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權貴的私密檔案
走進民國時期的原始檔案，認識民國的財金政策與蔣、孔、宋三人的關係對歷史的影響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還原歷史．揭密內幕
走進民國時期的原始檔案
發掘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蔣介石如何查處孔祥熙與美金公債舞弊案？
蔣介石得悉雅爾達密約後，態度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宋子文為何會從政壇的高處跌下？
蔣、孔、宋三人有著怎樣微妙的關係？
戰前、戰時和戰後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是怎樣的？
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被行刺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本書將以真實的史料為你一一解答。
本書收錄之文章均是多年來以查閱檔案館的資料為基礎而撰寫，特別是近年蔣介石日記、蔣中正檔案和宋子文、孔祥熙檔案的公布，及王世杰、徐永昌、唐縱、陳布雷、王子壯、張發奎、翁文灝、熊式輝、陳克文等眾多民國時期名人日記與回憶錄的出版，都成為本書依據的重要史料。為了適應廣大讀者的習慣，本書盡可能採用通俗性的語言，增加趣味性的情節，減少學術性的規範，同時也嚴選圖片，目的自然是希望文字生動、圖文並茂、閱讀性高。本書所有內容都有大量史料為根據，絕非胡編亂造，無中生有；同時，在注意尋求通俗的要求下，最重要的原則還是堅守真實。
名人推薦
本書其根據，則或來自台北等地所存民國檔案，或來自蔣介石等人的私人日記或筆記，既可供研究者採用，補充現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歷史愛好者知人論世，藉以瞭解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楊天石
目錄
序／楊天石
蔣介石與反腐肅貪
蔣介石查處美金公債舞弊案
蔣介石與雅爾達密約
蔣介石日記中的香港受降
蔣介石與孔祥熙的恩恩怨怨
宋子文「以行為家」
宋子文的人際關係
戰時重慶官場異動
宋子文的「認錯書」
宋子文與戰後初期的財經政策
宋子文下台以後
宋子文與九龍城寨事件
宋氏家族在上海的房產
民國股改往事
合作與分歧
「理財高手」孔令侃
《金山日報》倒孔，孔氏心腹滅火
家僕狐假虎威，孔少仗勢欺人
小數點之謎
章太炎抵制外資侵佔東北礦權
張嘉璈被撤職的前前後後
唐紹儀被刺的原因
張自忠：以死明志，以身殉國
戴笠也做媒？
有關宋美齡訪美的幾封電報
唐壽民的落水與入獄
戰後接收大員強佔民營企業之一例：從王雲五致宋子文的一封親筆函談起
後記
序／導讀
序
最近幾十年，我一直致力於民國史研究，自然，十分關注海內外相關學者的動態。例如，他們有何出版的新著，發現了什麼新資料，提出了什麼新觀點，在哪些方面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等等。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鄭會欣教授是我十分關注的學人之一。
我之所以十分關注會欣教授的研究，原因很多。其一是他研究專長為民國時期的財政經濟史。如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活動，人類社會的其他活動，例如政治、軍事、外交、文化諸種類型的活動都建築於經濟活動的基礎之上，受制於經濟和財政狀況。不瞭解經濟史、財政史，就無法深入地瞭解和研究人在其他領域的活動。無法瞭解一個集團、黨派、政權的生存、發展與興衰。我自己在大學時期學的是中國文學，畢業後有十年左右的時間研究中國哲學，後來由於命運安排，踏上史學研究之途，可以說「勾掛三方來闖蕩」了，但是，我絕不敢踏入經濟史、財政史領域，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著作和文章雖然寫了不少，但是，卻基本沒有寫過經濟史、財政史的文章，無他，自知學養不足，「藏拙」而已。然而，研究民國史，不瞭解經濟史、財政史又不行。例如，不瞭解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就無法理解他們何以未能長驅北上，「直搗黃龍」？不瞭解上一世紀二十年代江浙金融集團和廣東、兩湖等地民族資產階級的狀況，就無法深入理解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清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至於其他一系列全域性的、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例如，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謂「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資本主義」等等，恐怕更無從置喙，只能人云亦云了。 會欣教授是研究民國時期財政經濟史的專家，著有《改革與困擾：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嘗試》（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一九九八年）、《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及其經營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貿易研究》（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九年） 等書，他的這些著作都能匡我不逮，引我思考。
原因之二是會欣教授曾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七年，高度熟悉民國檔案，善於發現並利用珍貴檔案，解決疑難問題。
歷史研究是實證科學，需要從史實出發，靠史實立論。史實已逝，需要靠史料還原、重建。在眾多的史料中，檔案最為重要。有些歷史事件，當時就撲朔迷離，事後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就要查找可靠的、有權威的檔案資料加以論列。會欣教授由於熟悉檔案，因此常能利用這一優勢，解決民國史上一些不易解決的問題。以一九四七年孔、宋家族套購外匯一案為例。當年七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南京《中央日報》刊載消息：聲稱財政、經濟兩部奉令查明：自一九四六年三月政府開放外匯市場到同年十一月修正進出口條例，強化管制的八個半月中，孚中實業公司共結外匯一億五千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三美元，揚子建業公司共結匯一億八千零六十九萬一千零六十九美元，中國建設銀公司結匯八萬七千七百六十二美元，三者相加，共達三億三千餘萬美元，占同一時期中央銀行售出外匯三億八千萬美元的百分之八十八弱。這三家公司分別是宋子良、孔令侃、宋子文創辦的，屬於豪門資本。消息刊出後，立即引起社會的強烈憤慨。但是，兩天以後，《中央日報》卻又刊登《孚中、揚子等公司結購外匯之實數》，說明前登消息，有「數處漏列小數點」。按照新公布的「實數」計算，三公司的結匯數字僅為三百三十餘萬美元，原報導誇大了一百倍。但是，這一更正不能為人取信，被認為是官方的庇護、掩飾，社會的憤怒和聲討更烈。甚至在多年後，原報導人、《中央日報》記者陸鏗仍堅持舊說，並稱「漏列小數點」是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為化解危機而採取的高招。這樣看來，孔宋豪門套購巨額外匯一案似乎已成鐵案，無可懷疑了。然而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會欣教授從當時經營進口的商品機構、進口貨品的種類、價格等方面分析， 認為《中央日報》最初報導的數位顯然過於誇大，與事實「相差實在太遠」。不僅如此，會欣教授更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中找到當年財政部的《簽呈》和經濟部的《會呈》，證明原文確有「小數點」，《中央日報》在據以報導時確實將之漏掉了。這就為解決這一多年疑案提供了無可辯駁的鐵證。
這樣的情況非僅一例。抗戰時期，孔祥熙的美金公債舞弊案，我曾根據蔣介石日記、國民黨黨史館檔案、傅斯年檔案等多種資料，論證其事，並且仔細闡述了蔣介石查處此案的經過。拙文發表後，《歷史研究》雜誌轉來了會欣教授的同一主題的文章，要我提出意見。我讀後發覺會欣教授的文章由於有二檔館等處的資料支撐，因此比拙文更詳實、更豐富，便大力推薦此文。收在本書中的〈唐紹儀被刺的原因〉和我的一篇舊文所述大體相同，甚至利用的主要檔案也大致相同，但是，拜讀後，我仍然感到，會欣教授的文章所引用的資料比我豐富。在若干方面的論述比我深入。
會欣教授本書，闡述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唐紹儀、張嘉璈、章太炎、張自忠、王雲五、戴笠，以及唐壽民、孔令侃等人的事蹟，大都見人之所未見，述人之所未述。其根據，則或來自南京、台北等地所存民國檔案，或來自蔣介石、王世傑、張嘉璈、陳克文、唐縱等人的私人日記或筆記，因而都證實、可信，既可供研究者採用，補充現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歷史愛好者知人論世，藉以瞭解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物。
我和會欣教授相識多年，多次在海內外的檔案館和學術會議上相見，得到過他的許多幫助。我所希望於會欣教授的是，沿著已經開闢的道路繼續前行，在民國財政、經濟史和民國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楊天石
試閱
蔣介石與反腐肅貪
以往由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需要，海峽兩岸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截然相反，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歷史中無法迴避的重要人物。近年來，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有關蔣介石日記和檔案的開放，推動了民國史的研究，愈來愈多學者開始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蔣介石予以重新審視，並發表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論著，而且兩岸學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也愈來愈趨於一致，這應該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最近這幾年我正在進行抗戰以來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每一重大貪腐個案發生的背景、經過以及最終處理的結果予以綜合分析和對比，從中尋找一些共性的特徵。在這中間，自然會涉及到蔣介石對待貪污腐敗的態度，以及他又是如何反腐肅貪的。
