子。
　　農曆新年之後，元宵節是中國最受重視的節慶之一，民間百姓慶祝節日，往往敲鑼打鼓和賽馬，盡情歡樂，熱鬧異常。在圓明園內也有盛大的慶祝。乾隆在元宵節的前夕，先沐浴然後就寢。他在元宵節當天起床很早，先到正大光明殿品嚐水果，然後前往鴻慈永祜的主殿安佑宮參拜，再往同樂園與母后共進早膳，再到長春園的佛寺祈拜。午後享用佳節的美食，由糯米粉搓成的甜湯圓。當夜幕下垂後，他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來到山高水長的廣場，欣賞表演節目，有摔跤、燈舞和盛大的煙火表演。來訪的蒙古親王也被邀請同觀慶典，所有觀賞的人都陶醉在煙火燦爛的夜空裡，同時還有零食和音樂伺候。法國傳教士王致誠目擊圓明園的盛大燈會，有如下興奮的描述：

正月的第十五天，中國即使再窮的人都會慶祝，提起不同形狀、大小不一的燈籠，使全中國都被照亮了，而最明亮的地方無過於享樂的皇宮（圓明園），容我細細道來。園中每一樓閣、殿堂或門廊都掛上幾盞燈籠。在溪流與河道以及湖泊上，也見到小船形狀的盞盞燈籠，飄浮在水面上。在山丘、橋樑和無數碧樹上，也都掛上製作精美的燈籠，造型各異，有魚、鳥、獸、花瓶、水果、花卉和船等大小不一的形狀，由絲綢、獸角、玻璃、珍珠母，等材料製成。……我激賞他們的豐富的創意，很想我們也能擁有。相比之下，我們所有的燈籠顯得窮酸與貧乏。

　　圓明園內尤其在湖邊，掛燈籠、放煙火顯然是一大盛事。法國傳教士看過，乾嘉著名詩人學者趙翼也曾看過，他陪伴乾隆在圓明園內觀賞節日的煙火，並留下紀錄：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並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趙翼的描述，可以印證乾隆近臣的詩作：「銀漢星橋不動塵，斜飛火鳳入勾陳，一聲雷起地中蟄，萬樹花開天上春，太乙高樓燈似晝，未央前殿月移輪，君王行樂新年盛，先使恩光遍近臣」。英國於十九世紀末派遣使團來華，也在圓明園內看過煙火表演，說是所見「煙火的數量之多，前所未見」，且認為在巴達維亞所見的煙火，無論在聲勢與類型上，遠遠不如。在圓明園由甩砲、彈射器、鞭炮、火箭和照明彈放出的煙火「設計新奇，既勻稱又有巧思，遠勝於我前所見的煙火」，英人形容中國的煙火猶如火山噴發，光芒閃爍，歷時約一個小時後，漫天煙雲密布，遲遲不散。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的元宵節，園內張燈結綵，放煙火和上演連台好戲，並以豐盛的食品款待皇室成員、大臣和蒙古親王。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乾隆早起，前往鴻慈永祜的安佑宮祭祖，在休息時有甜湯圓侍候。當日他在同樂園裡進用有二十四道菜的早膳，這些菜餚包括了燕窩雞絲、烤鴨、片野雞肉、鹿茸蒸鴨、蒸雞、烤鹿肉、碎豬肉、蒸菜包、蒸雞肉湯圓、臘肉和各類蔬菜。有些菜餚是用特別的碗盤來盛載，例如碎豬肉就盛在一個金盤裡，烤鴨放在琺瑯器上和用銀盤盛著臘肉。元宵節還有應節的各色糕點小點心，以及由後宮嬪妃準備的菜餚。元宵節的午膳極為奢華，在奉三無私殿華麗餐廳的紫檀木餐桌上，有三十二道不同的菜餚，並擺好精緻的筷子、瓷匙、玉碗、銀碟與餐巾。乾隆在親王、嬪妃和寵臣等受邀的嘉賓聚集之後才現身，他隨著音樂演奏聲，駕臨餐廳。當乾隆就坐御座後，奉上熱菜。照例每兩個賓客坐一桌，享用不斷提供的熱菜，並配上羹湯、奶茶、美酒、凍肉、蔬菜和甜點。當菜餚川流奉上時，伴奏柔和的音樂。午膳結束之後，乾隆賜給每一賓客一碗元宵甜湯圓，以表達他的愉悅。元宵節的下午，太監常寧給乾隆奉上熱食，如燕窩、雞鴨或羊肉蛋湯和奶茶，以及擺了葡萄酒和醬菜與糕點。日落之後，乾隆與他的賓客，包括來自蒙古、西藏和朝鮮等地的貴賓到山高水長景點的台階上，共賞煙火，並享用由僕役奉上的果品和湯圓。原定在正月十七舉行的煙火，因下雪而取消，當晚乾隆帝享用豐盛的夜宵。乾隆的日常起居，儼然是中華帝王而非塞外大汗。
　　當《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大功告成，所有編纂臣工應邀赴豪華的盛宴，接受賜贈的厚禮。園內的文源閣，典藏一部《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是皇上的八十大壽，前來道賀的賓客來自朝鮮、琉球和安南的使節，聚集於圓明園內大開宴席。乾隆高興之餘，詩興大發，並向賓客吟誦，藩邦使節祝酒之後，與清帝連韻唱和。英國使團於十八世紀末來訪，於遊覽圓明園時，在一座宮殿裡享用便餐，有色香雙美的菜色與水果、甜點、牛奶和冰水等。在宴會上，兩個英國賓客安排在一桌，桌上有各種珍饈和水果，英使喬治斯丹敦也是豪華宴會的座上客。