應該說，蔣介石個人的生活（特別是中年以後）還是相當清廉，也是比較儉樸的。作為黨國的最高領袖，為了政權的穩定，對於貪污和腐敗的行為蔣介石是極為憎惡的，這種言論在他的日記和講話中可以說隨處可見，而且他還經常對這類案件予以嚴厲的懲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亦曾努力懲治貪污，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的日記中寫道：「行政院通令鏟除貪污：（一）侵吞公款，（二）侵占公物，（三）濫用公物，（四）虛靡公物，（五）偽造報銷，（六）收官用，（七）浮報，（八）兼職兼薪或津貼，（九）超薪，（十）以公款生息。」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亦曾多次頒布懲辦貪污的法令，一九三八年三月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中第十六條即明文規定：「嚴懲貪官污吏，並沒收其財產」；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頒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又在其基礎上經立法院修訂，公布《懲治貪污條例》，並列舉了二十一種貪污的行為。與此同時，財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締國家行局以資金投機套利、禁止國家行局人員投機牟利以及禁止官員直接經營商業。但是，貪污的風氣不但沒有得到制止，反而愈來愈盛，特別是自抗戰中期以後，這種腐敗已經日益具有系統化、體制性的特點，這也是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戰爭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物資極度匱乏，而大後方人口卻迅速增加，物價上漲。為此政府實施戰時統制經濟，所有出口物資均以統購統銷的方式運營，並全面管理外匯，而對事關國計民生的物資則實施專賣。這些舉措在戰時是必須的，但它卻使得那些主管財政經濟的官員所掌握的權力愈來愈大，導致黑市盛行，通貨膨脹，而官商勾結，以權謀私乃至於囤積、走私、貪污等各種腐敗行徑大行其道。同時，戰爭也影響了人們的心理，雖然抗戰初期人心振奮，同仇敵愾，然而到了相持階段，一是潰敗的陰影，二是相對的偏安，人們的心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那些官員和商人中，悲觀厭戰、得過且過、及時行樂的心態日益嚴重，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編注：《一江春水向東流》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上映的一部電影，拍攝於一九四七年。）對此就有生動的描述，而這些也都成為腐敗加劇的客觀原因。
就以軍隊的情形予以說明，當時軍隊官兵的待遇很低，中下級軍官的薪水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士兵的餉費就更少。國軍高級將領五十四軍軍長黃維就曾對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大嘆苦經：「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做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混水摸魚，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點油水，倒是人人說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做好不好，做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
蔣介石對於官場中的這種腐敗現象並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責政府中「做官不貪贓、不納賄，真是鳳毛麟角。什麼人不到政界則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纏萬貫了」，為此他曾多次下令對於貪腐行為予以嚴懲。然而這種處罰往往是隨意性的衝動，遠非制度化的舉措，而且懲治的對象大都亦只是那些較低級的官員，這裡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予以說明。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後，為了緩和物資緊缺的問題，特別設立平價購銷處，並委任經濟部商業司司長章元善兼任處長。章元善上任後儘管也頒布了一些法令，企圖實施「以量控價」的政策來抑制物價，然而沒有物資為基礎，那些空文如何制止得了物價的上升。章元善無奈之餘，只好辭去平價處處長一職。此時大後方物價已如脫韁之馬，老百姓更是怨聲載道，政府各部門之間也相互推諉。為了堵塞民怨，蔣介石決定「借人頭，平物價」，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指示戴笠等軍統人員將章元善和國貨聯營公司經理壽墨卿祕密扣押。然而調查了大半個月，並沒有查到章元善等人的貪污證據，加上經濟部翁文灝部長的力保，只能將他們釋放。但是為了面子，最終還是以「玩忽政令，貽誤事機」的莫須有罪名，免去章元善的所有職務。
另一件令人矚目的事件則是中國前成都市長楊全宇的囤積居奇案。當時大後方物價飛漲、物資緊缺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特別是糧食供應的短缺更加牽動市民的神經。一九四○年三月十三日成都市發生搶米風波，作為一市之長的楊全宇自然負有一定責任，其後又傳出有人以他的名義購進三百石白米的消息，儘管他本人事先可能並不知情，但此事一經披露，立即引起成都市民的憤怒和輿論的抨擊。正為糧食問題感到焦頭爛額的蔣介石聞訊後更是極為憤怒，並下令從嚴懲治。於是，楊全宇先是被逮捕，免去所有職務，接着便移送軍法總監部審理。軍法總監何成濬以為楊囤積糧食數額未超過一千石，尚未達到死刑標準，對他擬判處有期徒刑，但蔣介石為了制止物價上升，決定殺一儆百，最終下令將楊全宇以囤積糧食之罪名處以極刑。
當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看到報紙上刊載楊全宇被槍斃的消息不禁大吃一驚，他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吃午飯時看報，朋友楊全宇被槍斃的消息突然射進眼簾。囤積居奇以至處死這是第一個，他是才卸任的成都市長、大川銀行的總經理，官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這時候恰好做一個犧牲品。他囤的麥子雖不過三百石，處死的作用卻是不小的。」陳克文的說法倒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對此蔣介石也很清楚，這就是亂世用重典，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楊全宇於二十三日伏法後，人心為之一快，物價已趨平穩。」而在三天後的「本月反省錄」中他又重申：「石友三通敵謀叛，楊全宇囤積居奇，兩人先後正法，關於軍事與經濟前途之影響甚大。」
關於政府在反腐肅貪中「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弊病，《華西日報》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的一篇社論中就曾評論道：「至於縣市以上，官愈大勢愈厚，而貪污數目愈為警人者，無有。這是不是說大官盡廉、小官才貪呢？不是。政治上從沒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貪污者。真貪污而無人告發檢舉。吞舟之魚漏網，而落網者皆鼠竊狗偷之徒。大奸大惡，逍遙法外，為所欲為，所以由此產生的下級貪污，也就誅不勝誅、愈來愈多了。」
這倒也不是說，蔣介石對於高層官員的貪腐行為完全不聞不問，他在日記中就經常痛斥屬下、包括一些高級官員貪腐的行徑。一九四二年，林世良以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的地位和名義，勾結大成商行章德武從仰光將三千萬元物資運往昆明，轉手就圖利一千萬元。此案為軍統人員所破獲，社會為之震動。但是林世良與孔公館的關係實在太深，他常替孔夫人與孔二小姐做生意，眾人皆知，因此孔祥熙竭力為其緩頰，軍法執行總監部判處他無期徒刑。此案傳到侍從室後，引起唐縱、陳芷町等人的不滿，認為執法不公，並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重判。當天蔣介石就親自下令，林世良判處死刑，不許緩刑，並限第二天執行公布。蔣介石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本星期反省錄」寫道：「林世良與許性初案，依法嚴懲，此實為以後袪除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關鍵。」
另一個案件則直接牽涉到孔祥熙。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接到有關孔祥熙涉嫌捲入美金公債舞弊一案的報告後，即多次下令財政部予以認真調查。當財政部將確鑿證據提交在他面前時，蔣介石極為憤怒，他在日記中說：「審閱中央銀行舞弊案全文，為之痛憤不已。」為此他曾親自召見剛剛回國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調查經過與事實及人證物證，屬其好自為之」。然而孔祥熙「總不肯全部承認也，可嘆」！甚至蔣介石「將其人證物證與各種實據交彼自閱，彼始猶指誓强辯，令人痛心，殊愧為基督徒矣」；「彼總想口辯掩飾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耻之至！」蔣介石雖然經常在日記中責駡屬下，但用「可耻之至」這樣的言辭辱駡孔祥熙還是第一次，可見蔣此時的確是對孔痛憤已極。
雖然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孔祥熙予以痛斥，但並沒有公開道破，還是讓他「設法自全」，算是給他留足了面子。然而在人證物證面前，孔祥熙還想抵賴，這時蔣介石憤怒至極，「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痛憤極矣」。他曾一度決定將此案公開，由監察院和國民參政會進行澈底調查。他的親信聞訊後立即加以阻止，說此案若要深入調查，勢必破壞國家的形象，失去國際的援助。最終蔣介石決定，將此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只是「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這樁震驚中外的貪腐大案，最終就這樣不了了之、倉促結案了。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從信任有加到暗中調查，從憤怒至極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時他的矛盾心理。儘管蔣介石可能一度曾有大義滅親的想法，但是一旦黨國利益與家族情誼糾纏在一起，他也完全無能為力了，這就像他在給宋子文的一封電報中所說，所有舉措必須「增加我內親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測」。
雖然此案在强權控制之下一時得以遮掩，黨國與家族的聲譽亦暫時得以保全，但這種後果卻極大地助長了貪腐行為的擴張。隨着抗戰勝利的到來，接收大員「五子登科」，軍政官僚貪贓枉法，豪門資本以權謀私，貪污與腐敗已逐漸成為體制性的行為，就像惡性癌細胞一樣，迅速蔓延到肌體的每一部分。戰後接收不僅為貪官污吏創造了一個大好機會，就連平日奉公守法的官員亦都想盡一切方法參加接收工作，以圖謀利。因此大致上可以這麼說，接收工作中的貪腐現象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只是多與少、放肆與克制之間的區別而已。中華民國政府（大陸時期）
接收之初蔣介石就屢屢接獲密報：「京、滬、平、津（編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京為南京市之簡稱；滬為上海市之簡稱；平為北平市（現改稱北京市）之簡稱；津為天津市之簡稱。）各地軍政黨員，窮奢極侈，狂嫖濫賭，並借黨團軍政機構名義，占住人民高樓大廈，設立辦事處，招搖勒索，無所不為，而以滬、平為尤甚。」他在日記中也多次強調，要「告誡軍隊及各級黨政人員，對收復區民眾只可撫慰，切勿驕矜自大。凡收復後在都市買屋占車與賺錢者，一經查明，必加嚴處；收留偽物資應以清廉簡樸為主」。當美國特使魏德邁對他說「中央派往華北大員之如何貪污不法，失卻民心」時，一方面蔣介石「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但他又認為，這是魏德邁「不知現在我國社會之複雜，共匪之造謠中傷，惟恐天下不亂與中央不倒之陰謀與暴動如何其兇頑也」。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政權已面臨滅頂之災，失敗已成定局。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對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其中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因包括：外交失誤，軍事挫敗，派系分裂，組織混亂，財經崩潰，戰時行憲，個人的傲慢作風，以及缺乏有效的宣傳方法等，但就是沒有提及貪污與腐敗對於國民黨失卻政權所造成的影響。
一九七○年六月一日至七日，蔣介石百病纏身，此時已久卧病榻的他又對自己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原因進行了檢討。直到這時，蔣介石還是特別強調內戰期間的外國因素，指責蘇聯援助中共奪取了東北，批評美國的錯誤調停工作，他認為這些才是致使中共取得軍事上風的重要原因。雖然他也承認，政府官員的腐敗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實際上卻並沒有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至於說他為什麼未能堅持反腐肅貪，蔣介石自己的解釋是因為他要處理的事務實在太多，而這類問題並非當務之急。因此直到蔣介石去世他都沒有意識到，對腐敗的縱容，使他成為貪腐的領袖，他的政府也成為腐敗的政府，最終必然遭到民眾的唾棄。
孔祥熙權傾一時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長達二十年，宋子文與孔祥熙輪流執掌國家財政金融大權，他們又都是國家元首蔣介石的至親，權傾一時，黨國與家族的利益可以說是榮辱與共，息息相關，「公誼」與「私情」之間往往難以區分。以往「四大家族」的稱號雖然具有強烈的政治涵意，卻早已深入人心；近年來隨著大批珍貴的史料刊布，重新分析蔣介石與孔祥熙、宋子文之間的關係便成為歷史學家深感興趣的
問題。
一九三八年初，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長，登上政壇的高峰，然而院內的參事和祕書對此卻有諸多議論，矛頭不但針對他本人，而且還直指他的子女。有人說「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滿十六歲之女兒處理，言下憤極，謂尚未有開苞資格的臭丫頭居然處理國事，我們尚何必再做此官耶」？有人還說：「最近孔以向美定購飛機之權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舊機，每小時不過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憤，但終無法補救云云。」長期擔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聽到這些傳言後不禁在日記中記道：「孔常於會議中嘆云『如此中國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滿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
孔祥熙這種名目張膽的斂財行徑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就連國民黨高層亦為之側目，時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後任國民參政會祕書長的王世杰就曾在日記中多次記載他對孔祥熙的觀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來中外人士對中央信託局（孔為董事長）購買軍火指摘殊甚，謂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電告知蔣委員長，孔氏在會議中力為辯護。」王世杰本人也認為孔任院長後內政外交處處被動，毫無成績可言。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王世杰獲悉傅斯年等二十餘名參政員正準備聯名致函蔣介石，反對孔祥熙繼續出長行政院。十月三十日孔祥熙出席會議並報告財政，受到參政員「嚴重之詢問」；十一月六日，參政會閉會，「多數人頗不滿於孔院長，孔院長在會場中亦悻悻然」。十一月九日，孔祥熙出席最高國防會議，亦「以參政會同仁頗多表示不滿，微露消極之意」。
然而孔祥熙等豪門的斂財行徑終於引起大後方民眾的憤慨，一九四○年前後，在大後方重慶等地相繼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倒孔運動，其中倒孔的健將當屬馬寅初、傅斯年等幾位知名學者。這種情形就連蔣介石的親信唐縱都覺得解氣，只是認為蔣身為「一國領袖，憂勞國事，不能獲得家庭之安慰，不亦大苦乎」？對其處境深表同情。但是孔祥熙畢竟「為今日之紅人，炙手可熱，對馬自然以去之為快」，站在家族的立場，蔣介石為了維護孔祥熙的名譽和地位，竟「手令衛戍總司令將其押解息峰休養，蓋欲以遮阻社會對孔不滿之煽動也」。
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在重慶召開，會上有部分中央委員建議改組政府，內閣大換班，但由於蔣介石的袒護，此次倒孔未能成功，僅僅是郭泰祺接替王寵惠出任外交部長。所以王世杰在四月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此次全會，外間切望財政部長人選有更動，會畢，竟無更動徵象，外間不免失望。」毫無疑問，這裡所說失望的人一定包括宋子文在內。六月二十三日，遠在美國的宋子文致電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稱「最近孔在重慶，爪牙密布，幾有清一色之勢」，並說八中全會有人建議改組政府，蔣介石卻認為是他要「爭奪政權」，因而感到十分委屈。宋子文表示「領袖之不諒如此，益增悚愧，但我輩一本赤忱，為民族、為國家，只有不顧一切，努力盡我個人之職責」。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李石曾便中在蔣介石面前予以解釋，以期重新得到蔣的信任。
七月二十六日，李石曾給宋子文發去一封長電，談到他與蔣介石見面時，「介公、孔夫人皆避談兄事」，但「對兄態度冷淡無可諱言」。李石曾認為「介公用人行政，自有權衡之見甚深，雖常命兄作事，但絕不願由兄使其被動」。李還勸宋，稱「介公大方針不錯，抗戰前途頗可樂觀，雖對兄不起，然兄為國必可諒而笑置之。弟常請兄作哲學工夫，此其時也。兄赤忱為國，當不計一時艱苦，介公外態且淡，實際倚重性未減，兄只有盡忠，終有良果」。據他觀察，「介公領袖自雄，對庸公亦非盡信，且已有小裂痕」。因此「介公對兄雖表面不好，亦或正欲用兄，世事往往不宜皆看正面」云云。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號召全黨修明政治，《大公報》為此發表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稱：「現在九中全會既有修明政治的決議，我們輿論界若沉默不言，那是溺職；新聞管理當局若不准我們發表，更是違悖中央勵精圖治之旨。」社評披露香港危急時，中國航空公司曾派飛機到港搶救撤退人員，飛回重慶時竟運來箱籠、老媽子和洋狗；同時還揭露某部長（即外交部長郭泰祺）以公款六十五萬元購置一公館之事，因而要求政府「肅官箴，儆官邪」。儘管交通部長張嘉璈二十九日對「飛機運狗事件」在《大公報》上進行解釋，儘管這一消息後來證實確係誤傳，但大後方民眾卻都堅信不疑，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高校學生更是連日發動示威游行，掀起倒孔的高潮。然而其結果是，蔣介石只撤去郭泰祺的職務，改由宋子文接任，孔祥熙的職務則紋絲不動。蔣介石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的日記中表示：「昆明聯大學生遊行反對庸之，此事已成為普遍之風氣，不能不令辭去，但此時因有人反對而去則甚不宜也。國人與青年皆無辨別之智能，故任人煽惑矇混，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顛倒，自古皆然。」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接著寫道：「政客又想借《大公報》〈整頓政治〉一文，在各處運動風潮推倒庸之，應以澹定處之。」後來他更將其歸咎於「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這就清楚地看出蔣介石的態度了。
對於昆明出現的倒孔風潮，侍從室幾位親信與蔣介石的看法卻截然不同，譬如陳布雷就認為孔祥熙「已為勞怨所叢，其原因亦有所自」，且孔「年事已高，對缺點已難改正矣」。其後陳布雷還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孔的觀感：「昆明六日有大隊學生遊行，到處書寫反孔標語，皆受《大公報》論文影響，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實孔之誤國豈青年所能盡知，不過謂其專誣其貪而已，貪與專實尚非孔之罪也。」若「貪與專」還不是孔最大的罪責，那麼孔真正的罪過是甚麼呢，陳布雷並沒有明確指出，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侍從室祕書陳方則認為「孔之為人莫不痛恨，為孔辯護者，均將遭受責難」；唐縱亦在日記中寫道：「近來學潮愈鬧愈廣，委座對此甚為震怒，曾命康澤赴昆明調查，結果與國社黨（羅隆基等）關係，委座怒不可遏。但今日報載，孔副院長病癒視事，這無異激勵青年學生，增加委座之困難。也許孔故意為此，使委座不得不為之解脫，而彼得以一勞永逸也。然天下人無不嘆息委座為之受過也。聞為此事，委座與夫人鬧意氣者多日。自古姻戚無不影響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難矣哉！」唐縱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孔祥熙自動辭職。但陳布雷卻說，「孔不但不辭職，而且要登報，表示病癒視事」，為此事陳布雷不禁發出感嘆曰：「孔氏對朋友、對領袖、對親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舉。」
蔣介石的態度發生轉變