　　俄羅斯外交官曾於十八世紀來華，接受過乾隆皇帝的款待，留下出席圓明園宴會的紀錄：「在賓客面前的整潔小桌上，擺滿各式各樣的水果和蜜餞，看來中國人似乎習慣先上甜點與水果，至少我所接受的招待是如此。就此而言，可以概說中國人與歐洲人不同的地方。其他食物也是以同樣方式端上賓客面前的小桌上。菜色包括雞肉、羊肉和豬肉，全都是上好的食材，菜色不是烹煮，就炸炒，但沒有一品是烤的。皇帝從自己的桌上，給大使送去幾盤菜餚，其中烹煮的野雞肉，非常可口」。
　　農曆六月的第十八天是著名的「跑御馬日」，屆時清帝觀賞御前侍衛在圓明園的北牆外策馬。侍衛策馬時，牽另一匹馬在旁邊；起跑後，侍衛鞭擊旁邊的那一匹馬，當該馬因受鞭而快跑，侍衛迅即躍上旁邊那匹馬的背上。侍衛若能躍上奔馳的馬背，就會得到最大的賞賜，僅能從坐騎躍至另一並行的馬背，只能獲得次獎。若躍馬時墜地，也能得到一些賞賜。
　　圓明園因其優美的環境，成為清帝常住之地。皇帝的生日多半在園內慶祝，當聖壽那天的早上，文武大臣盛裝聚集於圓明園的正大光明殿，品位較低、三品以下的官員，則聚合在較遠的二宮門。皇帝盛裝出席，宣召臣工一一入殿祝賀。例如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九月二十五日，在熱河過生日，以狩獵為樂，大小官員則齊集在紫禁城的午門前遙祝聖壽。長壽的乾隆過八十嵩壽時，在有清十二位皇帝之中，沒有比他更高壽的。值此中國人所謂的杖朝之年，勢必要大肆慶祝，而當時清朝尚可稱繁榮的太平盛世。以十全老人自命的乾隆皇帝，欣然度過最盛大的壽慶。在生日的前夕，從北京的西直門通往圓明園的大路上，布置鮮豔的裝飾，呈現喜氣洋洋的氛圍。慶祝進程由總理欽定大臣監督，掌管來自全國重要官員和富商的賀禮。最受矚目的是來自兩淮、長蘆和浙江等富庶地區支付了盛大裝飾的所有費用。壽慶在圓明園啟動，皇室成員、滿洲貴族、滿漢大臣、文官武將、耆老、以及安南國王，和來自朝鮮、緬甸、真臘、蒙古、台灣，以及回族各部的代表，按序一一覲見恭賀。然後等待入座壽筵，賓客齊呼萬壽以示忠誠。圓明園南門西側的山丘，稱為迎壽山，山巔新建壽星亭。萬壽兩個中文大字展示在戲台上，另有數以百計的賀聯在園內到處張貼，還有樂隊奏出愉悅的頌揚樂聲，另有千名喇嘛在巨大的遮篷裡，朗誦佛經祈求乾隆大帝萬萬歲。在此壯麗的御園裡，處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整天不斷收到數以千計的致敬賀詞，來自未能親自出席壽慶典的地方官員。八十歲的乾隆精神煥發，身體健康如昔，高興受賀後，回到高粱橋北邊的倚虹堂進用生辰晚膳。盛大的壽典總計花費了一千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五兩白銀，比原先預算約少了五十七萬三千七百零三兩。想必是由熱心的滿洲族人、大臣、地方官員自願補貼了費用。不少京官也從自己的俸銀中撥出款項來支付祝壽經費。事後看來，乾隆八十大慶竟是圓明園裡最後的盛大壽慶。自此之後，清朝逐漸衰微。嘉道兩朝已感受到內亂外患的威脅，圓明園也不能如往日的鋪張，當咸豐登基之際，政經都在惡化之中，使咸豐感到到御園享樂有罪惡之感，等到英法聯軍入侵，圓明園被焚毀，象徵大清的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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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裝訂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570881301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528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人文歷史＞中國史地＞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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