儘管蔣介石對孔祥熙處處維護，但對其所作所為並非一無所知，有時甚至還相當不滿，譬如抗戰前夕孔祥熙想插手中德之間的祕密貿易，蔣介石就曾當著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和中央銀行理事葉琢堂的面「痛罵孔不顧國體，辭極嚴厲」，這是由於「蔣、孔對德易貨意見大相逕庭，因孔實反對實行也，如實行則願從中取利也」。蔣介石在日記中亦時有記載，如批評孔祥熙只知「有財政而不注重整個政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因為貪圖私利而導致「輿情太惡」，特別是把持財政之後，竟不讓蔣介石插手，「一與商討財政，彼即憤氣，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機皆祕，而惟恐我知道」，「是全將余助他之好意誤會」（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甚至有時竟像宋子文那樣「違忤不從，至為痛苦，因之心情燥急，時用忿怒也」（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同時也為了減輕黨內外對孔的攻擊，蔣介石決定「接受孔庸之辭職，自兼行政院院長」，孔改任副院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然而蔣介石儘管有時對孔祥熙產生過不滿，卻一直採取克制的態度，並在日記中加以檢討，提醒自己「對孔何時現鄙嫌之意與嚴厲之聲，應切戒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甚至後來發現孔屬下販賣鴉片謀利之事，蔣除了表示「庸之對鴉片運輸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貪小失大」，也只能是「更為憂悶，故終日鬱鬱不舒，乃休養不足之過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然而孔祥熙及其屬下自視有保護傘，氣焰囂張，不但不予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串通大成商行的章德武，以中央信託局的名義走私汽車零件，牟取暴利。不料事情敗露，林、章等人被捕，引致社會憤慨。因林係孔之心腹，所以孔祥熙竭力為其說情緩頰，軍法執行總監部礙於孔之情面，經過多月審判，將林判處無期徒刑。消息傳出後，就連蔣介石的隨從們都為之不滿，欲聯合起來向蔣介石陳明實情。唐縱提出應援引成都市長楊全宇因貪污槍決之案例，陳方則建議以利用職權謀利為由，均主張嚴判。這些呈辭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呈給蔣介石，「旋即奉批林世良應予處死刑，許性初改處徒刑四年以上，不許緩刑。並於當晚電話，限二十二日執行公布」。
蔣介石對孔的態度一旦發生變化，立即引起宋美齡的不滿，甚至長期住在孔公館不歸。據唐縱觀察，蔣介石夫婦之間關係不洽，是因為「夫人私閱委座日記，有傷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長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擔任，夫人希望由孔擔任，而反對宋，此事至今尚未解決」。見到蔣介石困擾於黨國與家族之間的處境，唐縱亦不由得從內心發出感嘆：「委座嘗於私人室內做疲勞的吁嘆，其生活亦苦矣！」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是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十週年的紀念日，財政部在廣播大廈舉行慶祝會。對此局面蔣介石實在是傷腦筋，如果出席，很可能會遭致民眾不滿；但若不去，又恐傷害了親戚之間的關係。最後蔣介石決定「不赴廣播大廈，而赴財政部。不值而別」，對蔣的所作所為唐縱等人的理解是，「其處境亦良苦矣」！
面對著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攻擊，黨內也有不少人懷疑「總裁能將孔罷免以大快人心否」？唐縱則認為目前時期並不成熟，因為有蔣夫人的關係。唐縱的猜測不錯，儘管孔祥熙採取以退為進的方法，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呈，但蔣立即將辭呈退回，並予以慰留。為此事蔣介石曾與陳布雷有過一段十分有趣的交談。蔣介石問陳布雷，外間究竟對孔祥熙有甚麼議論？陳布雷回答說：「普遍的批評，孔作生意，在北京政府時代買辦與官僚結合，南京政府時代買辦與官僚結合，尚有平津、京滬之距離；今者官僚、資本家、買辦都在重慶，合而為一。黨內的批評，孔不了解黨的政策，違背政府政策行事。」聽了陳布雷的話蔣介石深有感觸，但也沒說什麼，只是表示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接替。對此陳布雷只能感嘆地說：「委座沒有澈底改革決心！」
恰好此時要在美國的布列敦森林召開國際貨幣基金會議，因此孔祥熙就被委以中國政府的全權代表，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率團啟程赴美，行前蔣介石還專門致函羅斯福，對孔祥熙盛讚不已，稱「孔博士與余始終共事凡十六年於茲，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及財政方面之情形，充分明瞭」；雖然中國目前非常需要孔祥熙留在國內處理政務，但因此行「對於增強我中美兩國以及余與閣下之友誼合作，深信必有重大之成就」，因此他才決定委派孔作為「余個人最堪信任之代表」，前往美國洽談
云云。
國際貨幣基金會議結束之後，孔祥熙雖然長期逗留在美國，但國內倒孔的風潮卻絲毫沒有降溫。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在重慶開幕，第二天財政部次長俞鴻鈞代表孔祥熙在會上作財政報告，參政員傅斯年帶頭開炮，強烈要求「辦貪污首先從最大的開刀」，並提出四大問題：一、孔及其家族經營商業問題；二、中央銀行問題（任用私人，予取予求）；三、美金儲蓄券舞弊問題；四、黃金買賣問題。矛頭直指孔祥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美金公債舞弊案。
撤職卻未查辦
面對著國內日益高漲的倒孔浪潮，蔣介石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撤換的決定。十一月十八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一方面對於他在美國處境艱難表示慰問，同時提出「最好兄能屈就駐美大使，以加重對美合作之表示」，這就意味著蔣介石已經決定撤換孔祥熙的職務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公布內閣更換的決定，孔祥熙被免去財政部長一職，由原政務次長俞鴻鈞繼任，此時孔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尚未撤換，但蔣介石已暗示他，希望他主動辭去行政院首腦的職務。同時提出在其未回國之前，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一職。此時蔣介石如此急切要求孔辭職，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發覺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債的舞弊案了。
此刻蔣介石表面上對孔祥熙還是盡量予以保護，但在暗中卻下令進行祕密調查。這一段時間蔣介石的日記中經常留下徹查美金舞弊案的記載，同時他還多次下令，命新任財政部長俞鴻鈞徹查此案。俞鴻鈞雖然是孔祥熙多年的下屬，但在蔣介石多次指令下，亦不敢不認真調查，他祕密呈送的報告即明確地指出美金公債的問題所在，因此蔣介石閱後即認定「考慮徹查美金公債案已得要領，不難追究也」，他還具體開列查核要點，命令俞鴻鈞迅速派員，限期進行調查。
此時蔣介石已察覺到美金公債一案涉及到孔祥熙，但如何處理他還沒有決定，他在「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美金公債舞弊案已有頭緒，須待庸之病痊回國也。」同時他將美金公債舞弊案初步調查結果告知仍在美國的孔祥熙，但孔並不承認。蔣在日記中記道：「接庸之電，令人煩悶，痛苦不知所止。」他再與俞鴻鈞商討進一步調查美金公債的案情，然而此案真的牽涉到孔氏家族，如何處理確實十分棘手，因此他也認為，此事「甚難解決也」。
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由於孔祥熙等財經官員的貪腐行為引起朝野上下強烈不滿，在中委當選名單中得票最低，更在中常委選舉中落選。鑒於這種情形，蔣介石決定行政院改組，他與孔雙雙辭去行政院正副院長之職，由宋子文和翁文灝繼任。蔣介石認為：「余與庸之辭去行政院正副院長，亦為政治上必要之措施，深信此舉必於今後政治之效用甚宏也。」
蔣介石將撤換孔祥熙之舉稱之為「以公忘私」，但他的這種心態其實外人都看得很清楚，王子壯在六全大會結束後的日記中記道：「蔣之政軍方面，除軍事自理外，財政在前面由宋子文，近六七年則由孔祥熙主其事。以才論，孔不如宋，但為人易與。同時孔則懼內，孔夫人宋藹齡及其子女好貨特甚，廣事搜刮，醜聲四播，社會側目。參政會中迭次提出質問孔氏，均由蔣保護，多方開脫。人以是短蔣，以其不辨是非、以護近親也。」
七月八日，赴美一年有餘的孔祥熙終於回到重慶，然而他對於美金公償案全然予以否認，直到蔣介石將證據擺在面前，他雖無話可說，但仍加以狡辯。此時蔣介石的心情十分矛盾，這段時期的日記中經常提及此事，一方面他對孔之惡行深為慣怒，咒其所為「可恥之至」，但究竟如何處理又猶豫
不決。
雖然蔣介石對於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債舞弊一案十分憤怒，但當他聽說陳賡雅、傅斯年等參政員準備在國民參政會上對此案提出質詢時，他又想盡一切辦法對孔加以保護。首先是他讓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王世杰出面，他對陳賡雅說了一堆大道理：「此案提出，恐被人借為口實，攻擊政府，影響抗戰前途，使仇者快意，親者痛心」，接著又半帶威脅地說，提案內容若與事實有出入，恐怕對聯署人有所不利，要他將提案自動撤銷。陳賡雅則堅持本案證據確鑿，個人願為此負責。其後，陳布雷又以新聞界前輩的身分前來勸說，他一方面肯定陳賡雅等人收集資料用心良苦，他也承認若在大會上提出一定有所價值。但是又有個投鼠忌器的問題，就是這個提案一旦曝光，公諸社會，將會引起美國和英國等友邦人士的反感，因而不再繼續支持中國的抗戰，導致失道寡助的後果，這肯定也不是諸位發起提案的初衷。因此他建議，不如將提案改為書面檢舉，直接遞交蔣介石，這樣既可查明舞弊，又不致影響抗戰。而當參政會祕書處正準備將這一提議排印分發，侍從室第二處突然將提案原件帶回，說是蔣介石要親自審閱。於是該提案就被取走，一直到大會閉幕時都沒有退回，未能在會上進行討論。會後該提案又立即被銷去案號，所以沒有在社會上公開。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出現變化，這在以前可是從未發生過的事，然而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他卻猶豫再三，始終下不了決心。然而最終黨國榮辱與家族興衰糾纏在一起，蔣介石決定將此案迅速了結，不能讓它再擴大下去。就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決定，將「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因此這樁震驚中外的貪腐大案，最終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黨國家族，榮辱與共
從蔣介石的日記來看，應該說他對於查處貪腐案件是十分重視的，對於官吏中的腐敗行徑也是極為憤恨的。當他從不同渠道得到有關舞弊案的報告後，曾多次下令密查。面對著財政部的敷衍應付，蔣介石不為所動，屢屢下令，堅持徹查；而面對著孔祥熙的抵賴和狡辯，他更是不顧情面，對其拙劣的說辭一一予以駁斥，甚至一度還想「任參政會要求徹查」。但是，當他意識到此案若真正公開將會影響到黨國的統治以及家族的聲譽之時，蔣介石思慮再三，最後也只能是撤去孔祥熙的職務，追繳其不法所得（至於最終有無全數收回只有天曉得了），卻沒有依法追究孔祥熙等人貪腐的刑事責任，甚至連輿論也嚴格加以控制。於是偌大一件貪腐案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淹沒於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了。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從信任有加到暗中調查，從憤怒至極到不予追究，儘管蔣介石可能一度有大義滅親的想法，但是一旦黨國利益與家族情誼糾纏在一起，他也完全無能為力了。這種矛盾的心理不僅在蔣介石的日記中處處可見，就連他的侍從對此亦感觸極深，唐縱即在日記中多次記錄了他所觀察到的現象。除此之外，許多事實也可充分說明。
一九四八年初，孔祥熙要求前往美國治病，黨內高層意見紛紜，蔣介石雖然幾經猶豫，但最終還是同意讓孔出國。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國銀行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正在美國的董事長孔祥熙回國出席，但蔣介石卻認為孔「官僚而又不潔」，有意撤去孔之職務，在他看來，「親威家庭之難為其求，是不得已也」。因此孔祥熙不得不辭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這也是他擔任的最後一項公職。
一九四八年九月，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的行動中查抄了揚子建業公司囤積的大量物資，矛頭直指孔令侃。此舉得到朝野上下的密切注意，監察院亦立即委派監察委員熊在渭、金越光前來上海進行調查，孔令侃則立即搬出宋美齡為他說情。十月九日，蔣經國從無錫飛往北平，特地向蔣介石報告上海執行經濟管制的情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經濟本爲複雜難理之事，而上海之難，更爲全國一切萬惡鬼詐薈萃之地，其處理不易可想而知。對於孔令侃問題，反動派更借題發揮，强令爲難，必欲陷其於罪，否則即謂經之包蔽〔庇〕，尤以宣鐵吾機關報攻訐爲甚。余嚴斥其妄，令其自動停刊。」十月十八日剛從瀋陽督戰回到北平的蔣介石又給上海市長吳國楨發來一電報，要他立即制止監察院的行動，曰：
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核查，中以為依法令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則可屬令侃聘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 意與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
兩天後吳國楨即發來回電：
查此案前係由督導處辦事處逕飭警局辦理，奉鈞座電後，經與經國兄洽定三項辦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監察委員，檢查該公司業務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據違反取締日用品囤積居奇條例之職權，警局前派會同查勘人員即日撤回；（二）該公司可以無當地行政人員在場為理由，拒絕查帳，不必正面與該委員等發生爭執；（三）監察委員熊在渭與天翼先生關係極深，職定訪天翼先生，請其轉達不作超越法律範圍之檢查。
此時東北戰場鏖戰正急，國共兩黨正在進行決定中國未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蔣介石居然萬里戎機，特地從前線發來電報，阻止有關部門對揚子公司的調查，這就說明此刻黨國榮辱與家族利益已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了。
一個月之後，宋美齡要去美國訪問，蔣介石先是不同意，因宋美齡一再堅持，蔣亦無可奈何。但當她啟行之前，外交部次長葉公超曾向駐美大使顧維鈞傳達了外長王世杰有關接待宋美齡的五點口頭指示，而且說明這是經過蔣介石同意的，其中第四點明確指出：「孔家的人，無論長幼，均不得參加她的活動；她的一切活動均須透過駐美大使館並與之商議安排。」這說明當時在美國人的眼中孔氏家族就是一個貪腐的典型，就連蔣介石也必須讓宋美齡與他劃清界限。
一九四九年前後，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家族都先後離開大陸定居美國，但宋子文後來只到過一次台灣，時間也很短暫；而孔祥熙則於一九六二年赴台灣定居，直至一九六六年病重時方返回美國就醫，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於美國病逝。
孔祥熙去世後極盡哀榮，宋美齡親自飛往美國參加葬禮，蔣介石不僅書贈輓幛「為國盡瘁」，還手撰「孔庸之先生事略」以為悼念，這在黨國元老中是絕無先例的。蔣介石在文中自稱他與孔祥熙「久同患難，共仗安危」，贊其「天性篤實，不尚浮華」，「綜理財政，竭慮殫精」，「臨危受命」，「沉著籌維」，「屢使革命大業轉危為安」，歷數孔氏改革財政之功績。在提及孔祥熙於抗戰勝利前夕涉嫌貪腐而辭去本兼各職之事時，蔣介石則將其全部歸咎於中共「千方百計，造謠惑眾，動搖中外輿論」所致，他的理由是，當孔祥熙辭職時留在國庫的黃金和外匯價值超過十億美元，實為「中國財政有史以來唯一輝煌之政績」，僅憑這一點，「其為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為無能乎？其為有能乎？」然而當孔辭職之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這分明是指責宋子文戰後財政政策的嚴重失誤，導致國民黨最終失去大陸。蔣介石對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愛憎於此可見一斑。但正如王世杰在日記中所說，蔣介石的「這一評判，未必能平息物議」；而最能說明孔祥熙涉嫌貪腐的真相，卻在蔣介石的日記和相關文件中清楚地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真實的見證。
以往由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需要，海峽兩岸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截然相反，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歷史中無法迴避的重要人物。近年來，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有關蔣介石日記和檔案的開放，推動了民國史的研究，愈來愈多學者開始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蔣介石予以重新審視，並發表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論著，而且兩岸學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也愈來愈趨於一致，這應該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最近這幾年我正在進行抗戰以來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每一重大貪腐個案發生的背景、經過以及最終處理的結果予以綜合分析和對比，從中尋找一些共性的特徵。在這中間，自然會涉及到蔣介石對待貪污腐敗的態度，以及他又是如何反腐肅貪的。
應該說，蔣介石個人的生活（特別是中年以後）還是相當清廉，也是比較儉樸的。作為黨國的最高領袖，為了政權的穩定，對於貪污和腐敗的行為蔣介石是極為憎惡的，這種言論在他的日記和講話中可以說隨處可見，而且他還經常對這類案件予以嚴厲的懲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亦曾努力懲治貪污，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的日記中寫道：「行政院通令鏟除貪污：（一）侵吞公款，（二）侵占公物，（三）濫用公物，（四）虛靡公物，（五）偽造報銷，（六）收官用，（七）浮報，（八）兼職兼薪或津貼，（九）超薪，（十）以公款生息。」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亦曾多次頒布懲辦貪污的法令，一九三八年三月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中第十六條即明文規定：「嚴懲貪官污吏，並沒收其財產」；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頒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又在其基礎上經立法院修訂，公布《懲治貪污條例》，並列舉了二十一種貪污的行為。與此同時，財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締國家行局以資金投機套利、禁止國家行局人員投機牟利以及禁止官員直接經營商業。但是，貪污的風氣不但沒有得到制止，反而愈來愈盛，特別是自抗戰中期以後，這種腐敗已經日益具有系統化、體制性的特點，這也是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戰爭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物資極度匱乏，而大後方人口卻迅速增加，物價上漲。為此政府實施戰時統制經濟，所有出口物資均以統購統銷的方式運營，並全面管理外匯，而對事關國計民生的物資則實施專賣。這些舉措在戰時是必須的，但它卻使得那些主管財政經濟的官員所掌握的權力愈來愈大，導致黑市盛行，通貨膨脹，而官商勾結，以權謀私乃至於囤積、走私、貪污等各種腐敗行徑大行其道。同時，戰爭也影響了人們的心理，雖然抗戰初期人心振奮，同仇敵愾，然而到了相持階段，一是潰敗的陰影，二是相對的偏安，人們的心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那些官員和商人中，悲觀厭戰、得過且過、及時行樂的心態日益嚴重，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編注：《一江春水向東流》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上映的一部電影，拍攝於一九四七年。）對此就有生動的描述，而這些也都成為腐敗加劇的客觀原因。
就以軍隊的情形予以說明，當時軍隊官兵的待遇很低，中下級軍官的薪水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士兵的餉費就更少。國軍高級將領五十四軍軍長黃維就曾對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大嘆苦經：「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做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混水摸魚，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點油水，倒是人人說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做好不好，做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
蔣介石對於官場中的這種腐敗現象並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責政府中「做官不貪贓、不納賄，真是鳳毛麟角。什麼人不到政界則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纏萬貫了」，為此他曾多次下令對於貪腐行為予以嚴懲。然而這種處罰往往是隨意性的衝動，遠非制度化的舉措，而且懲治的對象大都亦只是那些較低級的官員，這裡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予以說明。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後，為了緩和物資緊缺的問題，特別設立平價購銷處，並委任經濟部商業司司長章元善兼任處長。章元善上任後儘管也頒布了一些法令，企圖實施「以量控價」的政策來抑制物價，然而沒有物資為基礎，那些空文如何制止得了物價的上升。章元善無奈之餘，只好辭去平價處處長一職。此時大後方物價已如脫韁之馬，老百姓更是怨聲載道，政府各部門之間也相互推諉。為了堵塞民怨，蔣介石決定「借人頭，平物價」，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指示戴笠等軍統人員將章元善和國貨聯營公司經理壽墨卿祕密扣押。然而調查了大半個月，並沒有查到章元善等人的貪污證據，加上經濟部翁文灝部長的力保，只能將他們釋放。但是為了面子，最終還是以「玩忽政令，貽誤事機」的莫須有罪名，免去章元善的所有職務。
另一件令人矚目的事件則是中國前成都市長楊全宇的囤積居奇案。當時大後方物價飛漲、物資緊缺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特別是糧食供應的短缺更加牽動市民的神經。一九四○年三月十三日成都市發生搶米風波，作為一市之長的楊全宇自然負有一定責任，其後又傳出有人以他的名義購進三百石白米的消息，儘管他本人事先可能並不知情，但此事一經披露，立即引起成都市民的憤怒和輿論的抨擊。正為糧食問題感到焦頭爛額的蔣介石聞訊後更是極為憤怒，並下令從嚴懲治。於是，楊全宇先是被逮捕，免去所有職務，接着便移送軍法總監部審理。軍法總監何成濬以為楊囤積糧食數額未超過一千石，尚未達到死刑標準，對他擬判處有期徒刑，但蔣介石為了制止物價上升，決定殺一儆百，最終下令將楊全宇以囤積糧食之罪名處以極刑。
當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看到報紙上刊載楊全宇被槍斃的消息不禁大吃一驚，他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吃午飯時看報，朋友楊全宇被槍斃的消息突然射進眼簾。囤積居奇以至處死這是第一個，他是才卸任的成都市長、大川銀行的總經理，官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這時候恰好做一個犧牲品。他囤的麥子雖不過三百石，處死的作用卻是不小的。」陳克文的說法倒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對此蔣介石也很清楚，這就是亂世用重典，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楊全宇於二十三日伏法後，人心為之一快，物價已趨平穩。」而在三天後的「本月反省錄」中他又重申：「石友三通敵謀叛，楊全宇囤積居奇，兩人先後正法，關於軍事與經濟前途之影響甚大。」
關於政府在反腐肅貪中「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弊病，《華西日報》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的一篇社論中就曾評論道：「至於縣市以上，官愈大勢愈厚，而貪污數目愈為警人者，無有。這是不是說大官盡廉、小官才貪呢？不是。政治上從沒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貪污者。真貪污而無人告發檢舉。吞舟之魚漏網，而落網者皆鼠竊狗偷之徒。大奸大惡，逍遙法外，為所欲為，所以由此產生的下級貪污，也就誅不勝誅、愈來愈多了。」
這倒也不是說，蔣介石對於高層官員的貪腐行為完全不聞不問，他在日記中就經常痛斥屬下、包括一些高級官員貪腐的行徑。一九四二年，林世良以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的地位和名義，勾結大成商行章德武從仰光將三千萬元物資運往昆明，轉手就圖利一千萬元。此案為軍統人員所破獲，社會為之震動。但是林世良與孔公館的關係實在太深，他常替孔夫人與孔二小姐做生意，眾人皆知，因此孔祥熙竭力為其緩頰，軍法執行總監部判處他無期徒刑。此案傳到侍從室後，引起唐縱、陳芷町等人的不滿，認為執法不公，並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重判。當天蔣介石就親自下令，林世良判處死刑，不許緩刑，並限第二天執行公布。蔣介石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本星期反省錄」寫道：「林世良與許性初案，依法嚴懲，此實為以後袪除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關鍵。」
另一個案件則直接牽涉到孔祥熙。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接到有關孔祥熙涉嫌捲入美金公債舞弊一案的報告後，即多次下令財政部予以認真調查。當財政部將確鑿證據提交在他面前時，蔣介石極為憤怒，他在日記中說：「審閱中央銀行舞弊案全文，為之痛憤不已。」為此他曾親自召見剛剛回國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調查經過與事實及人證物證，屬其好自為之」。然而孔祥熙「總不肯全部承認也，可嘆」！甚至蔣介石「將其人證物證與各種實據交彼自閱，彼始猶指誓强辯，令人痛心，殊愧為基督徒矣」；「彼總想口辯掩飾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耻之至！」蔣介石雖然經常在日記中責駡屬下，但用「可耻之至」這樣的言辭辱駡孔祥熙還是第一次，可見蔣此時的確是對孔痛憤已極。
雖然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孔祥熙予以痛斥，但並沒有公開道破，還是讓他「設法自全」，算是給他留足了面子。然而在人證物證面前，孔祥熙還想抵賴，這時蔣介石憤怒至極，「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痛憤極矣」。他曾一度決定將此案公開，由監察院和國民參政會進行澈底調查。他的親信聞訊後立即加以阻止，說此案若要深入調查，勢必破壞國家的形象，失去國際的援助。最終蔣介石決定，將此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只是「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這樁震驚中外的貪腐大案，最終就這樣不了了之、倉促結案了。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從信任有加到暗中調查，從憤怒至極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時他的矛盾心理。儘管蔣介石可能一度曾有大義滅親的想法，但是一旦黨國利益與家族情誼糾纏在一起，他也完全無能為力了，這就像他在給宋子文的一封電報中所說，所有舉措必須「增加我內親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測」。
雖然此案在强權控制之下一時得以遮掩，黨國與家族的聲譽亦暫時得以保全，但這種後果卻極大地助長了貪腐行為的擴張。隨着抗戰勝利的到來，接收大員「五子登科」，軍政官僚貪贓枉法，豪門資本以權謀私，貪污與腐敗已逐漸成為體制性的行為，就像惡性癌細胞一樣，迅速蔓延到肌體的每一部分。戰後接收不僅為貪官污吏創造了一個大好機會，就連平日奉公守法的官員亦都想盡一切方法參加接收工作，以圖謀利。因此大致上可以這麼說，接收工作中的貪腐現象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只是多與少、放肆與克制之間的區別而已。中華民國政府（大陸時期）
接收之初蔣介石就屢屢接獲密報：「京、滬、平、津（編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京為南京市之簡稱；滬為上海市之簡稱；平為北平市（現改稱北京市）之簡稱；津為天津市之簡稱。）各地軍政黨員，窮奢極侈，狂嫖濫賭，並借黨團軍政機構名義，占住人民高樓大廈，設立辦事處，招搖勒索，無所不為，而以滬、平為尤甚。」他在日記中也多次強調，要「告誡軍隊及各級黨政人員，對收復區民眾只可撫慰，切勿驕矜自大。凡收復後在都市買屋占車與賺錢者，一經查明，必加嚴處；收留偽物資應以清廉簡樸為主」。當美國特使魏德邁對他說「中央派往華北大員之如何貪污不法，失卻民心」時，一方面蔣介石「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但他又認為，這是魏德邁「不知現在我國社會之複雜，共匪之造謠中傷，惟恐天下不亂與中央不倒之陰謀與暴動如何其兇頑也」。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政權已面臨滅頂之災，失敗已成定局。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對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其中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因包括：外交失誤，軍事挫敗，派系分裂，組織混亂，財經崩潰，戰時行憲，個人的傲慢作風，以及缺乏有效的宣傳方法等，但就是沒有提及貪污與腐敗對於國民黨失卻政權所造成的影響。
一九七○年六月一日至七日，蔣介石百病纏身，此時已久卧病榻的他又對自己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原因進行了檢討。直到這時，蔣介石還是特別強調內戰期間的外國因素，指責蘇聯援助中共奪取了東北，批評美國的錯誤調停工作，他認為這些才是致使中共取得軍事上風的重要原因。雖然他也承認，政府官員的腐敗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實際上卻並沒有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至於說他為什麼未能堅持反腐肅貪，蔣介石自己的解釋是因為他要處理的事務實在太多，而這類問題並非當務之急。因此直到蔣介石去世他都沒有意識到，對腐敗的縱容，使他成為貪腐的領袖，他的政府也成為腐敗的政府，最終必然遭到民眾的唾棄。
孔祥熙權傾一時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長達二十年，宋子文與孔祥熙輪流執掌國家財政金融大權，他們又都是國家元首蔣介石的至親，權傾一時，黨國與家族的利益可以說是榮辱與共，息息相關，「公誼」與「私情」之間往往難以區分。以往「四大家族」的稱號雖然具有強烈的政治涵意，卻早已深入人心；近年來隨著大批珍貴的史料刊布，重新分析蔣介石與孔祥熙、宋子文之間的關係便成為歷史學家深感興趣的
問題。
一九三八年初，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長，登上政壇的高峰，然而院內的參事和祕書對此卻有諸多議論，矛頭不但針對他本人，而且還直指他的子女。有人說「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滿十六歲之女兒處理，言下憤極，謂尚未有開苞資格的臭丫頭居然處理國事，我們尚何必再做此官耶」？有人還說：「最近孔以向美定購飛機之權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舊機，每小時不過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憤，但終無法補救云云。」長期擔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聽到這些傳言後不禁在日記中記道：「孔常於會議中嘆云『如此中國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滿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
孔祥熙這種名目張膽的斂財行徑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就連國民黨高層亦為之側目，時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後任國民參政會祕書長的王世杰就曾在日記中多次記載他對孔祥熙的觀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來中外人士對中央信託局（孔為董事長）購買軍火指摘殊甚，謂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電告知蔣委員長，孔氏在會議中力為辯護。」王世杰本人也認為孔任院長後內政外交處處被動，毫無成績可言。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王世杰獲悉傅斯年等二十餘名參政員正準備聯名致函蔣介石，反對孔祥熙繼續出長行政院。十月三十日孔祥熙出席會議並報告財政，受到參政員「嚴重之詢問」；十一月六日，參政會閉會，「多數人頗不滿於孔院長，孔院長在會場中亦悻悻然」。十一月九日，孔祥熙出席最高國防會議，亦「以參政會同仁頗多表示不滿，微露消極之意」。
然而孔祥熙等豪門的斂財行徑終於引起大後方民眾的憤慨，一九四○年前後，在大後方重慶等地相繼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倒孔運動，其中倒孔的健將當屬馬寅初、傅斯年等幾位知名學者。這種情形就連蔣介石的親信唐縱都覺得解氣，只是認為蔣身為「一國領袖，憂勞國事，不能獲得家庭之安慰，不亦大苦乎」？對其處境深表同情。但是孔祥熙畢竟「為今日之紅人，炙手可熱，對馬自然以去之為快」，站在家族的立場，蔣介石為了維護孔祥熙的名譽和地位，竟「手令衛戍總司令將其押解息峰休養，蓋欲以遮阻社會對孔不滿之煽動也」。
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在重慶召開，會上有部分中央委員建議改組政府，內閣大換班，但由於蔣介石的袒護，此次倒孔未能成功，僅僅是郭泰祺接替王寵惠出任外交部長。所以王世杰在四月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此次全會，外間切望財政部長人選有更動，會畢，竟無更動徵象，外間不免失望。」毫無疑問，這裡所說失望的人一定包括宋子文在內。六月二十三日，遠在美國的宋子文致電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稱「最近孔在重慶，爪牙密布，幾有清一色之勢」，並說八中全會有人建議改組政府，蔣介石卻認為是他要「爭奪政權」，因而感到十分委屈。宋子文表示「領袖之不諒如此，益增悚愧，但我輩一本赤忱，為民族、為國家，只有不顧一切，努力盡我個人之職責」。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李石曾便中在蔣介石面前予以解釋，以期重新得到蔣的信任。
七月二十六日，李石曾給宋子文發去一封長電，談到他與蔣介石見面時，「介公、孔夫人皆避談兄事」，但「對兄態度冷淡無可諱言」。李石曾認為「介公用人行政，自有權衡之見甚深，雖常命兄作事，但絕不願由兄使其被動」。李還勸宋，稱「介公大方針不錯，抗戰前途頗可樂觀，雖對兄不起，然兄為國必可諒而笑置之。弟常請兄作哲學工夫，此其時也。兄赤忱為國，當不計一時艱苦，介公外態且淡，實際倚重性未減，兄只有盡忠，終有良果」。據他觀察，「介公領袖自雄，對庸公亦非盡信，且已有小裂痕」。因此「介公對兄雖表面不好，亦或正欲用兄，世事往往不宜皆看正面」云云。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號召全黨修明政治，《大公報》為此發表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稱：「現在九中全會既有修明政治的決議，我們輿論界若沉默不言，那是溺職；新聞管理當局若不准我們發表，更是違悖中央勵精圖治之旨。」社評披露香港危急時，中國航空公司曾派飛機到港搶救撤退人員，飛回重慶時竟運來箱籠、老媽子和洋狗；同時還揭露某部長（即外交部長郭泰祺）以公款六十五萬元購置一公館之事，因而要求政府「肅官箴，儆官邪」。儘管交通部長張嘉璈二十九日對「飛機運狗事件」在《大公報》上進行解釋，儘管這一消息後來證實確係誤傳，但大後方民眾卻都堅信不疑，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高校學生更是連日發動示威游行，掀起倒孔的高潮。然而其結果是，蔣介石只撤去郭泰祺的職務，改由宋子文接任，孔祥熙的職務則紋絲不動。蔣介石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的日記中表示：「昆明聯大學生遊行反對庸之，此事已成為普遍之風氣，不能不令辭去，但此時因有人反對而去則甚不宜也。國人與青年皆無辨別之智能，故任人煽惑矇混，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顛倒，自古皆然。」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接著寫道：「政客又想借《大公報》〈整頓政治〉一文，在各處運動風潮推倒庸之，應以澹定處之。」後來他更將其歸咎於「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這就清楚地看出蔣介石的態度了。
對於昆明出現的倒孔風潮，侍從室幾位親信與蔣介石的看法卻截然不同，譬如陳布雷就認為孔祥熙「已為勞怨所叢，其原因亦有所自」，且孔「年事已高，對缺點已難改正矣」。其後陳布雷還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孔的觀感：「昆明六日有大隊學生遊行，到處書寫反孔標語，皆受《大公報》論文影響，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實孔之誤國豈青年所能盡知，不過謂其專誣其貪而已，貪與專實尚非孔之罪也。」若「貪與專」還不是孔最大的罪責，那麼孔真正的罪過是甚麼呢，陳布雷並沒有明確指出，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侍從室祕書陳方則認為「孔之為人莫不痛恨，為孔辯護者，均將遭受責難」；唐縱亦在日記中寫道：「近來學潮愈鬧愈廣，委座對此甚為震怒，曾命康澤赴昆明調查，結果與國社黨（羅隆基等）關係，委座怒不可遏。但今日報載，孔副院長病癒視事，這無異激勵青年學生，增加委座之困難。也許孔故意為此，使委座不得不為之解脫，而彼得以一勞永逸也。然天下人無不嘆息委座為之受過也。聞為此事，委座與夫人鬧意氣者多日。自古姻戚無不影響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難矣哉！」唐縱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孔祥熙自動辭職。但陳布雷卻說，「孔不但不辭職，而且要登報，表示病癒視事」，為此事陳布雷不禁發出感嘆曰：「孔氏對朋友、對領袖、對親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舉。」
蔣介石的態度發生轉變
儘管蔣介石對孔祥熙處處維護，但對其所作所為並非一無所知，有時甚至還相當不滿，譬如抗戰前夕孔祥熙想插手中德之間的祕密貿易，蔣介石就曾當著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和中央銀行理事葉琢堂的面「痛罵孔不顧國體，辭極嚴厲」，這是由於「蔣、孔對德易貨意見大相逕庭，因孔實反對實行也，如實行則願從中取利也」。蔣介石在日記中亦時有記載，如批評孔祥熙只知「有財政而不注重整個政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因為貪圖私利而導致「輿情太惡」，特別是把持財政之後，竟不讓蔣介石插手，「一與商討財政，彼即憤氣，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機皆祕，而惟恐我知道」，「是全將余助他之好意誤會」（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甚至有時竟像宋子文那樣「違忤不從，至為痛苦，因之心情燥急，時用忿怒也」（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同時也為了減輕黨內外對孔的攻擊，蔣介石決定「接受孔庸之辭職，自兼行政院院長」，孔改任副院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然而蔣介石儘管有時對孔祥熙產生過不滿，卻一直採取克制的態度，並在日記中加以檢討，提醒自己「對孔何時現鄙嫌之意與嚴厲之聲，應切戒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甚至後來發現孔屬下販賣鴉片謀利之事，蔣除了表示「庸之對鴉片運輸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貪小失大」，也只能是「更為憂悶，故終日鬱鬱不舒，乃休養不足之過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然而孔祥熙及其屬下自視有保護傘，氣焰囂張，不但不予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串通大成商行的章德武，以中央信託局的名義走私汽車零件，牟取暴利。不料事情敗露，林、章等人被捕，引致社會憤慨。因林係孔之心腹，所以孔祥熙竭力為其說情緩頰，軍法執行總監部礙於孔之情面，經過多月審判，將林判處無期徒刑。消息傳出後，就連蔣介石的隨從們都為之不滿，欲聯合起來向蔣介石陳明實情。唐縱提出應援引成都市長楊全宇因貪污槍決之案例，陳方則建議以利用職權謀利為由，均主張嚴判。這些呈辭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呈給蔣介石，「旋即奉批林世良應予處死刑，許性初改處徒刑四年以上，不許緩刑。並於當晚電話，限二十二日執行公布」。
蔣介石對孔的態度一旦發生變化，立即引起宋美齡的不滿，甚至長期住在孔公館不歸。據唐縱觀察，蔣介石夫婦之間關係不洽，是因為「夫人私閱委座日記，有傷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長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擔任，夫人希望由孔擔任，而反對宋，此事至今尚未解決」。見到蔣介石困擾於黨國與家族之間的處境，唐縱亦不由得從內心發出感嘆：「委座嘗於私人室內做疲勞的吁嘆，其生活亦苦矣！」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是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十週年的紀念日，財政部在廣播大廈舉行慶祝會。對此局面蔣介石實在是傷腦筋，如果出席，很可能會遭致民眾不滿；但若不去，又恐傷害了親戚之間的關係。最後蔣介石決定「不赴廣播大廈，而赴財政部。不值而別」，對蔣的所作所為唐縱等人的理解是，「其處境亦良苦矣」！
面對著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攻擊，黨內也有不少人懷疑「總裁能將孔罷免以大快人心否」？唐縱則認為目前時期並不成熟，因為有蔣夫人的關係。唐縱的猜測不錯，儘管孔祥熙採取以退為進的方法，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呈，但蔣立即將辭呈退回，並予以慰留。為此事蔣介石曾與陳布雷有過一段十分有趣的交談。蔣介石問陳布雷，外間究竟對孔祥熙有甚麼議論？陳布雷回答說：「普遍的批評，孔作生意，在北京政府時代買辦與官僚結合，南京政府時代買辦與官僚結合，尚有平津、京滬之距離；今者官僚、資本家、買辦都在重慶，合而為一。黨內的批評，孔不了解黨的政策，違背政府政策行事。」聽了陳布雷的話蔣介石深有感觸，但也沒說什麼，只是表示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接替。對此陳布雷只能感嘆地說：「委座沒有澈底改革決心！」
恰好此時要在美國的布列敦森林召開國際貨幣基金會議，因此孔祥熙就被委以中國政府的全權代表，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率團啟程赴美，行前蔣介石還專門致函羅斯福，對孔祥熙盛讚不已，稱「孔博士與余始終共事凡十六年於茲，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及財政方面之情形，充分明瞭」；雖然中國目前非常需要孔祥熙留在國內處理政務，但因此行「對於增強我中美兩國以及余與閣下之友誼合作，深信必有重大之成就」，因此他才決定委派孔作為「余個人最堪信任之代表」，前往美國洽談
云云。
國際貨幣基金會議結束之後，孔祥熙雖然長期逗留在美國，但國內倒孔的風潮卻絲毫沒有降溫。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在重慶開幕，第二天財政部次長俞鴻鈞代表孔祥熙在會上作財政報告，參政員傅斯年帶頭開炮，強烈要求「辦貪污首先從最大的開刀」，並提出四大問題：一、孔及其家族經營商業問題；二、中央銀行問題（任用私人，予取予求）；三、美金儲蓄券舞弊問題；四、黃金買賣問題。矛頭直指孔祥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美金公債舞弊案。
撤職卻未查辦
面對著國內日益高漲的倒孔浪潮，蔣介石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撤換的決定。十一月十八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一方面對於他在美國處境艱難表示慰問，同時提出「最好兄能屈就駐美大使，以加重對美合作之表示」，這就意味著蔣介石已經決定撤換孔祥熙的職務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公布內閣更換的決定，孔祥熙被免去財政部長一職，由原政務次長俞鴻鈞繼任，此時孔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尚未撤換，但蔣介石已暗示他，希望他主動辭去行政院首腦的職務。同時提出在其未回國之前，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一職。此時蔣介石如此急切要求孔辭職，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發覺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債的舞弊案了。
此刻蔣介石表面上對孔祥熙還是盡量予以保護，但在暗中卻下令進行祕密調查。這一段時間蔣介石的日記中經常留下徹查美金舞弊案的記載，同時他還多次下令，命新任財政部長俞鴻鈞徹查此案。俞鴻鈞雖然是孔祥熙多年的下屬，但在蔣介石多次指令下，亦不敢不認真調查，他祕密呈送的報告即明確地指出美金公債的問題所在，因此蔣介石閱後即認定「考慮徹查美金公債案已得要領，不難追究也」，他還具體開列查核要點，命令俞鴻鈞迅速派員，限期進行調查。
此時蔣介石已察覺到美金公債一案涉及到孔祥熙，但如何處理他還沒有決定，他在「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美金公債舞弊案已有頭緒，須待庸之病痊回國也。」同時他將美金公債舞弊案初步調查結果告知仍在美國的孔祥熙，但孔並不承認。蔣在日記中記道：「接庸之電，令人煩悶，痛苦不知所止。」他再與俞鴻鈞商討進一步調查美金公債的案情，然而此案真的牽涉到孔氏家族，如何處理確實十分棘手，因此他也認為，此事「甚難解決也」。
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由於孔祥熙等財經官員的貪腐行為引起朝野上下強烈不滿，在中委當選名單中得票最低，更在中常委選舉中落選。鑒於這種情形，蔣介石決定行政院改組，他與孔雙雙辭去行政院正副院長之職，由宋子文和翁文灝繼任。蔣介石認為：「余與庸之辭去行政院正副院長，亦為政治上必要之措施，深信此舉必於今後政治之效用甚宏也。」
蔣介石將撤換孔祥熙之舉稱之為「以公忘私」，但他的這種心態其實外人都看得很清楚，王子壯在六全大會結束後的日記中記道：「蔣之政軍方面，除軍事自理外，財政在前面由宋子文，近六七年則由孔祥熙主其事。以才論，孔不如宋，但為人易與。同時孔則懼內，孔夫人宋藹齡及其子女好貨特甚，廣事搜刮，醜聲四播，社會側目。參政會中迭次提出質問孔氏，均由蔣保護，多方開脫。人以是短蔣，以其不辨是非、以護近親也。」
七月八日，赴美一年有餘的孔祥熙終於回到重慶，然而他對於美金公償案全然予以否認，直到蔣介石將證據擺在面前，他雖無話可說，但仍加以狡辯。此時蔣介石的心情十分矛盾，這段時期的日記中經常提及此事，一方面他對孔之惡行深為慣怒，咒其所為「可恥之至」，但究竟如何處理又猶豫
不決。
雖然蔣介石對於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債舞弊一案十分憤怒，但當他聽說陳賡雅、傅斯年等參政員準備在國民參政會上對此案提出質詢時，他又想盡一切辦法對孔加以保護。首先是他讓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王世杰出面，他對陳賡雅說了一堆大道理：「此案提出，恐被人借為口實，攻擊政府，影響抗戰前途，使仇者快意，親者痛心」，接著又半帶威脅地說，提案內容若與事實有出入，恐怕對聯署人有所不利，要他將提案自動撤銷。陳賡雅則堅持本案證據確鑿，個人願為此負責。其後，陳布雷又以新聞界前輩的身分前來勸說，他一方面肯定陳賡雅等人收集資料用心良苦，他也承認若在大會上提出一定有所價值。但是又有個投鼠忌器的問題，就是這個提案一旦曝光，公諸社會，將會引起美國和英國等友邦人士的反感，因而不再繼續支持中國的抗戰，導致失道寡助的後果，這肯定也不是諸位發起提案的初衷。因此他建議，不如將提案改為書面檢舉，直接遞交蔣介石，這樣既可查明舞弊，又不致影響抗戰。而當參政會祕書處正準備將這一提議排印分發，侍從室第二處突然將提案原件帶回，說是蔣介石要親自審閱。於是該提案就被取走，一直到大會閉幕時都沒有退回，未能在會上進行討論。會後該提案又立即被銷去案號，所以沒有在社會上公開。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出現變化，這在以前可是從未發生過的事，然而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他卻猶豫再三，始終下不了決心。然而最終黨國榮辱與家族興衰糾纏在一起，蔣介石決定將此案迅速了結，不能讓它再擴大下去。就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決定，將「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因此這樁震驚中外的貪腐大案，最終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黨國家族，榮辱與共
從蔣介石的日記來看，應該說他對於查處貪腐案件是十分重視的，對於官吏中的腐敗行徑也是極為憤恨的。當他從不同渠道得到有關舞弊案的報告後，曾多次下令密查。面對著財政部的敷衍應付，蔣介石不為所動，屢屢下令，堅持徹查；而面對著孔祥熙的抵賴和狡辯，他更是不顧情面，對其拙劣的說辭一一予以駁斥，甚至一度還想「任參政會要求徹查」。但是，當他意識到此案若真正公開將會影響到黨國的統治以及家族的聲譽之時，蔣介石思慮再三，最後也只能是撤去孔祥熙的職務，追繳其不法所得（至於最終有無全數收回只有天曉得了），卻沒有依法追究孔祥熙等人貪腐的刑事責任，甚至連輿論也嚴格加以控制。於是偌大一件貪腐案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淹沒於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了。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從信任有加到暗中調查，從憤怒至極到不予追究，儘管蔣介石可能一度有大義滅親的想法，但是一旦黨國利益與家族情誼糾纏在一起，他也完全無能為力了。這種矛盾的心理不僅在蔣介石的日記中處處可見，就連他的侍從對此亦感觸極深，唐縱即在日記中多次記錄了他所觀察到的現象。除此之外，許多事實也可充分說明。
一九四八年初，孔祥熙要求前往美國治病，黨內高層意見紛紜，蔣介石雖然幾經猶豫，但最終還是同意讓孔出國。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國銀行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正在美國的董事長孔祥熙回國出席，但蔣介石卻認為孔「官僚而又不潔」，有意撤去孔之職務，在他看來，「親威家庭之難為其求，是不得已也」。因此孔祥熙不得不辭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這也是他擔任的最後一項公職。
一九四八年九月，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的行動中查抄了揚子建業公司囤積的大量物資，矛頭直指孔令侃。此舉得到朝野上下的密切注意，監察院亦立即委派監察委員熊在渭、金越光前來上海進行調查，孔令侃則立即搬出宋美齡為他說情。十月九日，蔣經國從無錫飛往北平，特地向蔣介石報告上海執行經濟管制的情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經濟本爲複雜難理之事，而上海之難，更爲全國一切萬惡鬼詐薈萃之地，其處理不易可想而知。對於孔令侃問題，反動派更借題發揮，强令爲難，必欲陷其於罪，否則即謂經之包蔽〔庇〕，尤以宣鐵吾機關報攻訐爲甚。余嚴斥其妄，令其自動停刊。」十月十八日剛從瀋陽督戰回到北平的蔣介石又給上海市長吳國楨發來一電報，要他立即制止監察院的行動，曰：
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核查，中以為依法令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則可屬令侃聘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 意與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
兩天後吳國楨即發來回電：
查此案前係由督導處辦事處逕飭警局辦理，奉鈞座電後，經與經國兄洽定三項辦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監察委員，檢查該公司業務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據違反取締日用品囤積居奇條例之職權，警局前派會同查勘人員即日撤回；（二）該公司可以無當地行政人員在場為理由，拒絕查帳，不必正面與該委員等發生爭執；（三）監察委員熊在渭與天翼先生關係極深，職定訪天翼先生，請其轉達不作超越法律範圍之檢查。
此時東北戰場鏖戰正急，國共兩黨正在進行決定中國未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蔣介石居然萬里戎機，特地從前線發來電報，阻止有關部門對揚子公司的調查，這就說明此刻黨國榮辱與家族利益已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了。
一個月之後，宋美齡要去美國訪問，蔣介石先是不同意，因宋美齡一再堅持，蔣亦無可奈何。但當她啟行之前，外交部次長葉公超曾向駐美大使顧維鈞傳達了外長王世杰有關接待宋美齡的五點口頭指示，而且說明這是經過蔣介石同意的，其中第四點明確指出：「孔家的人，無論長幼，均不得參加她的活動；她的一切活動均須透過駐美大使館並與之商議安排。」這說明當時在美國人的眼中孔氏家族就是一個貪腐的典型，就連蔣介石也必須讓宋美齡與他劃清界限。
一九四九年前後，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家族都先後離開大陸定居美國，但宋子文後來只到過一次台灣，時間也很短暫；而孔祥熙則於一九六二年赴台灣定居，直至一九六六年病重時方返回美國就醫，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於美國病逝。
孔祥熙去世後極盡哀榮，宋美齡親自飛往美國參加葬禮，蔣介石不僅書贈輓幛「為國盡瘁」，還手撰「孔庸之先生事略」以為悼念，這在黨國元老中是絕無先例的。蔣介石在文中自稱他與孔祥熙「久同患難，共仗安危」，贊其「天性篤實，不尚浮華」，「綜理財政，竭慮殫精」，「臨危受命」，「沉著籌維」，「屢使革命大業轉危為安」，歷數孔氏改革財政之功績。在提及孔祥熙於抗戰勝利前夕涉嫌貪腐而辭去本兼各職之事時，蔣介石則將其全部歸咎於中共「千方百計，造謠惑眾，動搖中外輿論」所致，他的理由是，當孔祥熙辭職時留在國庫的黃金和外匯價值超過十億美元，實為「中國財政有史以來唯一輝煌之政績」，僅憑這一點，「其為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為無能乎？其為有能乎？」然而當孔辭職之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這分明是指責宋子文戰後財政政策的嚴重失誤，導致國民黨最終失去大陸。蔣介石對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愛憎於此可見一斑。但正如王世杰在日記中所說，蔣介石的「這一評判，未必能平息物議」；而最能說明孔祥熙涉嫌貪腐的真相，卻在蔣介石的日記和相關文件中清楚地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真實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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